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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坛上的孔子
在荀子的政治理念体系中，要想实现上古时期尧、舜的治理模式，即贤达圣明，则必须依赖孔子的学说，把孔子推上神坛圣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孔子始终没有得到重用，所以《荀子·非十二子》是这样描述作者自己内心中的孔子的：“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这是多么雄奇瑰丽、卓尔不凡、经天纬地、气吞山河的阵仗和架势啊。如果英明的君王起用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则会“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这里便凸显了教化士民、移风易俗、巩固纲常的作用，只要这样坚持下去，假以时日，就会实现“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的美好社会，恰似尧舜之治。忽然由此想到儒家推崇备至的“两个半圣人”即孔子、王阳明、曾国藩，当你试图寻找公正以安身立命，当你试图凭借官吏权力机构维护个人权利，当你认清党同伐异、固化阶级、门阀世袭、权资狼狈为奸、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现象，当你揭发、批判腐朽腐败腐烂的机制体制规制，当你试图寻衅滋事、扰乱社会治安、挑战维稳秩序、挑战上访规则，当你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而忍无可忍、拔剑四顾的时候，就是说当革命到来的时候，它们就会彻底地撕下伪装的“面纱”，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沿，从肉体、精神和灵魂等方面，对你进行围追堵截、恐吓威胁、无情绞杀、隐匿事实、化为无形、一干二净，不留蛛丝马迹、不留任何痕迹，所谓的“两个半圣人”它们是剥削统治阶级集团的附庸、打手、走狗、鹰犬和先锋部队，它们会采取非常手段，诸如封锁道路闭环压制、清理现场或者说毁尸灭迹、大言不惭地发布声明之后瞎咧咧乃至于不管不顾、噤声或者灭镇屠村致使根源线索断裂、通过黑恶势力投入精神病院、采取生物技术措施杀人灭口、利用连坐及秋后算账的办法摧毁任何坚强的意志、养一群杀人的邪恶组织、突然罹患心脏病骤死或者离奇失踪变成无头案，它们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牲、恶魔、厉鬼。遥想当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批判《武训传》何其坦荡、何其敏锐、何其荡气回肠，再看今朝新自由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以及腐朽无能的井底之蛙等等沉渣泛滥，它耿耿于权力宝座而醉生梦死何其愚蠢、何其自私、何其臭名昭著。由此充分判定荀子是彻头彻尾地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和拥趸者。
二、“礼”是一种人格重塑和精神钳制
荀子在《非十二子》这篇文章中，态度鲜明地批判墨家、法家、名家等派学说，对于子思和孟轲的某些观点也嗤之以鼻，但是坚决肯定了孔子和子贡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就是明确肯定了“礼”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他推崇的“礼”的局限性在于主体要略对下不对上，也就是统治阶级集团制定的“礼”去统御官僚统治百姓统驭万事万物，他要维护的是剥削阶级的特殊性和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后来者或称之为要义，或称之为规范，或称之为核心思想，基本由底层构架和自我约束及其成果烘托完成了闭环效应，统治阶级集团则可以置身事外、坐享其成、名利皆收、万事大吉的、消费正气的，无一不是自剥削统治阶级核心人物变色及其集团腐化堕落开始乃至于泛滥成灾的，潜在的问题和可以预知预判的危险，真的是蔚为大观。所以从道德层面进行批判是错误的，应该专门地系统地正式地批判人的社会属性与世界观。缺失了这一个标准，政治宣言、政治理想、政治擘画、政治思想乃至于整个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态都是虚伪的肮脏的反动的腐朽的。“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这就是政治欺骗、政治愚弄、政治谎言，将其锁定在剥削统治阶级集团真是栩栩如生、恰如其分、十分形象。
