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很好很流行的一句格言。是谁发明的我不知道，但推广它的貌似是那位学术超女。也难怪，一句以佛家的语言表述凭道家行为准则为指导做儒家应做的事的格言，融汇三教，想不红都难。可惜，再好听的扯淡依旧是扯淡。
为了论证这一点，我先举个例：设使我是老师，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娱乐的谈心的休眠的各有所好，我依然讲得开开心心，心想——你们爱听不听干我P事。 喏，这就是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
当然肯定有人不同意这一简单的论证，那么，就讨论下什么是出世入世吧。入世大致并无争议，而入世就字面解之，即是对世俗的超脱，至于如何超脱，无非是个人社会两方面。
以出世是道家精神状态这一传言，我肯定它指的是对社会对外界的超脱，因为道家从“为我”“全生保真”这些思想发展而来，持怀疑论与不可知论，无法想像他们会将超脱自我放在超脱外界之前。那好，假使如此会有甚么问题呢？问题太多了。如果某人抱此出世之心径直去修仙嗑药还好，却偏偏要来做甚入世之事。我只想说，在他心里既无对社会的责任感，也无对他人的责任感，有的只是如何明哲保身，导致的最好（注意定语）结果就是混，能干则干不能干则混。这样的情形下能把事做好？其实这种心态在中国早有传统——典型的官僚主义特征。但要都这么搞，中国早没了。偶然有那么些个例我可以接受，瞎猫碰上死耗子也是有的，但非要说这是普遍现象，我只能表示非常困惑。
那么有人一定会说，其实他的意思是对个人成败得失的超脱，是吧？好，就我的了解，超脱个人得失这一说法，三教皆有。佛教就小乘（我认的正宗）而言，因对宇宙终极关怀的追寻而超脱；道教当然也超脱，那是因为他们甚么都超了，一心寻求不以物累形（简单概括就是死了一次便不怕再死了）只等飞升的境界，这两者都叫出世，相信都不是你们的意思，但你们却明确说“出世”是这两家的，我再次困惑。而在一般所言意义上最贴切的恰恰就是属于他们最看不上眼的做入世之事的儒家的。仁人志士对个人成败得失的超脱，完全建立在对天下的使命感，对苍生的大爱上，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传承至今的道统，家徒四壁又如何，受尽磨难又如何？哪怕明知身后是千载骂名也会站出来担当（这可比死惨了千万倍）！我把这叫做儒士的心。
需要举例子吗？有明一朝，于谦，杨继盛，王守仁，徐渭，张居正，戚继光，左光斗，杨涟，孙承宗，袁崇焕……数不胜数，还仅仅是明朝。一个被认为至为黑暗的朝代。（在此我对大明谨表歉意，为从前听信人对他的污蔑）
也许有人会说苏轼，他的确是三教杂存，但也是儒学为体的。青年苏轼可以说是以入世的心做入世的事，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也许是谦虚，但谁敢说自己一生下来就甚么都看透了？）。各地为官期间，他以百姓为先，做了不少好事，受到民众的厚爱，但这时他明显是抱着儒士之心在做这入世之事。及至乌台诗案发，流放各地的途中才不得不自我解排，让释道思想占据一席之地。这时的他是在以出世之心做出世之事，入世的事他做不了（当然，他也还是利用关系帮百姓做了一点事）。
综合说来，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俩字概括，扯淡；四个字，胡说八道。这样的论证还算明晰吧？真不知道那些学术快男超女们如于丹之流咋想的，老是炮制些看上去挺cool的概念到处兜售。如果他们不知道本义，那就是哗众取宠，愚乐民众；如果知道，那就是居心叵测，歪曲中华传统以谋私利。而其他人又被他们一时蒙蔽，才帮忙传播，搞得鸡飞狗跳。
所以，我们，每一个时代青年，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念，以儒士之心，做入世之事。这才是中华崛起的根本。
PS：我一直以为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都应是社会上不易学到的。因为社会上那些蝇营狗苟，尔虞我诈早已产业化，随到随学，学会为止。如果学校里再由为人师表的群体一传播，那这个国家可就真难过了。
嗯，其实道家，尤其是庄周，佛教，尤其是禅宗，其思想都有内化到儒学。但所谓出世之心，确实不能往释道上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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