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精神说的不好听，是虚无的、麻木的、妥协的、自我物化的、缺乏良知和信仰的，说的委婉和动听，是温和的、宽容的、灵活的、忍耐的、务实经世致用的、忍辱负重的，等等。
中国文化缺乏强大的、坚定的，灌注于全民族每一个人身上的精神信仰力量，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没有民族精神。
在很大的意义上，毛泽东的“文革”在尝试用强权革命的激进方式，塑造中国的民族精神，因此“文革”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个人意志，它适应了中国文化空虚的灵魂对一种强烈精神的需求。
这个精神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绝对至善的道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道德思想要比孔子的道德思想走得更远，更加理想，更加“知其不可而为之”。
因为毛泽东更加激进，孔子的中庸之道的道德价值，就相对保守了，落后了，就变成障碍了，因此需要批判孔子。
其实孔子的思想也不乏激进的道德价值观，毛泽东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思想，和孔子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尧舜的思想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孔子是务实的，世界本身是矛盾的，因此孔子用“无可无不可”的思想，去适应世界，以中庸之道的道德价值观，去认识世界矛盾和解决矛盾。
在孔子的言论中，虽然他时时刻刻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但是孔子处理人们思想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用中庸的方式，用说服和教育的方式。
比如孔子多次严厉地批评学生宰予，甚至指责宰予到了“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的份上，但是孔子还是提名宰予是自己的高足弟子，孔子在《论语》中说：“从我于陈蔡者，……，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宰予（即宰我）成为“孔门十哲”之一，竟然排名在大名鼎鼎的子贡前面。
孔子温和的、循循善诱的进行道德品行的教育，虽然老百姓口头上广泛的赞许，但是在主观精神上很难自觉的遵守，这种温和的善良文化，也根本不能帮助中国人建立刚强的民族精神，中国两千年的文化已经充分的证明了这两点。
毛泽东对孔子的这种温和教育方式进行了激进的革命。毛泽东不仅发现矛盾，强调矛盾，更突出的是用无情斗争的方式去解决矛盾,甚至试图消灭矛盾。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以上的诗句，曾经响彻中华云霄，这是典型的毛泽东思维风格，它如同孔子格言，言简意赅，但也同样表明了他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方式和价值观，是泾渭分明，天壤有别。
孔子的文化是一种主体文化，这种主体文化的逻辑是：个人的主体性只有在尊重他人主体性的前提下，得到反推，才能够实现自身的主体性。
但是孔子文化的这种主体性，又太抽象，或者说空洞和不切实际。孔子的主体性文化，专制政治可以采用，民主政治也可以采用，但是这两种政治体制下，这种主体文化的思想效果是天壤之别的。因此孔子超越了，或者说回避了社会实际中的主体与主体之间实力悬殊的不平等关系，
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普世价值，已经被联合国有关世界文化机构高度评价。这种称赞，说明在各个国家主权独立的条件下，孔子的思想可能更加适合代表世界主义的文化。
但是孔子的思想，却不能够帮助一个国家形成犀利锋芒的、鲜明生动的、切实平等的民族文化精神。
孔子的“无可无不可”思想，跟现实的妥协性很强，容易为现实接纳，而任何现实都是统治者掌握话语权，因此这种妥协性，也就意味着承认了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而这种认可，同时也就意味着，认可了社会底层的利益被剥夺。这就是孔子又为什么常常不被民众喜欢的原因。
民族精神文化形成的一个最基本因素，是要具有一种每个国民能够得到的切实平等的精神和利益，这种利益有的偏重于政治精神利益（如宗教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人权），有的偏重于经济利益（如“文革”中的平均主义），但是这两种利益又是可以相互转换。
只有全民族的国民利益存在一种均等或者息息相关的文化机制，才能形成利益的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才不会对民族公共利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此才能形成民族凝聚力，如此才能强大民族精神。
而我们发现在毛泽东思想中，有这种每个人切实平等的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存在，这也是中国民众为什么崇拜毛泽东的根本原因，这将会是一种长期的、甚至是永远的文化影响。（中国的民族精神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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