凡是官方的，涉及哲学的、古典文学的，它的阶级属性很可能左右自己的研究分析判断认知。唯心的、空想的、主观的批判涵盖了古代文化，那么这个民族的精神，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传承发展下来的深邃的文化内涵就不值一提了吗，彻底否定民族性的东西，就是忘记祖宗的背叛的走狗，尤其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
诸位请看：“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在修正主义国家官僚体制内部是不是呈现出这样一种共性呢——一切向钱看？为资本服务！但是被无端诋毁、污蔑、攻击的毛主席时代，“所谓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他们的信仰和理念是什么呢——和人民交朋友，为人民服务！看看荀子在《富国第十七》中怎么说的“夫桀纣何失?而汤武何得也?曰：是无它故焉，桀纣者善为人所恶也，而汤武者善为人所好也。(对比因此产生，历史地位的轻重立判，声誉评价的高下立明。)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譬称比方则欲自并乎汤武，若其所以统之，则无以异于桀纣，而求有汤武之功名，可乎?”至于那个极端自私无耻的极权主义者，蝇营狗苟于贪婪权力和垂涎声誉，定然将为资本站位的殊荣高高悬挂在脑门之上、深深镌刻在内心深处，我负天下人将成为它的墓碑上最准确的素描，如此自大自负自矜自满卑贱者不提也罢。
“故凡得胜者，必与人也;凡得人者，必与道也。道也者，何也?礼义、辞让、忠信是也。”窃以为，道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是一种态度鲜明的取舍，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凛然正气与无畏精神的彰显。
如果将人类不同的社会制度放在一起，封建社会、殖民地社会、修正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把它进行时空混合式地比较，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毛主席治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绝无仅有的篇章!噤声可以，那么让古代人的文章出来透透气吧，看看上层社会那些个阶级附庸群体、感受一下它们的优越感吧，“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一个个粉墨登场、搔首弄姿、东施效颦、毫无底线，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恰恰是病态社会难以治愈的隐疾的集中的表现形态和缩影。“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在权力的加持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装傻充愣，玩弄玄虚，巧言令色，自矜自夸，伟岸辉煌，“知而无法，勇而无惮，察辩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奸而与众，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是天下之所弃也。”披着华丽的外装、举着绚烂的旗帜、喊着动人心魄的口号、说着美丽动听的愿景，抛弃道德法律的羁绊无法无天，炫耀强大的肌肉肆无忌惮，贪婪的秉性、卑鄙的目的、流氓的手段、庞大的身躯，在邪恶的引诱下，它们不会悬崖勒马，只会顽固执迷、饮鸩止渴、永远堕落。它的两面性、欺骗性、自私性在不断地岁月打磨中暴露无遗并将得到更加确凿的证实。
封建礼教是一种吃人的制度，但是封建制度脱胎出来的统治阶级无论延续、更迭、发展多长时间，它的吃人的原始本性是不会因为社会制度而发生一丝一毫地改变，在反动的修正主义国家和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二者混乱搭配的有奇特个性色彩的国家更是如此。
三、修身就是世界观的培育和形成效能
修道养德是一个人终生学习奋斗的目标，如果还没有达到道尊德贵、道存目击、源清流洁、正心诚意、八窗玲珑的地步，而是表里不一、外强中干、道貌岸然、安之若素心怀鬼胎的虚假的浮华的胖子，是一个口蜜腹剑、佛口蛇心、诛求无已、口是心非的墙头草似得歪理学说的东西罢了。“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如果社会公信和政治生态与道德秩真正得到了传承，什么凝聚力、认知(同)度、知誉度对优秀的中华民族来说必然水到渠成、信手可得、甘之若饴。《荀子·修身第二》接续说道：“故非礼，是无法也”如果叛经离道、恣肆汪洋，外秉大公无私至正无邪之貌，内揣寡廉鲜耻、损公肥私、自大自负、投机自曝(保)之实，是为非礼，是为非法，是为非道，即道德败坏，甚至是道德沦丧，倘如此，焉能化育万物、教化万民、熏陶万世、流芳万代?一个统治核心人物不能以公义胜私欲，其腐朽死亡指日可待，其遗臭万年屡见不鲜。
