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挑起了内战？川军营与解放战争2

解放战争后期，淮海战场上迷茫的“国军”基层官兵。1948年，(美)考夫曼摄

赵洪轩所在的一二二师，老师长就是抗战名将，牺牲在滕县的王铭章。如今的师长，则是张宣武。

张宣武，我原先写过，这个人很有点意思。他不是四川人，而是河南人，在川军诸将中，绝对稀罕。

青年时代的张宣武，绝对的人生翘楚，肄业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即我的母校——河南大学的前身。同学中有两位特别优秀，一位是韩儒林，另一位是侯镜如。还没毕业，正逢冯玉祥第一次督豫，开风气之先，开封的青年学生纷纷参军，张宣武跟着就走了。

准备开赴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官兵。

此时的张宣武，不能不说是忧国忧民的爱国青年，为了“革命”，马上到手的文凭，留学欧美名牌大学的前程，都不要了。

但是到了解放战争，历经从冯玉祥系统到川军，从参加中原大战到参加四川军阀内战，再到抗日战争，如今又带着川军，即将在蒋介石挑起的内战中，一马当先，张宣武早就变了，成了“老兵油子”。谁给钱多，给我好处最多，我就为谁卖命，什么国家民族，什么老百姓，都抛之脑后，个人利益最大化，才是根本!

1946年1月14日8时，一二二师“光复”河南光山县城，此前我三五九旅顾全大局，主动撤出。

国民党军伤兵。

时值停战令下，停战令上明白规定着从1月13日12时起生效，并早在1月10日开始公布下达，而国民党军却于停战令公布后的第四天、生效后的第二天，攻击并夺取光山县城。他们也觉得不光彩，不久“军调小组”来了，在我军的强烈抗下，国民党方面的军调代表宋瑞珂，硬说我军“造谣”，“国军”是13日上午，而非14日，即停战令生效前，而不是生效后，拿下光山的。

顺便说，别看宋瑞珂吐沫星子乱飞，得意洋洋，一年半之后，连人带部队，都成了我军的俘虏。

做戏做全套，参与进攻光山的国民党军，上上下下一通忙活，把所有有关进攻光山城的命令、报告、通报及其有关文件，一律重新伪造，重点是日期一律提前一天，连街上的“安民”告示，都扯下来，新换了一张，重点是进攻时间在13日，而非14日。还挑选了几百名川军干部，学了几句河南方言，装扮成当地老百姓，布置在城关各要道路口和沿街铺面，随时应对国共美三人小组的临检，咬死“国军”就是13日，而非14日进来的。

美国人的坦克，也帮不了蒋介石挑起内战，走向覆灭的道路。

美国人当然是拉偏架的，啥情况他们很清楚，为防止国民党军露馅，干脆建议不要去光山调查了，国民党军已经占领光山，这属于“既定事实”，而且“证据确凿”，实无撤走之必要，供军就不要“纠缠”了。

事后，一二二师收到了刘峙、孙震转来的蒋介石的嘉奖手令，张宣武获得“忠勤勋章”，全师赏洋五千。

赵洪轩揭了张宣武的老底，说张宣武对打内战很积极，对河南老乡尤其狠。向解放区进攻途中，不断制造事端，一路屠杀。尤其在老家泌阳，显耀一时，鱼肉乡里，所到之处，大抓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即所谓的“嫌疑犯”。师部在泌阳，一次就枪毙了几个人，关起来的人更多了。当然，这些都由张宣武的“白手套”——师部便衣队长侯子平出面来干。此人原来当过三六五团团长，是河南西平人，回到老家也是无恶不作。

美国人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战斗机。

写到这里，估计有读者很纳闷：张宣武、侯子平，抗战期间，不都是曾血战台儿庄的抗日英雄吗?怎么解放战争，成这样子了?

现在的话语体系，只要抗日，就是好人。问题是抗日的目的是什么?继续奴役人民，还是解放人民?

