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明清之际，总要生发出许多感慨。传统史学讲善善恶恶、正邪曲直，不唯此，不能树之风声、申以劝诫，但在很多时候，这样的立场就不免显得简陋呆板了。明朝亡国，当日死社稷者有之，图复国者有之，晦迹避世者有之，易服色、改衣冠以仕新朝者亦有之。吴梅村原本也是想作遗老的，却迫于压力，不得不应召进京，作到了新朝的国子监祭酒。如此，是否因为他作了“贰臣”，或者是他自称的“两截人”，便对他加以批判贬斥呢？至少于我而言，这还是要大为踌躇的。
吴梅村不能赴死，而陈子龙、夏完淳等人却能临难不苟，舍生取义。史传记载，吴梅村之所以不堪压力而出仕，其中有家累的原因在；张煌言悬居海中，清兵令其父致书劝降，张煌言复信称：“愿大人有儿如李通，弗为徐庶。儿他日不惮作赵苞以自赎。”其父也暗中寄语，称“汝弗以我为虑也。”（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显然，与陈、夏、张诸君子相比，吴梅村是有所不如的。不过，死节甚难，以此责人，则明末不受此责者恐怕甚少；而全家保亲的压力，在当日确实很沉重，我们知道，黄宗羲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辞别海上义军，回乡隐居。吴梅村在这两件事情上退让了，实在是不必深责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被迫出仕新朝，事后既没有找“水太冷”、“奈何小妾不肯”这样的可笑借口，也没诉诸“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这样的堂皇理由，而是辗转于惭愧和痛悔之中，至死不已。
吴梅村出仕后自责自悼的诗句，其中尤为痛切者，如《临终诗》其一“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贺新郎》“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苟活”等等，人所熟知，他后半生痛苦忏悔的情状，也是人所共见。人们能够同情、原谅他，如赵翼称：“梅村当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迹尚皆可谅。”以行迹而言，吴梅村没有为敌前驱，没有开门迎降，出仕后也没有作马融草奏李固这样的醜事；以心志而言，虽然他没做到守志不移，于道义或有亏欠，但他能够自省自责，于孔子所言的“行己有耻”，庶几近之。显然，人而有耻，则他对道义的崇信便不会彻底废颓，我们的道义观念，固然是由种种卓荦不凡的言行所昭示的，但往往更是由这样的有耻之心来维系的。履行道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也不能因此废弃这一责任，这大概就是我们能够同情、理解吴梅村的原因吧。
而“有耻”也未必是件容易的事情。孟子称：“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在今天以辞令为机巧者，正是颇为常见。对于一些人而言，相信吴梅村并不亏于道义，恐怕并不是什么难为的事情，理由则更是拈之即来。不过，再进一步，要相信洪承畴与吴梅村、吴梅村与顾炎武之间没有道德之差，我想，只有头脑结构非常奇怪的人才会承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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