“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荀子·修身第二》)“知”应该理解为贤达，“愚”可以解释为昏聩。原文后面的话可以参照政治人物和政令措施的“是非”问题进行辩解分析。单纯这一句话，便对政治生态进行了区分、比较、判断和评价。前者可以称之为政治清明、政通人和，因为他是一种真实的反映、一种真实的结果，从思想的本源来看是正确的、光明的、伟大的。后者应该严格区分于前者，可以名之曰政治黑暗、艰难困苦、哑口无言就像吃了黄连一样，离经叛道、忘记初心、篡改经义，是为非是;奴颜婢膝、损公肥私、刚愎自用，是为是非。它们混淆是非观念，无非是迫使人们只能承认、信奉、执行它们的自言自语而决不能反对、反抗、反驳、反战它们的黑暗体系。
在荀子的政治架构中，“礼”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在《荀子·修身第二》中“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在《荀子·天论第十七》中，“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在《荀子·大略第二十七》中，“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礼者，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这就表明，“礼”是所有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事务的基本遵循，既对统治阶级核心人物和官僚体制具有强大的引导和约束力，也对士民和普通群体具有规范修正的合力。要想国祚长久，就应该有一个长期坚持且不能废弃背叛的治国理政的原则，其中包含的天地四时阴阳，终其要略，在于贵民，在于为人民服务的坚定立场和真理原则。
后世的剥削统治阶级在强调上层建筑的时候把“礼”置于模范楷式的地位而与之相互平等，剩余的皆是学习、服从、遵守、执行、拥护而不能更改变味。它们制定了一套规矩，然后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其他人等懂规矩、讲规矩、守规矩、赞规矩，就好似搭建了一张无形的巨大的网络，所有对象都置于这张网的包围中，但是知法犯法的是它们，违背民心民意的是它们，破坏规矩、肆意妄为的是它们，结党营私、权力资本狼狈为奸的是它们，精准打击试图反对、指摘、议论、批判这种丑陋的肮脏的规矩幕后元凶是它们，它们想把自己的意愿彻底贯彻渗透进每一个被剥削者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始终，它们不想因为所谓的“礼”字的束缚自己的王权和政治生命，它们贪得无厌，它们私欲膨胀，它们异想天开，永恒地统治、役使、剥削、支配所有的一切，直至它们的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光鲜亮丽的口号，是统治阶级提倡的，它们必须首先做到;响应者是普罗大众，他们应该自省自励、自律自治，不能违背和冒犯。但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教训表明，这种流淌在中华民族内心深处和基因里面的东西，在民间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承，但是在统治阶级集团却始终以其为挡箭牌、以其为粉饰头面的绝美的不可替代不接受反驳和意见的工具，以其为正大光明、公器私用、权利共荣的康庄大道，特殊阶层、特殊利益、世袭门阀，黑暗家族交织结网，侵袭权力、罔顾法律、狼狈为奸，陈陈相因。孔子拘杀少正卯是因为不容不同的声音，不利于奴隶制度的人物和思想都要格杀勿论;腐朽肮脏的清王朝为了维护狭隘的封建统治，大兴文字狱，不但斩杀现世的人物和思想，还将流氓的黑手伸向了千年历史，这种癫狂的做法，连同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路也望尘莫及。忽然一夜，沉渣泛滥，当号称最具包容性的统治集团在千年百年后，捡起封建礼教封建思想封建统治的政治残渣和糟粕的时候，百姓噤声成了必然选项，百姓禁足成了网格管控，百姓憋屈成了苦海深渊。不要叫嚣创新，不要标榜伟大，不要自诩辉煌，如果用历史的多重轨迹相互印证，愚蠢的驴子都可以天下无敌，无耻的妓女都可以誉满天下，聒叫的乌鸦都可以天籁传音。
