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及销售已呈泛滥之势，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转基因技术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
产生转基因问题的背景是，“我国有13亿人口要吃饭，土地资源有限，粮食安全始终是最大的隐忧。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必须依靠高科技改造传统农业。……如良种培育技术、转基因技术等。2008—2010年，我国新型转基因抗虫棉培育和产业化全面推进，新培育36个抗虫棉品种，累计推广1.67亿亩，实现效益160亿元，国产抗虫棉市场份额达到93%，彻底打破了国外抗虫棉的垄断地位。这是我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取得的重大成就。除了新型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抗虫水稻、转基因玉米也已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新型抗虫、抗除草剂、抗旱转基因作物以及抗病、品质改良转基因动物研究进展加快。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一直为社会广泛关注。我国这方面管理十分严格，在转基因生物安全、安全评价、转基因生物标识、转基因生物加工、转基因生物进口、转基因产品进出境检验检疫等方面，有一整套安全管理的法规体系。”（摘自《求是》温家宝：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上述转基因问题使国人万分焦虑。人们开始呼吁政府下令立即停止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推广，停止转基因食品的进口和销售，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并对转基因技术进行国家安全调查，呼吁全国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关注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推广这个涉及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受转基因粮食问题的困扰绝非偶然。产生转基因粮食问题的根源主要还不在于人口的多寡，而在于正在泛滥的“转基因”文化，即文化的本体被置换，说白了就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没有了自己的文化，经济即使有所发展也是于事无补，也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高铁事件和转基因粮食问题都是例证。一个国家如果只顾眼前利益，一切为了GDP，势必导致种族和文化的毁灭。
笔者说“转基因”文化，是因为文化也有其基因，这就是在笔者《中华文化是政治型文化》一文中列示的诸般文化因子：
经济型文化 政治型文化
本体取向： 物质 中道
主导形态： 经济 政治
政治形态： 民主制 集权制
经济形态： 市场经济 民生经济
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 伦理道德
理论形态： 科学 哲学
思维方式： 实证 辩证
权力中心： 技权 政权
社会层级： 金钱社会 官僚社会
从上表可知，在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主要文化因子中，当前中国有六项业已被置换为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余有关国家体制政治体制的红色标注的两项因子也正饱受蚕食和质疑。这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转基因”文化？
需要指出，当前左派只知道马克思主义正确和社会主义好，这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针对的主要是资本社会里贫富两极分化问题 ，而不是文化侵略的问题。其实我们说社会主义好，好就好在它经过了毛泽东思想的嫁接，从而与深层的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即与上表中的本体取向（见笔者《毛泽东的本体论思想》）、文化主导形态（“突出政治”）、政权形态（民主集中制）、经济形态（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辩证法）和权力中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诸项大体相契合，而不仅仅是抑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那么直观。所以要有效地对抗西方文化侵略，单凭马克思主义不行，而要效法毛泽东，将之中国化，于中华文化传统相对接，重建文化本体，复兴民族文化。
同时应当看到，简单地回归毛泽东时代也是不够的。毛泽东当年面对的是国际国内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军事入侵、意识形态渗透和国内经济一穷二白等显性问题，而今我们面对的是更为隐性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因而亟需重建华夏民族文化本体，开拓一条自立于当今民族之林的新路。多数国人只见有形的转基因粮食危机，不见无形的转基因文化危机。其实从政府、院士、专家和民众的分歧就可以看出，问题不是出在想象的饥荒威胁，而是出在文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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