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轻视孔子，认为孔子没有思想的自由创造精神，没有深度。但是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必然是现实的”，据说海涅认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保守庸俗，于是黑格尔又加了一句：“凡是合理的必然是现实的”。
黑格尔看不起孔子，估计这个思想不是受孔子的影响，但是孔子中庸之道的思想，不是和这个思想非常相像吗？
它们都是对社会既妥协又充满希望。
这说明任何文化的思想价值要应用于世俗世界，必然要兼顾对立双方的利益，而这种对立，既表现于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更是表现于每个人自身当中，即镜子般的西方人性格言：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中庸之道文化，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世俗道德价值的生命，同时也把道德的绝对价值舍弃了，进而使先验的道德混乱了，再进而社会没有道德的权威价值性了，以致社会无所适从了，以致社会要么服从专制强权，要么陷于无政府状态。中庸之道造成的中国文化矛盾，在旧的专制强权崩溃后，表现的格外尖锐和醒目。
中庸之道从跟本上塑造中国的民族精神。
中国民族精神的特点：谦让，宽容，忍耐，实际，理智，灵活，温良，含蓄，和为贵，不拘小节等等，总之应对世俗物质生活矛盾的生存智慧，中国人全部具有，它们也全部根源于中庸之道。
但是，深刻的解剖和检讨中庸之道文化，带给中华民族精神的负面影响，于今天更为迫切需要。
负面的影响，我们首先引用毛泽东下面一段话：
“一个人无论能力大小，只要像白求恩那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上述思想，和宗教至善的信仰相像，换一个角度，这个思想就是对中庸之道的否定和批评。
毛泽东自己常说，水至清则无鱼，但是他又信仰“至清”，矛盾吗？是矛盾，但是又不矛盾。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没有信仰行吗？其他民族的信仰需要，由宗教提供，但是中国没有独立意义上的宗教，因此，民族信仰的需要，国家必须当仁不让的履行职责。而任何信仰都是“高调”的，否则就谈不上崇高和崇拜。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是世俗中国的领袖，又必须放下“高调”，必须正视“水至清则无鱼”。
这种文化矛盾，其实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当中，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是一身二任，他们都在应对民族信仰和实际存在的矛盾。
不少中外人士，于是将中国文化的本质看作是虚伪的，其实这是中国文化无法挣脱的精神与物质的矛盾。
中庸之道的文化，难以解决中国文化的信仰问题。
为什么是如此呢？
因为道德价值是一个主体认识过程，而中庸之道是一种客观意义的标准，把一种客观意义的标准交给无数个主体个人去价值设定和执行，必然导致社会难于形成公共的道德价值标准，进而使人难于判断道德价值，并且因为有机可乘，社会便出现大量的伪道德价值，再进而人们就可能丧失了对道德价值的信心和信仰。于是，社会对出现的大量道德投机分子，也就习以为常。
因此，中庸之道带来了经世致用，却也同时带来了中国文化的道德价值误区。
也因此，人们对孔子产生了很多误解，这种误解的根源是孔子的中庸之道思想，是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处世原则，它容易把人的思想搞混乱，使人迷失方向，而一旦迷失方向，人们就会听从身边物质利益的驱使，就会产生物质投机精神，就会成为道德小人。
一句话，中庸之道不能实现道德的纯洁，中庸之道远离毛泽东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信仰，它甚至把人引入道德的歧路。
也正是如此，历代的统治者，可以对中庸之道任意发挥，任意改造，以至于离开孔子伟大的人格精神越来越远。
其实，中庸之道是一种及其高明的思想，而要发挥中庸之道文化的积极意义，需要很高的个人素质，如若使用不当，或者存心不良，中庸之道很容易变成狡猾、虚伪、没有是非原则的挡箭牌。
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中庸之道文化的积极作用，需要主体精神来配合，在国民主体精神缺失的情况下，中庸之道自强不息的健康意义，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可能引起消极影响，会导致国民精神主体意识的进一步萎缩，进一步空虚麻木，进一步无所适从，从而成为民族精神一盘散沙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民族精神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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