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认为，农民的精神要比城市作坊中分工作业的工人更加健全，因为农民的劳动，必须思考农作物一年四季的生产联系，这是一个完整的自然过程，这会帮助农民形成全面系统的思维习惯。而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窄的工人劳动，他们的精神气质也会越来越偏颇。
斯密原话是：
“普通庄稼汉，虽然被城里人看成愚蠢无智的典型，却几乎都有很大的判断力和思辩力。”
农民“惯于考虑各种各样事物的理解力，一般比终日通常只搞一二种简单操作的城市人强得多”。
“农业，事实上除了所谓美术以及自由职业者，恐怕没有一种职业象农业那样需要种种复杂的知识和经验了。”
“其他职业都可以从书本上获得知识，而如果我们想从那些书籍中，获得一般农民通常都掌握的关于各种复杂的操作的知识，也是办不到的。”（《国富论》）
斯密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产生了系统联系和高度抽象统一的自然观和社会观的哲学精神，而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军事武力上常常是更为强大，但它们文化的哲学精神却是未得到开化，最终都先后被中国中原农业文明的哲学精神所同化。
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对于大自然都是高度的依赖，而农业文明则是和大自然发生更多的劳动和物质的交换关系，因此它对大自然的认识，以及在此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哲学精神，也发展的更为深刻和高级。
农业文明本质上是依附于大自然的，因此它敬畏大自然，在哲学精神上趋向于谦卑和保守。
实际上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对大自然的绝对服从的哲学精神，这一点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有精辟的全面阐述，整个《道德经》，可用一句话来提炼：“千算万算，不如天算！”这个“天算”就是天道，就是天机，而洞悉了天道和天机，就是帮助人掌握了世道的权变和权术。
《道德经》中有个著名的思想，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人们一般作字面解释，但是这句话应该赋予它更深刻的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即人并不是天之骄子，而是和万物一样，都必须无条件的恭恭敬敬的服从天地的意志， 包括 君王。
这种思想看似简单，但它的重大哲学意义，就是摆正了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既然人类是大自然万物中的一个普通部分，那么它就应该观照大自然万物的生存之道，来确定自己的生命价值。老子的无知无欲、小国寡民的思想，视身外之财物如粪土，都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哲学精神的自然延伸。
被物化的现代人，会讥笑老子思想保守倒退，但是在哲学精神上，老子的思想和人的生命本质的意义是零距离。
这种零距离，我再换一个角度说明。周国平在回忆小孩出生的那一刻说：当小孩哭出第一声时，他的灵魂震动了，因为聆听到生命的第一声，让他最贴近了生命的本质。
随着人的长大，越来越重的物质包袱压迫着人的灵魂，以致人的生命不能承受物质之重。因此老子的哲学精神向往婴儿的心智。
人类社会如同一个人一样，社会其实是放大的个人，个人由小到大，物质牵挂越来越多，而社会文明越来越发展，也导致了人类越来越被物化，物质负担越来越重。
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精神，已经大大的偏离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田园般的老庄哲学以及孔子的中庸道德价值观，已被“理性经济人”的金钱崇拜价值观无情的捆绑，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目标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合乎人性生理上的消费需要，而是服从于利润，而利润作为数字化的抽象的财富积累，永远使人贪得无厌的，生产不再是自觉的服务于有限的消费，而是服务于追求无限的金钱，人类的命运本质，变成为金钱而金钱。
由此造成社会唯恐个人的消费能力跟不上生产能力增长的荒唐经济规律，于是又发明了无限制的用刺激人的欲望的办法去刺激生产和消费，这种疯狂的经济文化，我给它取名叫撒旦社会经济规律。
撒旦社会经济规律与中国传统哲学“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精神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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