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一个需要被拆穿的“伪命题”
“保护方言，就是反对普通话”——这个说法，或许你我都听过，也都不认可。但你是否想过：我们为什么不认可?仅仅是因为情感上舍不得乡音，还是因为这套说辞在学理上根本站不住脚?
本文尝试从一个更底层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看到：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才是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语言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回答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一个根本问题：语言，本质上是什么?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句话有三层含义：
第一，语言是社会现象，不是自然现象。风霜雨雪是自然现象，有没有人类都存在;但语言离开了人类社会就不存在。语言产生于人类共同劳动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消亡而消亡。
第二，语言是交际工具。人类为什么要发明语言?因为要协作、要交流、要共同改造世界。语言的第一功能是沟通，是连接人与人的桥梁。
第三，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意思是说，思想不是飘在空中的东西，它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被表达、被传递、被固定下来。没有语言，思想就无法存在。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判断一种语言或方言的价值，首先要看它是否有效地发挥了“交际工具”和“思想载体”的功能。普通话和方言，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承担着不同的角色。
二、民族共同语是怎样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要问：民族共同语是从哪里来的?是某个人一拍脑袋发明出来的吗?
马克思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他指出：“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
这句话极其精炼，却包含了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
在封建社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政治是分裂割据的，各地的人各说各的方言，谁也管不着谁。但资本主义来了——它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需要商品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需要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之间自由迁徙。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语言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于现成材料所构成的语言的历史发展……部分是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
换句话说，民族共同语不是某个权威“下令”制造出来的，而是经济发展、政治统一、社会交往扩大之后的客观需要。它是在无数人的日常交往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最大公约数”。
普通话的推广，正是对这一历史规律的自觉运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前所未有地发展了最广大人民的语言和文化权益，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0.72%，比2000年的53.06%提高了27.66个百分点;文盲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0%下降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的2.67%。这组数据说明什么?说明普通话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第一次真正“连接”在了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的解放。
三、标准语的形成，从来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
有人可能会说：即便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有客观规律，那中国推普的力度是不是太大了?方言的危机是不是推普造成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世界——标准语的形成，是几乎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都经历过的事情，中国并非特例。
在推广标准语方面，法国可谓是世界的先驱。1539年，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1494—1547)颁布了维莱科特雷法令(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该法令第111条明确规定法律文件必须使用法语取代拉丁语。不过，这一法令最初的目的并非推广标准法语，而是让法律文件从普通民众已经无法理解的拉丁文，改为普通百姓的母语——法语。真正让标准法语推广成为国策的，是法国大革命。1789年国王倒台后，法国总人口2500万人中，实际上只有300万人讲法语。从全国各地征来的士兵“鸡同鸭讲”，统一语言成为法国精英们重塑国家民族身份、争取国家复兴的共识。1635年，枢机主教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1585—1642)成立了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专门监督和规范法语。此后，法国通过系统性语言政策确立了标准法语的全国性地位。
意大利的情况更为独特。在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的时代，意大利半岛四分五裂，没有统一的国家，也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但丁在流亡期间走遍了意大利各地，他深切感受到祖国的分裂和语言的混乱。他创作了伟大的长诗《神曲》，使用的不是当时学术通用的拉丁语，而是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方言。《神曲》的巨大成功，使得托斯卡纳方言逐渐被意大利各地的知识分子接受为标准书面语。后人称但丁为“意大利语之父”。直到1870年意大利完成政治统一之后，这种以托斯卡纳方言为基础的标准意大利语才真正开始在全国普及。
西班牙的标准语同样源于一种地方方言——卡斯蒂利亚方言。在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上并存着多种罗曼语变体。13世纪，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世(Alfonso X，1221—1284)用卡斯蒂利亚语取代拉丁语作为国家行政语言，迈出了标准化的关键一步。15世纪末，卡斯蒂利亚、莱昂和阿拉贡三个王国合并，卡斯蒂利亚方言正式成为整个西班牙的官方标准语言。
回顾这三个国家的经历，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标准语的形成，总是从众多方言中“选择”某一种作为基础——而这种选择，从来不是因为这种方言在语言学上“更优越”，而是因为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巴黎方言成为标准法语，不是因为它在语言学上比普罗旺斯方言“更好”，而是因为巴黎是政治权力的中心;托斯卡纳方言成为标准意大利语，不是因为它在语言学上比其他方言“更美”，而是因为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用这种方言写出了不朽的文学作品。
中国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同样遵循着这一普遍规律。这不是中国独有的“强制”，而是所有现代民族国家在构建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步。
四、统一与多样：一对辩证的矛盾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核心问题了：推广民族共同语，是不是就意味着要消灭方言?
