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刍议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接受的是超验性的政治（天命观）（即“使民”的权力必须有“承大祭”而来的政治天命和价值原则），和经验性的民生经济以及儒家伦理意识形态。而现行的GDP主义则是偏至于经济，把它神化了，结果官民争相逐利。文化的东西既然礼崩乐坏，中国人的企盼就没有了着落，只有向生物的东西退化。  其实，社会主义以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是历史的误会。社会主义并不必然地与唯物主义相联系，相反，唯物主义恰恰是资本主义工业文化的哲学，如当今西方主流哲学实证主义正是拜物教的婢女，这一点卢卡契已经说得很透彻了。所以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儒家对接乃是当务之急和题中应有之义。
       儒教是一种准宗教。准宗教者，其一，其信奉的不是形而上的超验的精神实体；其二，其教义不是神谕而是道德伦理；其三，甘居辅政地位，不设独立于政府的自成系统的教会组织，历史上未曾有政教之争。基督教有其理论方面即神学，亦有其实践方面即宗教，而儒家不仅有儒学，这方面已经谈得很多；还有儒教，前此囿于西方中世纪正统模式，学人谈之甚少 。其实如传统的科举制下开科取士，道德文章并重，包含有浓厚的教化内容，或可视为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建制，一种类似西方基督教的准教会形式。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即是从“伦理本位”来看儒家的。他认为在个人与团体之间，“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春秋时杨朱“为我”，强调个人；墨翟“兼爱”，强调群体。后经孟子辟杨墨，儒家伦理本位最终胜出。

孟子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比之当今之世，何其相似乃尔。就意识形态而言，墨翟相当于超验有神论宗教（“明鬼”），杨朱则相当于近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利己），各有偏颇。唯儒家介于其间，开出了中华文化独有的的皇极大中之道，此乃千年至哉伟业。
        梁所谓伦理本位，乃是以人伦关系为本位，以人际伦常之关系来组织社会，从中分解出中国人的三六九等、士农工商、君臣父子等权力的和伦理的层次。基于这些层次区分，其间的人际伦常关系就成为中国人处理神人、天人诸关系的基本方法，使信仰体系嵌入人伦关系——这也就是准宗教的另一种说法。
        需要指出，宗教与道德都是人对世界的精神性把握，但程度不同。宗教是超验的、彼岸的理解，道德是经验的此岸的理解，各有利弊：前者是神的道德，是外在的强制的硬约束，后者是人的宗教，是内在的自觉的软约束。如在地沟油、垃圾食品、不文明驾驶乃至全民道德滑坡方面，西方人就比中国人的素质好得多。这说明超验的力度大于经验的力度，幸亏中国传统还有强有力的政治来“禁民为非”。在中国，一旦大一统政治解构，仅靠道德约束是无力的，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