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侦查工作正是这道防线最前端的关口。常言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全部依托侦查阶段收集的材料。倘若源头取证失实、违法办案,整个案件的根基就已经倾斜,后续审查起诉、法庭审判再怎么审慎核查,纠错都要付出极高代价。回望历史,唐代来俊臣、周兴一类酷吏,罗织罪名、大兴冤狱,炮制《罗织经》传授构陷之术,以酷刑逼取口供,“请君入瓮” 的典故正是这类非法办案的真实写照。他们先预设罪名,再编织证据链条,无数朝臣百姓无端蒙冤,一时间朝野人人自危,法治秩序遭到严重摧毁。放到当代,聂树斌、呼格吉勒图等已经平反的重大冤错案件,悲剧的起点大多同样集中在侦查环节:有的办案人员先入为主,抱着有罪推定的思路办案;有的选择性取证,只收集有罪线索,刻意忽略无罪证据;还有的采用非法手段获取口供,断章取义、歪曲客观事实。这些源头的违法行为,正是酿成冤案的祸根。
一桩错案一旦铸成,危害是多层次、持续性的。当源头已经埋下错误的种子,寄希望于后端环节去纠正,往往要耗费巨大成本。漫长的复查、再审程序,不仅挤占公安、检察、法院大量人力物力,白白消耗有限司法资源,当事人及其家属更是长年奔走申诉,耗费时间、金钱、精力,承受无尽精神折磨,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错案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极差,民众会对案件办理的公正性产生质疑,直接冲击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群众信赖法治、信赖公权力,一旦冤错案件出现,这份信任便会受损,修复公信力的难度远大于当初办好一起案件。古往今来,酷吏乱法留下的教训警示后人:一旦办案权力失去约束,罗织构陷、刑讯逼供的风气蔓延,受害的就不只是个别当事人,而是整个社会的法治根基。
错案的形成,有时确实存在后续监督环节把关不严、核查不细致的问题,但开启整条错误链条、编造和固定不实证据的始作俑者,应当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这里所说的始作俑者,既包含一线办案人员,更包含负有审批、监督、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者拥有更多办案经验,手握审核把关、监督约束的权力,享受更高的待遇与收入,权责理应匹配,理应承担更重的责任。如果管理者默许、授意违法取证,或是怠于监管、放任违规办案,其过错的危害性远大于单纯执行指令的基层办案人员,对应的惩罚力度也应当高于基层承办人。不少冤案复盘可见,基层人员的违法操作,往往离不开管理者的默许、纵容甚至指令。只惩处一线办案人员,放过失职失责的管理者,问责就会浮于表面,避重就轻,难以形成真正震慑,同类问题还会反复发生。现行追责制度坚持 “谁办案、谁负责”,按诉讼环节划分责任,这种模式有其合理性,但短板同样明显:没有突出源头违法办案中管理者的首要责任,震慑力度不足。部分办案人员责任意识淡薄、风险意识不足,误认为即便证据存在瑕疵,后续还有其他环节兜底,于是放松证据标准,草率定案。源头的口子守不住,单纯依靠后端补漏,本质上是被动救火,代价沉重。正如西汉路温舒所言,“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依靠非法手段得来的口供与证据,本身就是流沙之上的危楼,经不起推敲。
防范冤错案件,治本之策就是紧盯源头,对制造冤案的始作俑者坚持严查、依法重判,并且区分层级、权责对等,对失职、授意、纵容违法办案的管理者施以更重的处罚。能力越强、地位越高、待遇越好,肩上的担子就越重。管理者既然享有更高的职业红利,就必须扛起与之匹配的监督把关责任。只有压实源头责任,让违法办案的人清楚知晓:片面取证、隐匿无罪证据、非法取证不是小事,管理者放任、授意违法办案,要承担比基层办案人员更重的后果,才能倒逼管理者扛起监管责任,督促侦查人员转变办案思维,摒弃有罪推定,坚持全面、客观、公正收集证据,既收集有罪证据,也重视无罪、罪轻证据。权力自带风险,侦查权直接关乎公民自由与名誉,管理者的审批权、监督权一旦失守,伤害面更广、负面影响更深。
严查重判始作俑者,尤其从严追责失职管理者,不等于单纯为了惩罚而惩罚,核心目的是正本清源、以儆效尤。用刚性的追责机制划出红线,警示所有办案人员和管理者敬畏事实、敬畏法律、敬畏手中的权力。侦查人员手握开启案件的钥匙,每一份笔录、每一项物证,都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管理者手握把关之权,凭借积累的经验、岗位赋予的职权,本应守住防线,一旦松懈,就可能酿成无可挽回的冤案。只有把第一道关口牢牢守住,从源头减少人为制造的证据偏差,才能减少冤案发生,避免后端反复纠错造成资源空耗,守住公权力的信誉,维护健康稳定的司法环境。
历史上酷吏乱政、冤狱丛生的前车之鉴不能遗忘,历代平反真冤案的教训更值得警醒。司法的底线,是绝不冤枉无辜。守住这条底线,必须抓住源头这个关键,完善层级化追责机制,区分直接承办责任与管理监督责任,坚持权责对等,对管理者的失职失责从严惩处。对违法办案、制造冤错案件的始作俑者绝不姑息,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持续夯实法治根基,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当中,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