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看，统一性与多样性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马克思在分析民族形成时指出：“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进一步观察到：“事实上，部落和方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恩格斯：《爱尔兰史》)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读，很有意思。马克思说语言是“共同体”存在的标志——这是讲统一;恩格斯说部落和方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是讲多样。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里，一个大的共同体内部，恰恰是由众多各具特色的“小共同体”(部落、族群、方言区)构成的。没有多样性，就没有真正的统一性;没有统一性，多样性就是一盘散沙。
列宁在处理苏联的民族语言问题时，也体现了同样的辩证思维。一方面，他肯定民族语言的统一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统一国内市场进而创建民族国家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各族民众平等享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权益这一基本原则。统一，但不抹杀差异;尊重差异，但不否定统一。这就是辩证法的精髓。
当代中国语言政策的核心表述，正是这种辩证思维的体现：“坚持语言文字主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明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教育部也明确表示：“推广普通话和使用传承方言并不矛盾。”“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交际工具，方言是局部地区人们使用的语言，二者承担的社会功能不同，在不同的维度发挥各自作用。”
五、方言的危机是真实的——数据在说话
承认了“二者不矛盾”，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方言的困境视而不见。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面对现实。
数据是残酷的：
中国130多种语言及方言中，68种使用人口不足万人，48种不足五千人，25种已不足千人。
苏州6—20岁青少年熟练使用方言的比例仅为2.2%。
武汉6至20岁人群中约30%无法使用武汉方言。
全国城镇中小学已出现约68%的“方言断代”。
全国国家级非遗项目中，超过90%的剧目依附方言存在。
面对这些数据，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有人可能会说：方言消亡是“自然规律”，是“语言进化的结果”。这话有道理吗?有，但不完全有。语言的演变确实有其客观规律，但“客观规律”不等于“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恰恰告诉我们：人可以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主动地、有意识地干预事物的发展方向。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一期工程(2015—2021年)已完成全国34个省区市(含港澳台地区)1700多个调查点的调查保护，覆盖国内120余种语言和方言，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库。截至2025年6月，语保工程已调查全国近130个语种及其主要方言共计1834个调查点。这不是“反对普通话”，而是在普通话已经基本普及的前提下，为文化的多样性留一扇门。
六、文化多样性：一个被低估的维度
为什么要为方言“留一扇门”?仅仅是因为“怀旧”吗?
不。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多愁善感的学说，它讲究的是实事求是。方言的价值，至少有三个方面是实实在在的：
第一，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全国90%以上的非遗剧目依附方言存在。昆曲不用苏州话唱，还是昆曲吗?秦腔不用陕西话吼，还是秦腔吗?语言是文化的“容器”，容器碎了，里面的东西也留不住。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对于地方戏曲、民歌、说唱艺术来说，方言就是它们“思想的直接现实”。
第二，方言是认知世界的独特方式。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分类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马克思在分析不同部落时，就特别重视“操同一语言”这一要素。为什么?因为语言不仅仅是词汇的集合，它背后是一套思维方式、一套生活经验、一套情感结构。一种方言的消失，意味着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的永久丧失。
第三，方言是情感的纽带。恩格斯曾敏锐地指出，每个人在孩提时代听到学到的语言，“是唯一能够把本民族的生活和经验中富有诗情画意的东西带进心田的语言，它在心中点燃了民族意识和感情的第一支火苗”。乡音为什么让人落泪?因为它连接的是一个人的根。全国人大代表罗天说得好：“普通话能让我们走得更远，但方言让我们记得从哪里出发。”
七、真正的“敌人”是谁?
如果方言的敌人不是普通话，那是什么?
答案是：方言的敌人，是单一化的生活方式、是城市化的虹吸效应、是代际之间主动的“语言放弃”。
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实事求是的分析。数据显示，超四成“00后”与父母交流时已经说普通话——这不是政策强迫的，是家长自己选择的。很多父母刻意不和孩子讲方言，理由是“怕影响学普通话”。这种选择，源于对“方言妨碍发展”的误解，而非任何外部强制。
“推广普通话”和“方言濒危”在时间上确实重叠了，但时间上的重叠不等于因果关系。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普通话普及率达80%以上的当下，“我们面临的已经不是方言阻碍交流的问题，而是方言不断被边缘化甚至濒临消亡的现实”。
换句话说：方言的危机，某种程度上是“成功之后的副作用”——普通话太成功了，以至于人们不再需要方言作为日常交际工具了。这恰恰说明，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停止推普”，而是在推普已经完成的历史条件下，有意识地、自觉地保护方言的文化价值。
八、结语：从“对立”走向“共生”
让我们回到开篇的问题：“保护方言=反对普通话”吗?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回答：不。这是一个虚假的二元对立。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
语言的本质是交际工具——普通话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这一功能，方言在更小的范围内依然有效;
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必然带来语言的集中，这不是任何人的意志可以阻挡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经历都证明了这一点;
统一性与多样性是辩证统一的——没有方言的多样性，就没有中华文化的丰富性;没有普通话的统一性，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徐晓萍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本文最好的注脚：
“推广普通话是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明确规定……但同时，方言承载着地方的文化，也是我国语言多样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使用价值。推广普通话和方言的保护传承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
方言的敌人不是普通话，方言的朋友也不是普通话的敌人。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二选一”，而是在普通话已经普及的今天，如何让方言从“濒危”走向“活态传承”，如何在国家认同与地方文化多样性之间找到动态的平衡。
普通话让我们走得更远，方言让我们知道从哪里出发。一个既能走远、又不忘出发的人，才是完整的人;一种既有统一语言、又有多样方言的文化，才是健康的文化。
这，或许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