儒家讲修齐治平，均以一个社会人的经历境界格局地位而逐渐扩展开来的。《荀子·修身第二》“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窃深以为然。这是一份清醒、是一份自律、是一份自爱、是一份自重。《荀子·君道第十二》中明确表示“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实则是从普通人、士阶层而上升到君王即统治者，统治者也要修身，修身以修道，修道以化万民，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思想、政治立场都是统治者个人素养、胸怀、世界观、历史观的真实反映。真实是一种预判、分析、衡量、取舍，是一种爱憎、亲离、回忆与鞭笞，反映则是一种冲破时间、空间、场景、情绪的显现。臧克家先生的《有的人》便是最好的注脚。有的人的生死存亡是一座永恒的丰碑!有的人的在位表演是一小段时间的音符，是一块冰冷的墓碑，对它的生的赞叹与对它的死的咒怨永远相伴相生，以至于后人只知道它的恶行恶果而轻贱它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别忘了，历史是有记忆的，历史是运动着的，它不会停留在任何一个自诩的固定的新时代，一切都将作古，一切都将成为嬉笑怒骂的典故，一切都将还原而不以它的意愿设想发生改变。那便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人民。
《荀子·修身第二》以君子、小人之对比，凸显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现实客观性。“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诫，虽欲无进，得乎哉?”这是正面形象。“小人反是，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自满自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自矜自夸)，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自私自利)。谄谀者亲，谏争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这是反面教材。这句话也明显提升了站位，抵达统治阶级的核心人物，所谓的亲小远贤、刚愎自用、贪婪无度、吃里扒外、认贼为友、狼狈为奸、为虎作伥、亲痛仇快、心胸狭隘、鼠目寸光、标新立异、沽名钓誉、醉生梦死等等大抵都是这样的状况;也因此证明儒家是以上层社会为服务对象的，所以修身，统治阶级核心人物也要认真地修身，做一个正直的、光明磊落的、真实的、无私忘我的人。《荀子·法行第三十》中描述曾子的讲话：“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众叛亲离、丧失民心。根源何在?求诸于己，自当反思，如此而已。
四、剥削阶级关于民生的激烈斗争
商鞅和荀子一前一后都是战国时期的政治风云代表人物。商鞅以酷法辅佐秦孝公异军突起，荀子的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子，最后也都效力于秦王朝。前者是法家代表，后者是儒家代表，这两个人鉴证了大秦的崛起与灰飞湮灭，但是它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逻辑有很大的区别：《商君书·弱民第二十》写到：“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并且指出了实践方法：“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这种观点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丛林法则如出一辙。荀子作为后来人，一定看到过这种政策覆盖之下的民生的艰辛苦难，所以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政治策略，《荀子·富国第十》中写道“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这个“裕”字，有长养、保护、充实、富足的意思，即：“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此之谓也。《周易》也支持这种观点和行为。“多余”是一种隐形的有生力量，是后发制人、强身固本、不可小觑的潜在力量。《尚书·五子之歌》，也说过“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人民可以亲近而不可看轻;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这一思想强调了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只有重视民生、关注民意、顺应民心，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安宁与和谐。只有将国家实力和国家潜力，隐藏在人民中间，这样的国家才是不可战胜的。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毛主席深谙这个道理，所以提出“人民万岁”的口号，他塑造和积累的革命建设的红利延续至今，愈加显示出巨大作用，“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
