雪花入户轻，繁絮满枝头。
天地同沉寂，林深城外楼。
事实证明，重新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是非常正确的。不能只讲文化之魂，更要注重历史唯物主义之骨，刚柔并济，才能真正起到建设、发展与维护一种良性秩序的作用。
那么，何为马克思主义呢?有人认为要“理性”地谈马克思主义。他们试图绕开伟人来谈马克思主义，仿佛就能站在“客观”理性的角度，来审视这个世界。
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没有中国化，没有经过伟人用他经过一生的实践，以及他背后的整个中国文化与历史演变来看重新注释，来注入中国人民及历史传统的情感，来赋予它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和远大理想，或者信念，其也充其量只是徒有其“理”的理论而已。
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就意味着是追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这是中国人的唯物史观。
今天我们再讨论，为何伟人和他战友建立的新中国才是“新”中国呢。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蒋集团与日本战败者及侵略者“合作”起来，一方面阻止我党“接管”光复区，另一方面在“光复区”继续用伪政府那套统治班子。对人民该剥削还剥削，人民的生活依然在水深火热中。四万万百姓丝毫没有享受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所以，那些赞颂蒋介石的人实在蠢到家，坏到家。
我们看看下面《中国的内战》中几段历史记载。该书作者系美国学者。从她描述的言辞和立场态度，显然是维护蒋集团的。但恰恰是该书给我们揭露了国共内战前夕的历史真相。
她说：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里，蒋政府的公共形象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十分关键。……直到战后的接管期之前，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国民党缺陷的严重性。当人民发现，八年以来一直象征着民族生存意志的政府原来是这样的无能和腐败，他们的失望情绪就更大了。人们突然发现，他们无法用国民党战争时期建立的声望来衡量它战后的行为了。……公众的批评和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在解除日本人武装上的迟缓以及明显不愿惩治汉奸。第二个问题，也是最为人们痛恨的，是重庆派出接管日伪资产和机构的官员的贪污受贿行。第三个问题是恢复时期经济和金融管理的混乱。最后一个问题，接收官员对继续生活在日占区的一般民众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态度。……第一批抵达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的“首都”——的报社记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除了能在街上看到少数几个中国士兵以及偶尔有美国运输机到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京已经解放了⋯⋯，日本侵略者仍然在外交部大楼里办公。日本宪兵还驻留在前司法院的楼房里。到处都有日本哨兵站岗，他们受命维持和平和保护日侨……南京的报纸仍要接受日本特工的检查。
重庆的报纸很快开始报道前傀儡政府官员能够十分容易地重新变成国民党员。许多伪政权官员只要在办公室外挂一块新的招牌，就可以完成这一转变了(完全不同于伟人对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改造)。民众要求对前傀儡政府官员进行某种形式的惩罚或道德制裁，禁止他们担任公职。政府在官方声明中对此表示支持，但实际的做法却大相径庭。
……《大公报》在1945年9月9日写道：“在中国，不管发生什么，总是有同一批职业官僚。他们互相勾结，形成了一个利益团体，几乎没有人能够分化他们。虽然在日本投降前，南京傀儡报纸的编辑们还在卖力地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和‘和平救国’的政策，但现在，这些敏感的报业人士正忙着更换外套，他们和重庆的报纸互相呼应，唱起了同一个调子。”“当普通民众看到以前欺负和压迫他们的人还和从前一样，仍然执掌大权时，他们只会感到愤怒。”
简言之，在这期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集团继续与日本勾结，整套统治班子基本换皮不换骨，对百姓的剥削与压迫依旧。如今想来，日本一直缺乏认错与认输的深刻反省，与当时蒋集团对他们的态度与勾连关系，很可能有莫大关系。也就是说，自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蒋集团非但没有对他们进行惩治，相反更加恶劣的是，与他们勾连，不仅统治班子大多沿用伪日的人，或者与他们继续保持某种权力利益勾结关系，整套组织体系反映依然的是旧生产关系。
加上，美帝趁伟人带领我党在1945年初对日本转入攻势，日本败势已现，就先下手为强，对其投下原子弹，抢夺胜利果实，让日本战犯未能意识到自己的战争错误，输得心服口服。(即，美帝在1945年8月6、9日连续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但在1945年初，我党已经对日本从相持转入进攻了。这造成了胜利果实被篡夺。)这为当今中日美关系，埋下了极大的伏笔。亦言之，今日之果，实乃过去蒋日美媾和种下之因。我们再看看上述该书作者的记载：1945年9月下旬，代表蒋政府的《中央日报》报道……“他们(工人)目前的处境十分艰难，因此一些单纯的人对胜利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一个到中国东北和华东考察、并在11月初返回重庆的苏联人声称，上海90%的工厂都关闭了。一家天津本地的报纸报道，该市90%的工厂已经停产了。
社会部社会救济司拟订了一个为失业和低薪工人提供基本生活补助的救济计划。但失业工人太多，政府无法保证每个人都领到补助金。据估计，到9月底，仅在上海地区就有20万至50万人失业……在遭受了多年(包括战前和战争期间)的压迫后，工人……抗议和示威越演越烈。那些没有失业的工人则强烈要求增加工资，因为他们拿到手的伪币正在快速贬值。
9月2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宣布所有煽动罢工和劳资纠纷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工人被要求遵循法定程序寻求救济。但罢工和示威游行仍然在持续。最终，到11月中旬，上海宣布了戒严令，所有的罢工都被禁止了。……《大公报》指出，目前的汇率相当于直接没收人民的财产，让江苏和浙江的所有中产阶级破产。该报认为，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将国家最富庶的地区推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一家天津的报纸将内地来的接收人员和其他官员称作“新权贵”。他们只关心金价、服饰、房子、汽车，瞧不起所有留在日占区的居民。
由此可见，尽管说历史无法假设，但是历史却可以是相似的：以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接管的地区的人们生活之水深火热，可以合理地推测，几年后的1949年，万一蒋集团在美帝的支援下战胜了伟人带领的我党，人们的生活将更是惨不忍睹。
那将比上述引述的状况更加难以接受。那时，不光是赤裸裸的内外勾结的剥削，更有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紧箍咒”对我国人民的奴役。处处受人摆布，时时低人一等，不得安生。
相比之下，伟人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建立的新中国更显其“新”。新人民，新干部，新生产关系，新生产力，全部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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