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但实际上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互联网1.0，这个互联网的雏形就是大字报。但是大字报如今已经被污名化，被一些人视为文字狱的象征。那么大字报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消亡的呢?为何会成为中国最早的信息流呢?
大字报到底是什么
1967 年的北京胡同里，灰砖墙、电线杆、食堂山墙、大学礼堂门板，全被毛笔写在大白纸上的长文贴满。
路人念出声，争论，抄走，回单位再写一张反驳的，几天之内，一套意见能传遍一座城。没有服务器，没有 WiFi，没有转发键，但信息真的流动起来了，这就是大字报。
大字报后来被写进宪法，又被从宪法里划掉，承载过普通人对官僚主义的真实愤怒。
互联网到来之前，在墙面上跑起来的那套"早期公共信息流"，便是中国人最早起的互联网，它当初被发明和被肯定，本意恰恰是你我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件事：群众要有知情权、监督权，要能参与政事。
大字报产生的根源
1956 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八大判断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工业国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
领袖此时的核心焦虑是：党执政了，会不会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机器?工厂、学校、机关里的事，群众凭什么只能听广播、读社论，不能面对面地交流?
鉴于当时的形势，领袖做了两点：
一、1957 年开门整风
请党外人士、知识分子、工农群众给党委提意见，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1957 年 5 月 19 日清晨，北大饭厅灰墙上出现一张质问共青团代表选举程序的小纸条，随后哲学系学生提议搞一块"民主园地"，一张接一张的纸贴上墙，这不是谁布置的任务，是学生要"把事摊开说"。
二、把"鸣放"固化成形式
1957 年 6 月 6 日，中央发出领袖亲自起草的《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明确写："大放大鸣的方法的整风，应立即加紧进行。""大字报是一种好形式。"
到 1957 年 10 月 9 日八届三中全会，领袖在大会上鼓励大字报："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群众创造"+"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领袖在探索如何让人民群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
在领袖的逻辑里，大字报不是乱贴，而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让群众对领导机关开火的制度化出口：单位里谁官僚、哪份报表造假、哪条决定瞎拍板，不用只走信访和汇报，直接写到墙上，众人围观、众人辩论。
所以大字报诞生的原始命题就是：人民群众要有知情权(单位的事得让我看见)、要有监督权(领导犯浑我有权公开批)、要参政议政(不是只在投票日说话，日常政治局面里我有份)。
这个初衷建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领袖希望人民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领袖为什么支持
领袖支持"四大"，主观上有三条理由：
一、反官僚的需要
1950 年他推动"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1953 年批示反官僚主义"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1957 年看武汉国棉四厂工人用漫画丑化干部，他的反应不是撕掉，而是"顶住、看下去"。
他一直认为，靠上级查下级不够，得让群众当面揭。
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低成本的实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思路是：是非用摆事实、辩论解决，不都靠抓人。大字报+大辩论，在他设想里是"不抓人也能把是非辩清"的便宜机制。
三、1966 年后升级为"反修防修的武器"
到"四清"之后，他觉得自上而下反腐无效，要"自下而上揭发黑暗面"。聂元梓那张被他称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已经不是整风监督，而是用群众运动打官僚体系本身。
1957 年八届三中全会他把主要矛盾改回"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于是有些人趁机作乱，将"群众提意见"逐渐演绎成"阶级斗争新形式"，"监督领导"变成"打倒走资派"。
为什么写进 1975 年宪法
1975 年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第 13 条原文：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用今天的话翻译这条宪法：
知情权：单位、党委、厂矿的事，贴出来让你看见;
监督权：领导犯浑，你有权公开批;
参政权：通过"四大"参与塑造政治局面，不只人大开会那天才算公民。
领袖想把群众监督写进根本法，让参政议政不只在礼堂里发生，也在日常墙面上发生。1975 年的宪法，体现了"让群众用纸和浆糊参与国家"的乌托邦式承诺。
为什么 1980 年被删除
1980 年 2 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定调："'四大'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妨碍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同年 9 月 10 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修改宪法第 45 条，删去"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邓小平在 1980 年 1 月，《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里称："'四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
1980 年 9 月 16 日，《人民日报》署名文章补了关键一句：它"造成一种以势压人的空气，妨碍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其兴盛"同过去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错误估计密切相关"。
谭震林在全人大书面发言称：
"'四大'根本没有民主的意义，而是文革小组强有力的棍棒……受到揭发批判的同志，个人任何辩论的大字报贴不出去，即使贴上也被立即覆盖。"
问题不是"群众要知情监督"错了，而是这种形式同时具备三个致命缺陷：
无事实责任：署名可假，揭发无举证，被贴者无同等版面申辩;
无程序闭环：绕开信访、人大、法院，直接用舆论定罪;
被运动劫持：上层一定性"谁是敌人"，它就从监督工具变成制造冤案的工具。
当然这其中少不了民国遗老遗少和党内腐化堕落干部从中作梗，也有不少激进盲动分子起到了负面作用。
1957 年反右扩大化和"文革"中，一些人因一张大字报被划右派，最终被打倒，结局可悲，当然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要追溯到1959年。
1980 年删除条文，原本广泛的群众监督，被一些人利用，最终被证明为脱离法治、脱离申辩权、脱离事实责任的"大民主"，会把知情权重写成猎巫权，把监督变成批斗，把参政变成成站队。
更多详细资料请参考：从1949到1976(第54章)| 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 | 百科阅览
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原型
如果将大字报当媒介产品看，结果跟现在的互联网很相似：
一、零门槛发布(识几个字+毛笔+大白纸=有账号)
二、公共首页(食堂墙、校门=热搜榜)
三、链式传播(抄走再贴=转发)
四、强围观(必须被陌生人看见=公域流量)
五、可署名可马甲("红卫兵某纵队"=匿名昵称)
伤痕作家余华跟《纽约时报》说，自己第一次懂"语言的力量"就是看大字报——"它们就像今天的博客"。检察日报、光明网都写过"网络帖子与大字报"的对照：曝光、发布、民间署名、群体围观、情绪化扩散，同构。
不同之处在于：大字报是有自媒体外形的，没有 TCP/IP，没有实名责任，没有平台删帖规则，没有法院接住申诉。
当然今天的互联网发帖水平与当年的大字报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现在的人发帖更多的是娱乐化，而当年那些人贴大字报则真的是关心国家大事。它比论坛更尖锐，比微博更锋利，这也是很多人忌惮的原因。
大字报也可以视为中国人早期互联网的压力测试版，我们很早就把"全民围观+自发发声+群众监督领导"跑了一遍，它证明群众确实要知情、要监督、要参政;也证明这件事光有墙面不够，需要有法治、申辩权、举证规则、平台责任和司法闭环。
只不过现在的老百姓大多为生计忙碌，有多少人还会惦记着自己的监督权和参政权呢?多数人早已没有了当年那种视角和心理。
结语
事情总是一分为二，总有好的一面和差的一面。
大字报走完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是否在防止我们走向苏联那样起到了重要作用?或许未来会有更多的答案，唯有时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面墙退场了，一块屏幕接上，与国际接轨的互联网，开始了中国人新的生活，法律也同步接轨。
这里我们还要深思一下，当年大多数人是文盲，虽然普及了教育，但识字与思考是两回事情，那么真正能写大字报的人又是谁呢?借大字报搬弄是非从中作梗的人又是谁呢?
更多资料请参考：第57章 红卫兵：文革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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