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论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主要是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精神的正反意义是君子和小人，而君子和小人的首要区别在于学习的精神和态度。
需要注意，中国的历史文化主要是道德文章，而道德文章的实践积累和宣传，都要靠学习和努力修养，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为什么道德习惯人与人之间有很大差别，不是本性决定的，而是后天不同的学习态度决定的。
“性相近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一种可贵的平等本质，即在道德本性方面每个人生而平等。
举一反三，这种思想告诉大家，在依据道德精神划分社会等级的社会，每个人的社会文化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之所以“习相远也”，是因为各人的道德学习和修养的努力程度不一样。
因此，没有天生的君子和小人；因此，每个人的精神世界 都是 君子文化和小人文化的统一，它们相互对立斗争，此消彼长。
由 于 君子文化和小人文化在每个人身上永远都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因此每个人道德修养必须是终身的事业和追求，在前一篇谈话中，讲了君子的“有恒”精神，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对一个人最终道德精神评价，必须是他去世以后盖棺论定。
中国的盖棺论定政治评价文化，在中国的道德文化体系中有一种核心意义和地位。
因为任何一种精神价值观，都必须赋予永恒的意义，否则就会引起怀疑，就不会有追求的持续动力。
在宗教中这种永恒的道德意义，是寄托于无限的未来世界，而中国道德文化，没有鬼神世界，那么这种道德的永恒价值，责无旁贷的必须由社会的最高权威，即国家去肯定和弘扬。
这种永恒价值信仰的政治保障，是中国道德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环节。
在《论语》中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民间谚语，“雁过留声，人死留名”；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都代表了中国古代追求道德不朽价值的精神信仰，也是反映了每个中国人要求的一种生活精神支柱。
但是，要维护和弘扬这种信仰文化，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证，而确保道德价值权威性和永恒性信仰的一个主要国家行为，就是中国的谥号文化。
中国从有文字记载的德政开始，就与时产生了谥号文化。
文字最早记载，周公和姜子牙有功于西周而获谥号。谥法的褒贬意义，表明了中国文化形成了核心价值观，是非观，社会文化有了爱憎分明的具体内容，百姓有了行为规范和依据，谥法也是以礼治国，即以德治国的一个最高核心。
谥号文化，后来发展为一个博大的社会道德价值评价体系，它对每个皇帝、皇亲国戚、大臣、杰出官员等死后，给予一个终身的道德意义上的褒贬评价。
这种评价意义，超出了它自身范围，实际上它为全社会建立了一个人生意义的价值坐标：要么重于泰山，要么轻于鸿毛。它最终极性的具体明确了人的生命意义。
《白虎通》说，“谥者,别尊卑,彰有德也。”其它历史记载：谥号是“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
让他人、让社会，客观的评论每个人一生价值得失，就如同基督教中，每个人要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
这种道德价值的审判，也相似宗教，不因社会政治等级决定价值判断。对 于暴虐的 君主或者大人物，可以不忌讳的甚至惩罚性的给予耻辱性的恶谥。
既然中国社会等级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文化理论，中国文化有盖棺论定的价值终极裁定，那么这种文化，势必在根本上是将君主也视为“性相近也”的平常人，而绝不是神。
既然君主是平常人，那么也不排除君主有成为小人的可能。司马迁敢于在《史记》中批评汉武帝，唐太宗著名的“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故事，都是说明在中国文化中，君子和小人的文化价值观，是统一在一起衡量每一个人的。
上层统治者 包括 君主都要时常自我反省，以君子和小人作为正反两面镜子，经常照照自己，检查得失。
君子和小人统一于每个人人性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包含着人人平等 和轻 君的思想，它是一种很深刻的思想文化，只有深入推敲，才能发现它最光辉的道德思想。比如，陈胜农民起义“伐无道”的政治口号，比如《水浒》中“替天行道”的思想，在《史记》中，以及中国社会文化中博得了广泛的赞同。
中国历史不断改朝换代，但是中国的文化却是没有中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文化在理论上解决了如下问题：君主在道德人格意义上和每个人是平等的，君主只是“道”的载体，旧君主王朝被推翻，不代表“道”文化的中断，而只是说明“道”从一个载体转移到另一个新君王朝的载体。中国道德文化的存在发展，仍然如日月经天，如江河行地。
“性相近也”，每个人都可以 成为 君子；但是为什么“习相远也”？为什么有的人 成为 君子，有的人变成小人？这是因为各人不同选择的结果。
君子价值和小人价值（即相当于善恶）潜伏在每个人思想中，此消彼长，自我克制了，君子价值就占了上风，反之反是。
因此，成为一个君子，是一个不断坚持努力的过程，即所谓是个有恒者，是死而后已，最后才盖棺论定。
这个有恒心的过程，就如孔子评价颜渊：“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而反面的事例，《论语》中记载：“冉求曰: 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俗话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求道需要克己而不能放纵自我，这就如同逆水行舟，因此颜渊丝毫不敢松懈。而学生 冉求对 老师说，我不是不喜欢你的学说，而是因为我的能力不够，孔子回答，如果你放弃努力，就会半途而废，前功尽弃，现在你不是能力不够，而是自己放弃，不想进步。这一正一反，深刻的说明，君子之道，是有志者，事竟成！
现在很多人，错误的理解孔子有 关 君子与小人的言论，给孔子扣上政治帽子，说孔子污蔑劳动人民是小人，这纯粹是无中生有，是极端错误和片面的认识。
孔子是以道德标准判断是非价值的。他的很多具体言论，实质性的去理解，是就事不就人。对同一人，在某事上，孔子批评他是小人，在另一事上，孔子又会称赞他是君子。这种事例在《论语》中屡见不鲜。
简单的说，孔子矛头指向的小人，主要是不道德、不求上进的代名词，而君子则是道德的和积极进取的形象代表。
《论语》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教科书，最关注的是提高统治者的道德水准，因此在批评不道德的小人时，主要举例和分析对象也是统治者上层。
比如在《论语》中，孔子批评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孔子批评季氏：“八佾舞全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这样的例子，《论语》中很多。
因此君子和小人的称谓，不是等同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是就每个人的道德精神层次，区分的上下境界。
孔子是主张国家由道德优秀的人来统治管理，但这绝不表示上层人物就是君子，而下层人物等于小人，它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内容，千万不能将它们混淆。这好比毛泽东说过，共产党员不能将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但这绝不是共产党员就是高高在上的意思。
国家由道德优秀的人来统治管理是合理的，但不代表它就是现实，更不能等同现实。孔子的奋斗目标是要将这种合理性不断的变成现实性。我们发现，毛泽东的干部路线和孔子的做官理论有一脉相承之处，都是离不开中国文化以德治国的这条筋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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