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政治思想，《论语》上的记载，有些是他出国以前的，有些是他周游列国和晚年回到鲁国以后的，但前后基本上是一致的。他的政治思想大约从中年开始就逐步地形成了。
孔子政治思想最有代表性的话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的话出自《论语·颜渊》篇第一章：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动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克己复礼为仁”，这是《论语》中少有的定义式的语言。“克”的意思是约束。“礼”即周礼，即西周的一套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克己复礼”即约束自己，复归于周礼。当时正是所谓“礼坏乐崩”的时代，周礼已难以维持，所以说要复归于周礼。只有已破坏的东西或正在破坏着的东西，才能说到“复”。上面说过孔子认为“礼坏乐崩”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如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下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大权旁落;“政在大夫”，国君大权旁落，是对周礼的最大破坏。与此相联系的破坏周礼，有大夫僭用国君礼，僭用天子礼以及其他层出不穷的破坏等级制度的事件;如大夫祭天、祭泰山等。大家都在违背礼，互相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周礼变成虚有其表，名存实亡。总之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守君的礼，臣不守臣的礼，父不守父的礼，子不守子的礼)。孔子为挽救西周的社会制度，只有号召贵族们克服私欲，约束自己，以恢复周礼。所约束的当然是不合周礼的思想和行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克己”的条目，即在“视”“听”“言”“动”(“动”，指做事)四个方面“克己”，约束自己不合周礼的思想和行为。一纲(“克己复礼”)、四目(“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讲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所谓孔子政治思想的根本。“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就说，贵族们一天下决心约束自己，返归周礼，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守君的礼，臣要守臣的礼，父要守父的礼，子要守子的礼，天下就归向于仁了。可见“复礼”与实现“仁”是一回事。孔子把事实上发生的种种破坏周礼的事实看做纯粹是人的思想不良，所以“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即实行克己复礼是自己下决心就可以做到的，如《述而》篇所云“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想要达到仁的境界，仁就到了”)，这是意识决定论，当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最后一句：“回也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是最能领会孔子思想的，是孔子最器重的学生;他说：我虽不聪明，愿意实行这些话。“斯语”即指上文的“克己复礼”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颜渊云“请事斯语”，也可见“克己复礼”是孔子政治思想之总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目，是对总纲补充性阐述。
有人说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并不是复兴周礼，而是利用周礼来为新兴的封建阶级服务。他们认为“所谓周礼，在春秋以前，很被人重视。孔子不能抛弃这面旗帜，因为它有号召力。何况孔子本来景仰周公。周礼是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无妨利用奴隶主阶级某些礼制加以改造，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说孔子要‘复礼’，要‘为东周’，便是倒退。”(杨伯峻著《论语译注》第15页)这与历史实际是不相符的：
(一)说在春秋以前周礼“很被人重视”是不错的，但是到了春秋后期即孔子活动的年代，周礼却是“很不被人重视”的了，即所谓“礼坏乐崩”了，除了对坚持奴隶主立场的少数人，哪里还有什么“号召力”?如果孔子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他完全没有必要打起“周礼”的旗帜，更不会创造出一套以“克己复礼”为中心的政治学说。杨伯峻从周礼“在春秋以前很被人重视”一下子跳跃了二百多年以论春秋后期和春秋后期孔子的“复礼”，这个时间的跳跃，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景仰周公在历史上的功业和精神是一回事，恢复周公所制定的奴隶制之礼的周礼则是另一回事，后者是倒退的;孔子如果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而对周公只是“景仰”他的为人，是不会要恢复他所制定的周礼的，因为时代不同了：周公时代是奴隶制尚在发展的时代;孔子的时代是奴隶制时代已经达到了它的尽头而向封建社会转化了。
