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谈话215：在文化封闭条件下的中国革命

刘泰特谈话215:在文化封闭条件下的中国革命　　

我撰文反复分析过，中国文化是天然的物质主义，物质主义的特点是迷信和追求物质权力，这是中国文化第一特征；物质的发展又是对立统一，因此在追求物质中，又必须驾驭好物质利益的平衡，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二特征。　　

《易经》、老子、孔子的思想，无不都是围绕上述两个中国文化的核心而展开。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中国文化的正面形象可以用《易经》中这两句话，本质的全面概括。　　

“自强不息”，是突出人在物质获取和创造活动中的主体性价值（主体不是神），它同中华民族刻苦、勤俭、种瓜得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传统美德密切的联系；“厚德载物”，揭示中国文化的物质发展必须遵循的物质分配的规律，它是老子、孔子物质利益平衡思想的价值核心。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物质利益的平衡，即现在很流行的“和谐”一词，古代称之为“中庸”；这一核心价值实现的途径，老子总结为“反者道之动”，孔子的告诫是“克己复礼”，是“不患贫而患不均”。　　

中国文化如果偏离了核心价值太远，就会发生社会革命。　　

孙中山说：“革命之名字，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革命运动概要》）　　

孔子的事业，是为拯救中国文化的礼崩乐坏而奔走一生，他的“克己复礼”思想，不少人批判是企图开历史倒车，这其实是完全不懂得中国文化，尽管孔子是向后看，向往古代周公的仁政，但周公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代表，文化的先进性或者优劣没有时间先后之分，即一代胜过一代的认识是没有历史绝对依据的；“克己复礼”，这个“礼”文化，在孔子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都认为是超越时空的最优秀社会文化，因此孔子继承中国最优秀的文化，来比较和批判世道上日益腐朽的社会文化，这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　　

据研究，“革命”一词最早出现于《易·革·彖辞》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中国文化相关“革命”的文字屡见不鲜，重要的比如：　　

《左传·宣公三年》、《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曾向周大夫问起周鼎，周大夫回答：“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闻也。”　　

《大学》：“《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文字可解读的文化，主要从周朝开始，周正统文化核心价值是“天命无常”；“唯德是从”。　　

“天命无常”，肯定了天命，但又认为天命是独自变化的，好像跟人不相关，这就为“君子自强不息”的文化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唯德是从”，把天命同人的善良和道德联系起来，给人的“自强不息”指明方向，即善的方向，为这种方向创造了天人感应的神圣论证，“厚德载物”文化从中也获得神圣信仰的意义。　　

中国文化人性论本质上是中庸之道，它积极肯定人的善的属性，中国文化忌讳人性恶的认识，但它承认人性有恶的属性，对人性的恶，中国文化婉转的用羞耻之心来否定之否定的表达，羞耻心隐含着人性有恶的属性的思想，用羞耻心来征服人性的恶，反映了中国文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道德乐观主义，这和西方悲观的人性恶的原罪文化是截然不同。　　

经验说明：人性中的善恶是此消彼长，因此追求善、“作新民”、达到道德圣人的境界，必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永无止境，即“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文化善的追求，完全诉诸于个人自觉的修身养性，人性恶的能量，被中国文化大大低估，中国文化为弘扬人性的善，宣传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如何防备人性的恶，中国文化是黔驴技穷，事实上是禁忌重重，姑息纵容。　　

因为中国专制文化，事实上是把人分成各个政治等级，等级制的本质是人压迫人，而人与人关系一旦人为的不平等，人的精神道德就失去了人性的天然平等的基础，在政治等级压迫之下，个人的精神道德属性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政治奴才物质等级的属性。　　

因此，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其实并不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追求善，而是“实事求是”的立足于制度的政治不平等，来保障不平等制度法权利益分配机制的安全有效性，这种物质分配，虽然多寡不均，但只要政治等级性的贫富差距能够被社会普遍认可，中国物质文化的权力就具有合理性，它就能真实的代表中国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　　

如若这种政治等级的物质分配失去控制，社会“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政治文化就脱离了“唯德是从”的天命属性，于是“天命无常”，社会爆发革命，中国政治文化新一轮的开始改朝换代。　　

孔子“克己复礼”、“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就是如此的揭示了中国文化革命的根源和本质。　　

（本文是上篇《中国古代战争和革命没有推动文化进步》续，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