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行政权是连接决策与执行的关键枢纽，其运行效能与规范程度，直接决定国家战略的落地成效和公共利益的保障水平。而在多级科层架构下，行政运行时常受部门壁垒、执行梗阻困扰。倡导行政权的统一，并非主张权力无边界扩张，而是立足权责对等的基本原则，理顺指挥链条、强化行政中枢权威，保障治理体系令行禁止、高效协同。
一、现象透视：政令梗阻与执行效能衰减
行政权碎片化，是超大规模国家治理普遍面临的难题。回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历程，部门本位、政令落地“中梗阻”，曾长期是治理实践中的突出痛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务院多次部署要求下调电信资费，回应群众反映强烈的资费偏高问题。但彼时，行业主管部门与相关企业存在深度的利益关联，加之在技术标准认定、成本核算等方面拥有较大裁量空间，导致政策推进面临较大阻力。这一案例折射出的深层治理矛盾在于：当行政首长的指挥调度权与下属部门负责人的人事管理权相互脱节时，中枢的指挥权威便容易被稀释。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这种权责错位往往会带来极其具体的困扰。干部们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工作请示汇报，牛儿拜五方。”这句带着泥土气和心酸的民间比喻，一针见血地戳中了多头指挥下的执行困境：面对多个互不统属、各执一词的上级或部门，基层执行者就像那头任劳任怨的“牛儿”，为了推进工作，不得不向五个方向作揖、反复折返，大量精力消耗在请示与协调之中。看似大家都“拜”到了，实则是因为权责边界不清导致了“政出多门”。
更为典型且深层次的痛点是，在一些地方，当党委“一把手”与政府“一把手”职责交叉且缺乏有效协同机制时，“双头指挥”极易导致中层和基层干部陷入“请示到底先找谁”的困惑。由于“请示”不仅是业务汇报，更隐含着政治站队和责任归属的考量，一旦两位主官意见相左，执行层便只能两头应付、反复揣摩。这从反面深刻印证了一个道理：如果指挥链条不统一、权责边界不清晰，行政系统的执行力就会被内部的摩擦与内耗所吞噬。最终不仅削弱行政首长的统筹能力，更直接损害宏观政策的执行力与公信力。
二、理论探源：行政权统一的内在逻辑
推动行政权统一，契合现代治理的客观规律，核心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权责对等，保障精准问责。权责统一是有效问责的前提。行政治理的基本准则是有权必有责、权责相一致。倘若权力分散、多头指挥、政出多门，一旦出现决策偏差或履职怠惰，极易陷入“集体负责却无人担责”的困局。只有理顺行政链条、明确行政首长的最终决定权，问责对象才能清晰锁定，刚性约束才能落地。
其二，打破“九龙治水”，消解部门壁垒。现代公共事务高度综合、跨界交织，而传统按领域划分的部门分工，容易形成分段管理、各管一块的格局。统一行政指挥体系，有助于破除固化的部门利益藩篱，在处置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事件，或推进长期性国家战略时，减少推诿内耗，形成协同合力。
其三，夯实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基础。我国是超大规模国家，内外环境复杂多元。政令畅通、行政协同，是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重要条件。缺少统一顺畅的行政执行体系，再好的顶层设计，也难以转化为基层务实行动。
三、制度重构：构建行政权统一的体制机制
实现行政权统一，不能依靠临时动员或口头施压，而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系统调整。
第一，推动管人与管事协同匹配。这是破解政令不畅、解决“请示困惑”的关键。干部管理体系应当适配行政履职需要，赋予行政首长与其职责相称的人事建议、考核评价权限。在地方治理实践中，可探索党政主要领导职责更加紧密衔接的制度安排，使管党治党责任与行政落实责任在运行层面协同联动，从制度上压缩选择性执行、消极应付的空间，从物理根源上消除“双头政治”带来的梗阻。
第二，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在各级政府内部，重大行政决策由行政首长最终统筹定夺，副职及各部门负责人向行政首长负责，不能借集体决策之名规避责任、互相推诿。同步依托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理顺党政分工，坚持党的宏观领导与政府专业执行有机衔接、协同互补。
第三，推进行政组织法治化、运行扁平化。以法律清晰划定各部门权责边界，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压缩权责模糊的灰色空间。依托数字政府建设重塑业务流程，打通信息壁垒，推动指令直达一线，减少中间环节带来的衰减与阻滞。
四、初心与超越：统一行权，更要规范控权
推进行政权统一，需要把握一组辩证关系：统一是为了强化执行效能，监督是为了规范权力运行。
行政权统一，绝不等于权力不受约束。权力的物理统一能解决“多头请示”的效率问题，但绝不能替代内部的民主决策和外部的人大监督。否则，“双头政治”的僵局，就会变成“单头政治”的风险。恰恰相反，缺少制度约束的权力，越是集中，潜在风险越大。因此，在理顺行政执行链条的同时，必须同步健全监督体系，做实人大法律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把权力置于有效监督框架之内。
回望1949年《共同纲领》起草之时，那一代共产党人与民族精英共同擘画的建国蓝图中，“高效有力、政令统一”始终是人民政府的底色。从《共同纲领》到现行宪法，我国行政体制的演进始终贯穿一条主线：建设高效有力、政令统一、守法负责的人民政府。我们今天强调行政权的统一，绝非简单的历史复刻，而是一种法治轨道上的历史继承与超越。
唯有将统一后的行政权纳入法治轨道、置于常态化监督之下，才能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正是我们在新时代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历史之问的坚定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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