(三)“封建地主阶级无妨利用奴隶主阶级某些礼制加以改造，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抽象地说这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发生这种情况。春秋时期是一个由奴隶制到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杨伯峻也持这种看法)。在这个过渡时期中有些先进封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在这些地方旧的东西(主要是经济制度)已经遭到破坏，但还没有完全破坏，许多旧形式、特别是旧观念还起着很大的作用，新的东西也还没有巩固，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一套;一些落后封国还没有实现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在这些地方旧的东西还占据支配地位。总之，在当时还是处在对旧东西大破坏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采取、利用和改造某些奴隶制之礼。地主阶级统治者利用周礼建立和巩固封建秩序，即是经过了战国二百多年继续对周礼及其观念大破坏以后，由战国末年的荀子开始，到西汉董仲舒完成的。(详见本书第八篇《孔子的政治思想在封建社会的作用》(上)第一节)
我们看看孔子的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不是利用周礼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而是要恢复周礼(西周的奴隶制之礼)，维护周天子和国君的尊严，反对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一)孔子严厉斥责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以《雍》彻”、“季氏旅于泰山”(《八佾》)，他所根据的是周礼：按照周礼，舞蹈奏乐，只有周天子才能用八佾，一佾就是一行，一行八人，八佾是六十四人，诸侯用六佾，四十八人;大夫用四佾，三十二人;按照周礼，只有周天子才能“以《雍》彻”，周天子祭祀祖先时才能唱着《雍》这首诗来撤除祭品;按照周礼，只有周天子才能祭泰山。(到了秦汉这条礼完全恢复了)“三家”(即“三桓”——孟孙、仲孙、季孙)僭用“天子礼”，是对于周礼的严重破坏，孔子激烈地加以谴责。
(二)有人问“管仲知礼乎?”孔子回答说：“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孔子所根据的也是周礼。按照周礼，各国国君才能在宫殿门前立一个“塞门”，即影壁墙，国君设筵招待外国的君主，堂上才有放置酒杯的设备(反坫)。建立了伟大功业、影响很大的管仲，因为对周礼有所违背，孔子也要予以谴责。不错，孔子也说过管仲“仁”，但他所以许管仲以“仁”，那是从“内诸夏而外夷狄”、“尊王攘夷”出发的。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他着重的是，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就会披散着头发、穿左大襟衣服，被夷狄灭亡了。这也是合乎周礼的。那种孤立地抓出孔子许管仲以“仁”，不问情由，而断言“由此可见，依孔子意见，谁能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7页)，是片面的，因而是不能成立的。
(三)《子罕》载：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今译：按照礼，礼帽用三十根经线织成的麻布制做，今天都用丝料，这样省俭，吾服从众人;按照礼，臣见君，先在堂下磕头，然后升堂又磕头，今天见君都免除了堂下的磕头，只升堂后磕头，这是倨傲的表现。虽在违背众人，我仍然主张要先在堂下磕头(当时大家见君都免去了堂下磕头，孔子反对，这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形象)。这条礼，到了战国时期，在东方六国就废除了，学者见君不拜，而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到了汉初刘邦用叔孙通定“朝仪”，就完全恢复，而且更烦琐了。问题的实质本来是很明白的。可是杨伯峻先生却用这一条证明“孔子并不是完全固执不变的人”，孔子“对‘麻冕’却赞同实行变通，以求省俭，”“由此看来，有什么凭据肯定孔子在恢复周礼呢?”(杨著《论语译注》第19页)。“以求省俭”的变通，在实质上并不破坏周礼，怎能据此断言孔子要复的不是周礼呢?杨氏着重的是孔子对“麻冕”赞成变通;我们着重的则是孔子对臣见君在堂下少磕一个头也不同意变通，而要坚守周礼——我们认为，这是实质性的。
(四)宰我发现了“三年之丧”的矛盾，问孔子说：三年之丧太久了，“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丧期一年就可以了。孔子反问他说：“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宰我说“安。”于是孔子说：“女安则为之。”待宰我出去之后，孔子说：“予以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这三年之丧，是周礼。这条礼，在春秋尤其是战国时期，被破坏得很严重，秦汉以后在地主阶级社会群里也恢复了。孔子坚持“三年之丧”，斥责要变通一下的宰我，也是维护的周礼。
(五)“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告朔”之礼，是周礼：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下一年的历书颁发给各国诸侯，历书包括这年有无闰月，每月初一是哪一天，这叫作颁告朔;诸侯把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便杀一只活羊在祖庙祭祀，然后回到朝廷听政。到了春秋后期，在鲁国“告朔”之礼已经有名无实，鲁君既不亲临祖庙，也不听政，只是照例杀一只活羊虚应故事了。子贡主张连形式也不必要了;孔子却主张坚持形式，恢复和充实内容。“告朔”之礼是关系到维护“天下共主”的周天子的尊严的，孔子主张恢复这条周礼的，实质不是很清楚吗!
