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华夏大变局——兼谈儒学与自由主义及宗教

按: 道统与政统就是儒学与儒家政制，从‘夷夏大防--拒杨墨--斥佛老’到现在的拒斥‘新杨墨’，是一脉相承。

华夏纪元2681年(公元1840年，以共和元年为华夏纪元之始)以来，以天朝自居的中华帝国面对的不再是北方洪水般的草原帝国，而是从东南沿海而来的船坚炮利且颇为‘文明’的西方殖民帝国，此时此刻，中华帝国对于草原帝国的文化上的优越性不复存在，此情此景，皖人李鸿章称之为‘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华帝国对草原帝国文化上的优越性，就是通常我们所知的‘夷夏之辨’。按孔子的说法，就是‘微管仲，吾辈皆披发左衽矣’(华夏传统荡然无存)。黄帝尧舜文武以来5000年的华夏传统若以孔子为界，则‘在孔子之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

孔子其时的春秋及随后的战国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正是华夏文明诞生后的‘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却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而‘世之显学，儒墨也’。到了战国后期，儒学不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经历始皇坑儒之后，在汉代始‘ 独尊儒术’，而孔子开其新统的儒学最终成为主流的华夏传统。

孔子是商族后裔，却极为推崇周礼，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与商不同，革除商族浓重的巫神卜筮的宗教神秘氛围，强调‘天’的概念，具有更多的类似自然的解释，并制定周礼规范政治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然而随着周王室中央政权的衰落，各诸侯政治争斗，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普遍复杂化，终于‘礼崩乐坏’了。在这样的时代，作为贵族后裔的孔子是一个古代文化的保守者，‘悲天悯人’，提倡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以‘孝’为‘德之本’，‘克己复礼’，在个人伦理道德基础上，重建理想的政治社会。然而所谓‘克己’，这只是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大行其道的当然是‘为己’，也就是孟子所强烈抨击的杨朱的学说，号称‘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其说提倡‘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颇有现代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亚当斯密的风格和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至上性的风范，其共同点是对人的社会属性视而不见，而儒家的‘克己’也就成了流行的杨朱的‘为己’。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所谓君也就是现代的国家或社会共同体。

与之相对立的‘孔墨并称’的墨学，为墨翟所创，则从‘天’的概念出发，加以更具宗教性的解释，以‘天志’、‘明鬼’为核心，提倡平等主义的‘兼爱’、和平主义的‘非攻’，为社会的中下阶层摆脱苦难提供一个类似桃花源/乌托邦的途经，其学广为流传。墨学强烈反对儒学，比如祭礼等。墨学中一些合理成分最终为其他各家吸收，甚至孟子本人，而其学说中的宗教特性则最终为中国人所抛弃，原因正如孟子所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到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附了一段小文章：“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记述了。

对于盈天下之言的杨朱和墨氏之学，孟子称之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那不过只是一个‘禽兽’一样的‘自然人’而已，其说终不能登华夏大雅之堂。

当年杨朱因为邻人歧路亡羊，很是感慨，‘大路因为岔路多，所以羊走失了。同样的道理，因为学说派别多，很多人常常误了一辈子!'

经过数百年混乱，华夏变局在汉朝开始后渐渐稳定，儒学终得以发扬广大。坚持孔子的道统，‘言距杨墨’的孟子也被尊称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在又一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夏文明面对的是西方文明中其说更为完善的‘为己’---个人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和更为精致的‘兼爱’--基督教，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这不过是旧瓶装了新酒而已，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终将如上一次‘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一样，超越挑战，复归传统，浴火后而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