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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深有感触。
这部剧,以克制、平实的镜头,艺术地再现了那段既激情燃烧又艰苦卓绝的岁月,其厚重深沉超越了此前同类题材的影视剧。
长征是中国革命的“创世纪”史诗,这样分量的历史,值得一代又一代创作者反复讲述、反复重拍。

正如西方影视界不断重拍奥德赛一样,中国也应该不断重拍长征。
理想状态是,每隔十年左右,就要有一部新的全景式反映长征的影视作品出现。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华民族要砥砺前行,中国人民要赢得美好未来,需要不断从长征中获得启迪。
《伟大的长征》是一部长达60集的长篇连续剧,对其做出整体上的评论是困难的。
这一次,我采取类似读书笔记的方式,对阅读本剧过程中有所触动的细节随时做出点评——当然,这些点评都是一孔之见,仅具参考价值。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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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第一集说起。
第一集开篇,正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前夕,所以基调是沉郁的,这没问题。
问题是,有些“度”没有把握好。
于和伟饰演的教员,也许可以用“愁眉不展,牢骚太盛”八个字加以概括。
不过,这并不是纯粹的表演问题。
眼看中国革命将遭受重大挫折,自己却被边缘化,有劲使不上,教员心情不好,这是事实。
但另一方面,教员又是一位革命乐观主义者,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念从未动摇。
这一点,在教员这一时期的诗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934年4月,毛主席前往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调研、指导南线地方工作。
7月23日拂晓,他与随行人员登上会昌城外岚山岭,登高远眺,之后写下《清平乐・会昌》这首词——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教员坦言:“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

但关键在于,这首词并没有化为愤懑的控诉,更没有沦为怨天尤人的牢骚。
诗人并不否认内心的郁闷,却拒绝被消极情绪裹挟,不让个人失意压倒革命信念——词中“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正是这种心境的外化。
这种“内里沉郁、外显舒展”的表达,并非刻意掩饰痛苦,而是革命者独有的精神格局。
更何况,教员是哲学家,深谙唯物辩证法,对历史的走向,以及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走向反面、必然否极泰来的演进规律,早就了然于胸。
遗憾的,头几集中的教员,并没有令观众产生“内里沉郁,外显舒展”的印象,反而始终愁容满面、眉头紧锁、难展笑颜、“内外皆沉郁”——这就把教员表现得简单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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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眉不展之外,是牢骚太盛。
有几段台词,听起来特别不舒服,很难相信是出自教员之口。
比如,他在防空洞里,听到萧劲光有可能因为黎川失守被枪毙的消息后,找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疾言厉色地说:
“是借萧劲光,针对我毛泽东吗?我头上已经有三顶帽子,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右倾保守,富农路线,已经被搞得很臭了,何必呢?何必再来一个萧劲光,给我垫背呢?”
这段话,对党内资历、地位都低于自己,年龄也比自己小十几岁的王稼祥讲,相当没有风度,似乎不是在为萧劲光鸣不平,反而是在为自己的失意发牢骚。
从史料看,毛主席对萧劲光的保护,主要是强调“黎川失守这件事不能全部归罪于萧劲光”(当时还不能公开点明是教条主义军事路线所致),并没有直接将萧劲光与自己的境遇联系在一起。
网上的一些说法,属于文学性脑补,没有史料依据。
从党内斗争策略的角度讲,不能排除李德、博古有借整萧劲光来整教员的动机,但这原本是心照不宣的政治游戏,对方既然没有说破,自己就更不能说破了,否则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毛主席保护萧劲光的主要方式,是利用自己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有利条件,在“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判决后,将萧劲光调到红军大学担任战术教员。
这一安排使萧劲光脱离了被关押的环境,防止他继续被迫害。
后来李德在回忆录中承认,“毛泽东像以前一样又出来庇护他”,最终使事情“就此了结”。

另一段令观众感到不恰当、不真实的对话,发生在教员与周恩来之间。
先介绍一下背景:
1931年11月27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教员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兼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以政府主席兼政府总理。
到了1934年“二苏大”时,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决定,人民委员会主席改由张闻天担任,并由周恩来找教员谈话。
1943年,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派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在《伟大的长征》中,周、毛之间的谈话如下——
周:中央决定,你不再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洛甫担任。你专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还能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招牌留给我,感激不尽。
周:这个决定,我很遗憾。
毛:此事与你无关,不必自责。政府那么一大摊子,交给洛甫同志也好,他有这个能力,毕竟我这个菩萨,现在不管用了。
周:你倒是坦然。
毛: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嘛。从1931年,赣南开始批判我,先是宁都会议后,撤了我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现在又换我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六届五中全会,还给我带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还有什么不坦然的。我现在是茅坑里的石头,很臭很臭,都把我看成是瘟神,连鬼都不上门,恩来同志,你跟我说了这么多话,小心被传染啊!
周:传染不到我身上。
毛:六届五中全会,还有一顶对右倾机会主义调和态度的帽子,是谁的?
周:我呀!
周:泽东同志,帽子是有人扣,但是事情也总要有人做。我们当初为了共同的理想奋斗到现在,搞成今天这样的局面,不容易,我们总不能半道消极退场吧?
毛:恩来同志,你多虑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我毛泽东,改不掉的。“顾全大局,齐心为党”这八个字,谁说的?
周:宁都会议之后,我对你讲的。
毛:这八个字,与君共勉。

这段对话,当然是虚构的,但非常违和,可以说既损害了周的形象,也损害了教员的形象——
1、周似乎蓄意暴露“临时中央”内部的分歧(“我很遗憾”),撇清自己,在教员的面前做好人;
2、教员的牢骚话太多了,历数了自己被打击的经历(“从1931年……”),简直像一个中年职场失意男,这与他真实精神境界的差别不啻云泥;
3、周扮演了教员的开导者与精神导师的(“我们总不能半道消极退场吧?”)角色;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教员是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信心和安全感的来源,都是方向的指引者——所以这段对话,与毛、周的真实关系严重不符。
4、教员与周之间,关于“顾全大局,齐心为党”(网上另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讨论,更令人难以置信;
下面对这八个字略加考证:
按照两人的对话,这八个字是周在“宁都会议”上对教员说的。
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周取代了教员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教员失去了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
以周的修养、心细如发的性格、当时的气氛,他怎么可能对教员讲出这种明显不太信任,含有告诫意味的话呢?
假如周和教员同时受到打压,甚至受到更重处理,那么出于相互安慰、勉励的动机,讲这句话是可能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周的地位正在上升,并且第一次获得红一方面军(中央主力红军)独立、完整的直接指挥权。
此时,周如果对刚刚失去指挥权的教员讲这样的话,相当于往伤口上撒盐,绝无可能。
最重要的是,宁都会议的原始档案、会议记录、1932年当时的电报文件里,都没有记载这句话。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传记《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记录了临别时毛主席所说“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的话,但也没有收录“照顾大局,相忍为党”(或“顾全大局,齐心为党”)这句话。
显然,当毛主席做出了“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的明确表态后,再提醒他要“顾全大局”,岂非纯属无的放矢吗?
毛主席具有最彻底最纯粹的党性,他会为革命事业担忧,但不会无休无止地为个人失意发牢骚,更不会置党和红军的命运于不顾而意气用事,以至于需要别人敲打。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当中弥漫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情绪,其基本前提之一,正是对毛主席的党性和伟大人格的无限信任,以长征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应该充分表现这一点。
这里,不是说文学或影视作品不能虚构,而是说,虚构不能违反历史情景与人物性格,否则就可能产生不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