张宣武的回忆录中提到过，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6月，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就公开对一二二师全体官兵讲话：“我们有两个敌人!第一个敌人当然是日本鬼子，第二个敌人就是你们应该而且必须知道的——‘奸匪’，也就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第一个敌人不足畏，它可能很快地就要败退，而第二个敌人却是我们最大的心腹之患，是我们的死对头，它比第一个敌人还要厉害得多。因此，打罢日本，还有仗打，还过不成太平日子。你们思想上要有准备，你们要牢牢地记着我这一句话：将来抗日战争的结束，就是‘剿匪’战争的开始。”

陇海路东段铁路桥，蒋军的碉堡群。

张宣武，作为杂牌中的杂牌，要想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换言之，怎么在蒋介石、孙震眼中有价值，就必须比常人更狠，更卖命，来表现自己的忠诚，表现自己跟我党我军不共戴天。虽然抗战时期，该部曾和我党我军有过不错的合作。

所以，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能刻舟求剑，也不能一俊遮百丑。

时任营长的赵洪轩回忆，夺取光山县城前，张宣武召集营长以上军官，秘密下达命令。说奉上峰命令，要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前，拿下光山县城，不让共军在停战协定生效时占据一个县城。

行军中的国民党军。

为什么一定要夺取光山呢?

按照国民党方面的说法：河南全省，只有一个光山县城尚在“奸军”手中，打下来就等于河南全省所有城池不落“匪”手。

同为川军起义将领，刘文辉解放后曾对长子刘元彦说过：“蒋介石迷信武力，没有政治眼光，不顾国家利益，不管人心向背，怎么能不失败!”

不过，这明显是马后炮，就当时而言，国民党方面，能看出蒋介石必败的，恐怕极少。毕竟阶级利益使然，何况接收的大量日械，还有美国人大量援助和支持，“国军”又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呢?

国民党军士兵。

当然，民心所向，哪怕川军这样的杂牌军基层官兵，也是不想打内战的，毕竟将军们的勋章，以及升官发财，需要他们的血肉来奠基。

赵洪轩回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基层官兵和驻地百姓，人皆面无喜色。

此前由于日寇破坏，导致土地荒芜，十室九空，抗战胜利后，百姓还是不能正常生产，苦于兵灾。怎么可能有条件供给大军?该营驻在明港西边，靠近平汉铁路的几个小村庄，竟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风雪交加，严寒刺骨，基层官兵穿着破烂的棉衣，脚下是各式各样的鞋子，生冻疮烂手烂脚的很多，却缺医少药。如果是抗战时期，当兵的没半点怨言，如今怪话百出，甚至士兵不断逃亡。

长官训话。

与此同时，国民党准备打内战的节奏日益加快，部队整编，装备更换。

四十一军改为整编四十一师，下辖三个旅，一二二师为整编一二二旅，下辖三个团，原三六五团撤销，三个营合并成两个，打散充实到三六六团。

张则荪机关算尽，最后还是为人嫁衣，唯独赵洪轩留下来，在三六六团当二营长。

赵洪轩的心情不错，再次成了幸运儿，而且新单位其他两个营的营长，都是他的老部下。更高兴的是新编制下，各级编制和装备都充实了。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作为营火力的民二〇式82毫米迫击炮。

每个营增加一个炮排，迫击炮两门(八二)。每个步兵连增加一个小炮排，迫击炮两门(六〇)。连的编制增加一名中尉副连长，四个排各设上士副排长一名。

一个营的编制是三个步兵连，每连军官七员(连长、副连长、司务长、四个排长)，士兵一百七十多名。每个连轻机枪九挺，步枪四十枝，还有少量冲锋枪。一个重机枪连，四挺“马克沁”重机枪，二十多支步枪、冲锋枪。军官五员(正副连长、司务长、两个排长)，士兵一百一十名。炮排两门“八二”迫击炮、步枪、冲锋枪十余支。军官排长一员，士兵四十二名，营部军官六员(正副营长、副官、书记、军医、军械官)，士兵十六名。全营军官共计三十八员，士兵约七百名。

淮海战役，国民党军“民二四”式重机枪阵地。

想想看，原来赵洪轩的营，也就三百来人，军官三十六员。下辖三个连，加一个机枪连，有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十九挺，更别说迫击炮了。

