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端，字月川，黄宗羲《师说》列为第二，认为，“方正学而后，斯道之绝而复续者，实赖有先生一人。”从《师说》对曹端的叙评看，似该算王阳明“心学”的先驱（其早于王阳明九十年左右）。
黄宗羲写道，曹端的思想，是不由师传，自己深悟，求之吾心，即心是极，心之动静是阴阳，心之日用是五行变合，以事心为入道之路，天下无性外之物，性无不在，这就是太极之理。
方孝孺遇难在1402年，曹端1409年“登乙榜第一”，相去不远，该算是同时代人；在列为“师”的地位上，既以方孝孺为第一，则以曹端为第二，而黄宗羲又称曹端为明代之濂溪，则意谓在某种思想学术地位上其为开山鼻祖，而这种思想学术，就是明代的心学，以王阳明最著。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言出于孔子者乎？”这是拿孔子说事，总之是以自己的心为知识源泉、是非标准，正如曹端，“即心是极，一以事心为入道之路”。
黄宗羲在《姚江学案》之王阳明一节说，“宋儒之后学者，以知识为知，谓‘人心之所有者不过明觉，而理为天地万物之所公共，故必穷尽天地万物之理，然后吾心之明觉与之浑合而无间’。说是无内外，其实全靠外来闻见以填其灵明者也。先生以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故于致知格物之训，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功夫。良知则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
我们今天读来，觉得黄宗羲所说的“宋儒之后学”的所学，比之王阳明的“心学”，倒更有些道理，“宋儒后学”是以心为认识的工具，以客观事物为认识的对象，力求认识客观事物的真相和规律，这岂不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么？这种哲学，又岂不是有利于认识自然、发展科学技术么？那么“宋儒后学”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从黄宗羲的这段话看，问题就出在他们“全靠外来闻见以填其灵明”，而失去了自己的认识力，另外呢，还有“知行”不大能“合一”，反而“心学”能“知行合一”。
凭黄宗羲这些话，似也不大能闹得清“宋儒后学”们的错，只有结合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才晓得他们错在哪里。《明儒学案》一书的点校者沈芝盈先生引《明史儒林传序》说：“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那么，黄宗羲所称“宋儒之后学”，就是指的这些人，往前推，就是宋代朱熹之后的知识分子们。
沈芝盈先生说，“王学为什么会取代朱学而兴起呢？首先是朱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和暴露出种种问题。朱学在南宋以后，是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是以朱学为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官场的敲门砖，实际行动却与之相违背，形成一批谋取个人名利的假道学、伪君子，他们之中有的甚至苟且钻营，无所不为，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至于恪守朱熹理学的道德修养传统，著书立说，讲学授徒的读书人，为数也不少，但他们往往迂阔无能，没有实际办事能力。所以理学逐渐成为僵死的教条。”
沈先生这段话，并没有说朱熹之学本身有何错，也没有说朱熹后学们的所学有何错，只是说在实际行为中他们错了（亦即知行不能合一，言行不能一致），因而也就连累了朱学，使它不再受人欢迎。这好比是信徒们自坏教门，而其教本身却未见得错。
在这样背景上，我们才理解了，为何唯心的“心学”，倒是成了真理。既然外面的一切竟然在朱学的名义下变得那样地坏了，我们不如以我们自己的心，以我们的“良知”，为知识源泉、为是非标准吧，大家都来努力地“致良知”，唯心主义倒成就了一条返回实际、返回真理的路。
附：一则书讯
作品简介
《苏中风云录》27万字，写的是抗战时期一支国民党军队“鲁苏皖游击总部”在江苏中部地区兴起和消亡的历史，以及这支军队的首领李明扬与李长江个人命运的演化。本书风格雄浑，笔力文史兼具，对李明扬的政治智慧、李长江的草莽本色，刻画生动而又含蓄不尽，对当时苏中抗战的政治军事形势，作出了深度透视和鸟瞰式的勾勒。文学欣赏者，历史研究者，文艺创作者，都将从中有所收获。
作者：沙黑
目录
序--------------------------------------------王干
第一章 一方地盘，有一座古城叫泰州
第二章 纷纭局面，有一种势力叫中间
第三章 翻脸一战，十三个团十路进攻
第四章 助陈抑韩，酝酿二对一的态势
第五章 波峰浪谷，堂堂之阵败于骄狂
第六章 易帜分道，不仅是智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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