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最近，有客自远方来京，就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采访了翟玉忠先生，以下是经翟先生审定的采访内容。
远客：
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讲过，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一个激活作用，它是怎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如何影响了当下的中国道路?
翟玉忠：
人类文明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当两个不同文明相遇的时候，互相借鉴，互相激发，必然产生新的文明成果。比如说印度文化东来，中印文化碰撞，产生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吸收佛教思想，开始注重内心的修养，它甚至重新定义了“建中立极”“皇极”的观念，将“皇极”误解为皇帝个人的道德榜样力量。
马克思主义讲集体主义，讲大公无私。中国文化也讲天下为公，废私立公。这时我们就会深入思考，先贤几千年来是如何“天下为公”的?难道它只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价值或口号吗?后来我们才发现不是这样。
“天下为公”的后边，除了“建中立极”、大一统的天下制度，还有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大学》中“修齐治平”的非神道的世俗生活方式。那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先贤认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我们过上更安乐、更智慧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会如加工机器那样，将A件和B件焊接起来，一方占60%，一方占40%。它们之间的结合应该是互为激发，进而产生出新的思想。
远客：
对，但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个主次的问题，比方说阴和阳，到底阴在前面，还是阳在前面?
翟玉忠：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古人说的阴阳有个主动和被动的问题，有一个主导和次要的问题。但这里的次要不是说不重要!假如只有阳而没有阴，那这个阳也将随之消亡。整体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主导的。这个主导性体现在哪里呢?是马克思主义在方法上的主导，是马克思主义在价值上的主导。而价值观也就是立场问题，是为谁治国理政的问题。
举例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认识，对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就大有启发。“不与民争利”最初的说法是“不与民争利业”，意思就是说大家要各安其位，各尽其职，不能越俎代庖。但西汉以后，一些文人主张“不与民争利”，其实他们后面站着的是大商人、大地主，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不与民争利”成了不要动那些豪强地主的蛋糕，放任这些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国家不能干预。
你看，如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你就会进一步思考，“不与民争利”这句话后边站着的是谁呀?再查这些人的经历，发现他们原来大体都出自豪强地主阶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可以用来分析两千多年前的政治经济问题。
还有，我在研究《大学》的时候，就发现它其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智慧，这也与我长期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关。现在通过楚简《五行》，我们能看到《大学》基本观念的本义，什么叫善，什么叫德，什么叫至善。于是我们知道宋代理学家讲错了，《大学》哪里跟佛教似的，讲什么“虚灵不昧”“无一毫人欲之私”……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犹如阴与阳，是互生的。
远客：
五四运动时期要“打倒孔家店”，今天我们又强调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您对这种历史矛盾如何看待?
翟玉忠：
现在全球范围内，从土耳其到印度都有这样的一个思潮，就是回归自身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确定自己的位置，才能解释清楚现实。光靠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附庸，无法指导一个民族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
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主要是僵化、玄虚的宋明理学——当时的主流文化就是这些。但我们不要忘记，宋明理学也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第一，宋明理学加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第二，它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开始关注内在道德修养，想激活思孟学派。第三，宋明理学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基层，将礼制深入到了社会最底层。
与此同时，宋明理学主张一种“不与民争利”的自由市场经济，代表了士绅地主阶层的利益。结果使得中央权力萎缩，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弱化，国家不能引导和干预经济运行。中国工业化需要大量资本，而士绅地主不仅控制了农村社会与经济，还控制了工商业、控制了意识形态。他们把大量资源装入私囊，这样国家就没有资源搞工业化了。所以，共产党人只有肃清士绅地主阶层，才可能把农民的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积累，转化为工业资本，中国才能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化。
今天，我们要恢复的不是宋明理学中的糟粕，而是秦汉以前国运强盛时代生机勃勃的中华文化。那时，中国文化还保持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传统，还是为老百姓为人民服务的，还保持着大禹的精神。
总之，马克思主义激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宋以后代表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而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重要基础的中国文化。
远客：
最后，您能否从中国文化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谈谈全球治理的问题。今天在加沙发生的大规模种族灭绝罪行，让人痛感全球治理需要新的思路。
翟玉忠：
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中期欧洲革命经验的总结，它发展到今天，面临的现实跟当时大不同了。这个世界已成为民族国家组成的列国体制，它和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很相似，是高度不稳定的，处处以邻为壑、尔虞我诈、弱肉强食。
中国人自古反对列国体制或战国体制，坚持“定于一”，大一统的治道，欧亚大陆，整体上只有中国真正实现了持久和平与持续发展，今天它仍生机盎然。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中蕴含的以大一统为核心的天下文明，是人类未来实现持久和平与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甚至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19世纪时，西方人树立起一种坚定的观念，认为只有他们能代表人类文明的唯一正确道路。西方人在其他民族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那是在帮助落后民族。在这种逻辑之下，产生了西方文明优越论，乐观情绪实际一直持续到一战以前。那以后，随着环境生态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世人才开始反思资本主义道路的可持续性，甚至有严肃的西方学者注意到了现代西方诸多的反文明本质特征。
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因为只有反思才会改变。从这一点上说，今天中国人向全世界阐扬人类文明新形态，可谓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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