(六)《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着孔子对晋国铸刑鼎的评论。他坚决反对晋国铸刑鼎，其主要理由就是违背了“唐叔之所受法度”(原文太长，这里不作抄引)。这“唐叔之所受法度”即《唐诰》，当然是周礼。(详见本书附录一《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第二节)
(七)《左传》、《国语》、《论语》都记载着孔子反对季氏“以田赋”。有些人，只根据《论语》的记载，又不去搞清楚“以田赋”是怎么回事，就武断地说：“孔子反对季氏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其实，那是在随着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之后，相应地按占有土地多少来征收经常军费的进一步措施。这一点，已在第二日第五节作了辩证。孔子反对“以田赋”的理由，就是因为它违背“周公之典”或“周公之籍”，当然指的是周礼。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孔子反对“以田赋”是保守的、维护西周的旧制度的。
(八)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这更是从根本上维护周礼。当时的天子是周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当然就是自周王出。齐桓公称霸，即“礼乐征伐”开始“自诸侯出”，至齐简公正是十世;鲁国自季友专政，即“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至季桓子正好五世：“执国命”的陪臣即季氏的家臣阳虎、公山不狃等等。在孔子看来，季氏快完蛋了，不要很久就要恢复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的时代了。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的时代，即周初时代。回到周初时代，这是孔子的政治学说和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
材料很多，不必一一征引。用孔子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蔡尚思说：“孔学主要是礼学”(《孔子思想体系》第282页)，是很正确的。
“乐”是配合礼的，用以陶冶性情，使人自觉的守礼，这里也谈一谈孔子关于“乐”的思想。
孔子很重视古乐，他弹奏古乐的技艺也很高超，他晚年“正乐”也很有价值;可惜古乐的乐谱早已失传了(后人有作辑佚的，但真假很难辨。)但他极端排斥新乐，非常痛恨新乐。这是落后的。这与他“克己复礼”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
孔子说：“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郑声淫”，主张“放郑声”(《卫灵公》)——“放”是驱逐的意思。“郑声”是新乐的代表，因为它产生于民间，与雅乐(即古乐)对立，故又称“俗乐”。沈知白批评了孔子的这种观点。沈氏在《中国音乐史纲要》一书中对“周秦时代”的音乐——包括“俗乐”，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在《俗乐》一节写道：“与封建领主(按：我们认为应作“奴隶主”，下同)所制定的雅乐相对立的就是流行于民间的俗乐，其中最典型的，孔子和儒家称之为‘郑卫之声’。”其实“当时的俗乐，特别是郑卫之声是一种至性流露，热情奔放的民间音乐”，“非常动人地发泄人民的真挚感情”。“在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已不能保持其威信，对诸侯已丧失了他的政治影响，而仅仅成了名义上的最高封建领主。诸侯之强大者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疆土，提高自己的权威。在这称王称霸、连年不断地兼并战争的局面下，封建诸侯都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效忠王室’的那种伦理观念早已不存在了。他们对那些以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教育为其中心内容的、中正和平的雅乐、雅舞当然也不感兴趣了。在孔子的时代，鲁国的乐官就已经风流云散、雅乐不能保持它在西周时期的地位了。”虽然孔子、儒家以及其哲学家为了维护周室的封建统治政权而推崇雅乐、排斥“俗乐”，但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着的俗乐却似乎并没有发生多大的阻力”。从各国出现了许多杰出的音乐家这一事实看(按：下文叙述了一些为新声的音乐家：师旷、师涓、师经、伯牙、高渐离等)，俗乐不但风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而且在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里也都伸展了它的势力。”(《中国音乐纲要》，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9页)沈氏的评论是公允的。
孙景琛的《中国舞蹈史》也有一节《“新乐”“古乐”之争和雅乐的衰落》。其中说：“周初制定的礼乐制度，……到春秋、战国时，终于‘礼崩乐坏’。雅乐虽在名义上保持着‘正统’地位，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不受人重视和欢迎了。”“出现这一情况有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周王室的衰微，诸侯的兴起，新贵的出现，却使原来制定的这一套礼乐制度失去了实际的控制作用。诸侯，甚至有势力的大夫，明目张胆地越礼使用乐舞;而周王室统治者自身也并非那么严格遵守礼制的了，滥用乐舞的事情也时有出现。”“孔子就曾发出很多不满于这种现象的慨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乐和礼是紧密相连的，仁也就是礼的主要内容，乐而不守礼，甚至非礼，自然也失去了仁的内容，还算什么乐呢?不仁的人，又怎能懂得乐的真谛呢?这样就难怪要礼崩乐坏了。”(孙景琛：《中国舞蹈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135页)孙景琛先生的述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孔子弘扬古乐，反对新乐，其目的是配合维护周礼，恢复周礼，是逆乎历史潮流的。
“克己复礼为仁”的“仁”怎么理解呢?要恢复周礼为什么要讲“仁”呢?“礼坏乐崩”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由于社会矛盾激化了(以新产生的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改革力量与奴隶主的矛盾，奴隶主已经腐败，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它们也纷纷破坏周礼)，孔子要“复礼”也是从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阶级关系)上打主意。孔子的“仁”实质上就是从维护西周奴隶制的立场来调和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的矛盾，以及调和奴隶主贵族的内部矛盾。下一节中我们就对孔子讲的“仁”作详细分析。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