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的周期性有家喻户晓的如下表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开场白）。
政治的周期性，相伴的是中国“道”的文化周期的复兴。
孔子把复兴周文化作为自己的天命，做梦时想念着周公，晚年梦中不复见到，非常焦急，这种怀旧感情，《论语》生动的这样记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一百多年以后，孟子发表“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观点。孟子作了统计“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实际上孟子认为孔子思想是一种“天命”，“克己复礼”是天才的思想。
这种“天命”即“天才论”思想，后来又不断被中国儒家文化以各种方式同义反复，比如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等等。
“克己复礼”，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它就是中国文化生存发展的简单规律，它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天命”文化简单的循环。
当代不少中国学者，既承认中国古代文化停滞不前，又批判孔子开历史倒车，这种批判事实上不甘心中国文化是一种简单循环的文化，这种唯意志的批判，逻辑推理就会得出中国的停滞是孔子等少数统治者的意志造成的。
这种一厢情愿的感情，不能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犹如一座大山挡住对中国文化的客观和深入的分析。
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冷眼观察，相比而言，一些西方著名学者，旁观者清，一眼就看清楚中国文化循环停滞的客观性。
那么，中国文化政治循环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这一问题，笔者试管中窥豹的分析三个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认识对象：《易经》、老子、孔子。
中国文化源泉《易经》开宗明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就是竞争，就是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易经》接下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即君子用“道”和“德”去追求和平衡物质的发展。
物质的积极进取心，以及物质发展的平衡性，构成了中国“道”文化的核心。
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继承了《易经》的物质文化发展必须平衡的信念。
但是老子“道”的思想又立足中国文化的实践，从根本的矛盾性出发，创造性的丰富了中国“道”的文化。
《易经》的“厚德载物”，给出了中国物质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但这毕竟是中国文化的理想状态，而事实上中国文化的实践与这种理想状态相距甚远，甚至南辕北辙，是挂羊头卖狗肉。
老子冷眼观察，语惊四座，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老子抱着对社会的无情批判，揭露了中国文化“道”的矛盾性，指出了“天之道”和“人之道”的势不两立。
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这完全背离了“厚德载物”的中国文化宗旨，老子说出了中国“人之道“文化的真相，揭露了中国文化的虚伪性。
可贵的是老子并不因此而放弃对“道”的信仰，老子仍然相信“道”的精神，如同孔子相信“天命”的存在。
不破不立，老子在批判“人之道”的基础上，树立起“天之道”。老子号召“道法自然”，劝道人们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看齐。
可能老子认识到“自强不息”的竞争文化和“厚德载物”是冲突的，老子另辟蹊径，用相反相成的道理，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无为而治，以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对“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进行根本的颠覆。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老子认为“人之道”的误区在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纵观老子的思想，核心在于物质利益的合理思考，老子用新的思路，出奇制胜，即用“反者道之动”的物质原理，来劝道人们主动放弃物质欲望，从而和谐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
我们再来认识孔子。
孔子赞成《易经》的君子自强不息，但是孔子主要学说是围绕“克己”的思想。“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思想。结合《易经》“厚德载物”的文化理想，孔子给出了通过“克己”的实现途径。
概括一下：《易经》中国文化的口号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但是事实上中国的“人之道”文化变成“损不足而奉有余”，于是老子提出“道法自然”，主张清心寡欲，走向怀疑和否定物质欲望，而孔子的对策是中庸之道，以自我克制的方法来避免“人之道”进入危险的误区。
当然，中国文化是薪火相传，老子、孔子的思想在《易经》都已有本质的表述，只是老子、孔子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各自作了侧重选择，并且进行了系统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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