荀子接续指出了反面教材“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在社会治理和发展经济方面，荀子同样指出典型的错误的做法：“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赋，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絜伺诈，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靡敝之。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意思是说现代社会上，统治者们用胁迫、讹诈、权谋等手段互相颠覆，来摧残百姓。百姓明明知道，它们的污秽肮脏残暴淫乱将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荀子·君道第十二》说“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表明忘记初心、背离使命、辜负期盼的君主及其剥削统治集团是造成乱世的根源和罪魁祸首;《荀子·正名第二十二》也说“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如此者，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乘轩戴絻，其与无足无以异。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什么厚德载物、什么舍得逻辑、什么大公无私、什么夙兴夜寐，排比句真的美丽动听啊!“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以德治国、以教治国、以法治国，都存在于浅显的“术”的环节，根本没有达到“道”的至高境界，不能审视、认清和解决好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政治态度问题，总是盯着普通老百姓，算计盘剥，强取豪夺，势必会影响到它们的政治地位。“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危削灭亡之情，举积此矣，而求安乐，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时而落(身死国亡指日可待)”五个“不可得也”从深层次揭露了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从本质上暴露了政治构架的短板病症，要深刻理解古语“人作孽不可活”的血的教训。无德无能无耻无道便是小人。
不解决收入和保障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剥削和官腐的要点问题，不解决公信和公正的难点问题，一味的固步自封，妄谈什么刺激消费、拉动市场、盘活狗的皮，“政作民之所恶”将几十年的辛勤成果全部搜刮殆尽、用血泪汗水构建成“太平盛世”“锦绣年华”“辉煌灿烂”“风华绝代”，孰不知民生艰难民生疲惫民生空虚潜藏的危险，便是“失民心者失天下”。诸位，依靠它的现实本性，无论内乱外战，它首先保护的是政治权力，绝不会是尔等芸芸众生。人民成了它们祭祀护佑自己政治生命的刍狗。这一切都是统治阶级集团造成的严重的畸形的社会毒瘤。
还能寄希望于它们吗?
它们是公孙鞅的忠实代表和接班人，但是它们无耻地篡改了公孙鞅的法制宗旨、无耻地阉割了公孙鞅的法治思想，无耻地玷污了公孙鞅的法制生态，公孙鞅俯视着它们的所作所为，愤恨不已，大声骂道：竖子可恶，移花积木，无耻无赖，贻患无穷!腐朽堕落的机制现在已经开始反噬它们的肌体，因懦弱而隐忍、因被动而妥协、因困局而癫狂、因无能而谄媚，妖魔鬼怪和汉奸走狗成为它们作茧自缚的最大推动者和最强反对者。
“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贫，是愚主之极也。”如果用解放思想的要求来分析看待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和深刻，所谓的创新的虚浮、矜持、自负、呆板、浅薄、无味便跃然纸上。“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在极权制衡的修正主义国家就存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仔细思量，是不是非常熟悉和愤慨呢?
从历史发展和进步角度衡量，姑妄称之为“大帝”的普京就是这样的典型，既沽名钓誉，又贪婪无度，毗邻这位大帝的政治掮客何其多哉，无处遁形。按照历史推断，如果普京退位之后，不接受美国的政治保护，终有一天，它会因为给俄罗斯带来的社会动荡付出生命代价，所有的荣耀将被剥除的一干二净。历史实践同时证明：所有子女在美国生活的各国的政治掮客，都逃脱不了民族罪人、叛徒走狗的历史定位而遗臭万年!