还有个细节，各连还新设了指导员，不过不在编制内，有时有，有时无。好像国民党军队，包括川军都开始重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由于不在编，政工人员待遇低下，升迁无望，怎么可能切实起到应有作用呢?具体执行层面，能当好军中特务，监督官兵思想，防止投共、亲共，就已经是很负责任的政工人员了。即便如此，就赵洪轩所在部队的实际情况来看，都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人员时有时无。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是国民党军的顽疾。

究其原因，国民党军上上下下迷信武力，对政治工作完全没有认识，更谈不上重视，动辄就是视其为“卖狗皮膏药的”，所以指导员形同虚设，怎么可能提高官兵的政治思想觉悟，改善军民关系呢?

说到底，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属性使然。

一切剥削阶级和反动的统治阶级的军队，都是镇压人民的暴力工具。这种军队的反人民的阶级性质反映在军队的外部关系上，就是军民对立;反映在军队内部关系上，便是官兵对立。这种对立关系，决定了它不能不实行“愚兵”政策和压迫政策，提倡不准过问是非曲直的所谓“绝对服从”。

忙于“干饭”的国民党军基层官兵。

不过这些，对于唯武器论者来说，是看不到的，他们觉得有了洋枪洋炮，有了洋大人的支持和肯定，就可以横行天下，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无往而不利。

拿到新武器，只有经历过抗战的老兵很感慨，说：“这些家伙早点发下来，打日本鬼子该多好!”

言下之意，打内战，糟践啊!

不久，部队又开拔了，继续北上，过了黄河，到达新乡。郑州绥署所属部队长会议上，蒋介石大放厥词。赵洪轩作为与会者回忆，蒋介石的讲话就是内战动员令，回到部队不久，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就开始了。

倾覆在沟的国民党军美制卡车。

蒋介石讲了什么，让赵洪轩这么激动呢?

正好手头有对岸编纂的蒋介石年谱和言论集，会议时间为1946年5月2日(赵洪轩错记为6月中旬)，蒋介石的讲话题目叫《部队整编之意义》。老蒋还是很“燃”的，他说：

“你们大多数部队驻扎陇海路上，与共产党相距很近，你们如果是有志气有血性的现代爱国军人，必定要提高志气，雪耻自强，扫荡反动派的共产党，捍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们革命政府有的是军队，只要你们的部队内容能充实，力量能加强，对通讯、后勤、卫生的业务切实改进，使一个兵有一个兵的用处，一个连有一个连的用处，一个旅有一个旅的用处，一个师有一个师的用处，发挥军队充分的力量，那么，不仅共产党马上就要向我们乞和，就是列强也不能不尊重我国的主权和独立了。”

当选“总统”的蒋介石

好一个迷信武力的蒋介石，不过当时国民党军上下，还是有一股气的。即便是原先被人轻视的川军，这次也非常卖力，围攻中原解放区的战事还未拉开，孙震的两个军就已南下，准备堵截我军北上。

总攻开始后，一二二旅冒着暴雨和山洪暴发，一天一夜急行军一百四十里，好不容易从罗山赶到信阳。结果扑了个空，部队又得重新部署，尾随向西。

沿途检查中的国民党军岗哨。

大部队继续追击，赵洪轩营临时被调拨五绥区司令部指挥，五绥区就是原来的二十二集团军，增加了中央军的整三师。跟着大领导更烦人，先是坐火车到西平报到，等车就等了六个小时。刚到西平，又被要求急行军，天明前赶到驻马店，等于先向北，又向南。然后，又要西走南阳。这两次没有火车坐了，也没啥，关键是每人一双鞋，没有备用的，打草鞋又没稻草，本来穿的布鞋、胶鞋，破破烂烂，脚指头都在外面，怎么行军走路?

说到这里，大家注意一个细节没有?

国民党虽然很时髦，学了美国人搞“联勤”，却徒有其表，军鞋都无妨正常供应。相反我军习惯长途行军，不但极为重视军鞋供应，要求野战军，每年人均六双至八双军鞋，群众慰问子弟兵，军鞋也是大宗，而且人人有备用鞋，群众做军鞋的积极性也很高，优质优价，概不赊欠，绝不让群众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