五、道器术不能共存一个维度
《荀子·王霸第十一》“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义是原则，是阶级立场，是专政基础;信是贯彻原则的路径，是维护公正的典范，也是取信于人、得以自立、团结一致、共生共存的楷式通途，这是“器”的层面的东西;“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果朝令夕改、如果离经叛道、如果粉饰太平，则祸患必将顷刻及之。“权谋立而亡”讲的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问题，实则表明了阴暗、晦涩、狡黠、丑陋、下作、卑鄙的政治生态环境，“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对内剥削打压民众，对外贪婪掠夺无度，外耗和内卷同时运作，的确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现在的反动的修正主义则是对抛媚现眼、抛金撒银、结友国之欢心而恬不知耻，岂能同日而语哉!但结局是大体相同的。“仁人之所务白也”道路和走向是君主的选择，但如何对待“义、信、权谋”的问题，聪明贤达的人还是应该能够看清楚、想明白、不苟同迁就、不随声附和的好。
过去有一种精神叫批判，后来慢慢地演变成了批评。现在呢到处都在等候领导的批示。权力、官僚、唯上和批示直接玩转了批判，变成了一潭死水，臭气熏天。批判也是一种革命形式和方法。但是它们又非常惧怕革命，我觉得你不爽，那你就真的有罪，抓抓抓;你想逞英雄，就是一个刺头，那你就有问题，而且非常严重，抓抓抓;你想得到公正、得到正义得加持，那你就消停一下，做个额叶手术，送到精神病院，一切都将变得奇妙无比，毫无痕迹;一个寻衅滋事，就可以核定几乎全部的人都有罪。这就是天理，就是王霸。
六、君臣之道从来不简单不民主
一个君王施政的好坏以及它在社会上的覆盖面和知誉度与其本身的格局素养是互为表里的。天高地厚人多渠清，《荀子·君道第十二》中开宗明义“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就是说国君首先要强化个人修养修身，这个“身”是属于自己、属于自私，属于集团、属于小我，还是属于天下、属于大公，这是起始点也是初心。历史上无才无能的君王往往被集团势力裹挟而身不由己，这样便可以有恃无恐的当个逍遥自在王，优哉游哉的在皇权王位上醉生梦死、乐此不疲。这种变化是漫长的、隐蔽的、不可逆的;而它自身声誉的评价则是显性的、复杂的、矛盾性的。有的像太阳一样辉耀持久，有的像流星一样忽然而已，有的像暴风、像骤雨、像灾难、像愤慨一样令人厌恶、咒骂。“故人主欲强固安乐，则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就是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与管理、加强政策研究部署与监管、加强亲民富民富民爱民利民的社会关系重构工作，组合成“权力—政策—人民”这样一个体系，首发者可以通过底层的回馈，反思整改用人机制、政策机制、推行机制、监督机制、整改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隐患和缺陷，修正错误，趋利避害。在这样的闭环管理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该篇章首段有句话：“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毛主席也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荀子继续补充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在客观条件具备和成熟的基础上，人作为一种主观性比较强势的动物，便对客观条件即政治政策的贯彻落实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反作用，所以在同样的环境中也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施行效果，即得失。这种得失是以臣下的角度进行批判的，这就成了考量政治纯洁度的问题了。本篇章的主题是“君道”，荀子对此进行了推断，“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明主以天下百姓万千大小事计，暗主以自己皇权皇位皇威把控计，“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如果一个君王时时处处言必自夸、事必自矜、力必自炫，必定会越位的，太具体、太强权、太霸道，而臣下必然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合力何在，动力何在，能力何在?
我们也可以从人员、政策的进行反方向思考。集团制定大政方针，集团代表便会对政策政治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样产生的政策制度，又由集团代表的主体负责施行运作，一定会在其中产生质的变化和量的增减变化;关键是评价体制也是由集团代表自身组织开展的。综合考量，其代表性已经不会存在了，也就是说它们的目的性、方向性完全错误了，这样昏庸短视的君王和狡黠黑暗的臣子群体正是兴亡废兴、暴政乱国的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古代的荀子恨不能跳将出来，指着它们的鼻子：要心里始终有所牵挂，不要嘴里面喋喋不休轻飘飘的夸夸其谈，要真心实意的为他们干事，不要想方设法的试图干掉他们控制他们，要义无反顾的关爱他们，不要张牙舞爪的打压他们，要以他们为主要服务对象，不要以他们为中心进行无休无止的剥削;如果搞反了，他们有朝一日也会反了你们的。“故曰：人主不可以独也。”当君王开始自大自矜，狂妄自大，以为天下第一〈民主丧失，民为主的观念丧失，为人民服务的信仰丧失，民生的社会实践扭曲，法律的保障体系变色，官吏的举报监督虚设〉的时候，便是政治生态变味恶化的源头，终其一生可以称之为独夫矣。随着时光岁月的消逝，一切都将变成过眼云烟，成为一种虚妄的自我粉饰、自我伪装、自我陶醉，成为一种虚假的自我膨胀、自得其乐、自我满足。
中国古代文化从理论上是健全的，其中有权力与服从、监督与履责、相辅相成与同心同德等等，所以文著中清楚地罗列出了君道、臣道和人道、夫道等等，“人主不可以独也”指出君主要任人唯贤、广开言路、实行民主而不能做“独夫”。如果带着有色眼镜观察仁人志士或者高高在上的君王，或者悉皆都是法西斯。由此忽然感悟到毛主席将“四大”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作为官僚权力的监督机制，是非常有远见、有魄力的和开创性的，可惜那个龌龊小人深受其害，便一股脑地彻底废除了这样的条款，将无产阶级的“矛”剥夺了去，变成官僚权力机构自我闭环的坚甲利刃，更有后来的自负自大的“愚夫”利用花言巧语封死了回向反噬的渠道，反其道而行之，无产阶级便更加疲惫无奈绝望了。圣明的君王、伟大的领袖、愚懦的独夫，在历史的砝码和社会实践中，异常清晰明白、确凿无疑。
《荀子·臣道第十三》以“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惧也”立论，说明了强权独夫的空前危害性。而在古代社会制度中，“谏争辅拂”的臣子可谓是凤毛麟角，在反动的修正主义秩序之下，更多的是独夫强权，惟我独尊，一言堂会，对与错、功与过、是与非，实则系于一人耳，偏偏彼以愚痴为盾，以敦和为幔，以梦想为饵，以聋哑为具，以使命为号，以初心为倡，内贪外谄，外强中干，罔顾生命倒悬于水火，无视灾患殃及于子孙，悖逆乱行，如此肮脏的政治生态环境，言论臣道，无异于画蛇添足，无异于水月镜花，无异于痴人说梦，到处都是唯唯诺诺，满眼皆是哼哼哈哈，“闇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自掘坟墓。纵然屈原生逢此时，亦当决然投湖自尽。“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独，明主尚贤使能而飨其盛，闇主妒贤畏能而灭其功，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闇，桀纣所以灭也。”《荀子·天论第十七》指出“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袄。(举例有三，只择其一，动人心魄，明智见性。——作者注)”这就是残酷的历史规律，这也是现实社会实践的一个重大警醒。“从道不从君。”自吹自擂的君主和信誓旦旦的臣子，看到这样的警示，不知会作何感想呢?大抵依旧如故，我行我素，我命由我不由天，它们连一丁点的历史责任感都无从谈起无从顾及。一群畜牲而已。“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泽被生民，夫是之谓权险之平，汤武是也。”这难道不是革命的号角、战斗的轰鸣、鼎新的典范吗?是，也不是。从后来者的角度，必须服从社会进步与实践，必须为君王的统驭唱赞歌，必须为权力洗刷干净背负的名声;但如果身处其境，则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温良恭俭让等等思想意识层面的东西和国家机器都会迫使民众承认现实而安身立命以自保，这个痈块不到暴烈喷发自救的时候，必须忍耐而决不能有非分之想、非分之作。它会欺骗说文章只是举个例子罢了。任何剥削统治阶级都是防民甚于防敌，越是独裁统治强权政治腐朽社会，这一点表现的更加突出和紧要，它们会将其视之为第一要务而丝毫不放松，过去称之为高压统治、白色统治、黑暗统治，是十分准确的。
七、革命担当是综合素养的放大镜
《荀子·天论第十七》写到“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这是核心统治人物的世界观问题。社会实践与历史典籍是检验政治生态、批判政治构架的一面镜子和一个标准。这里的君子指的是君主，是核心统治者政治素养、政治能力、政治态度的集中表现。“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向内而求，求诸于己，自我激励、自我净化、自我积淀的功能完备，不推卸责任，勇于承担自己的过错，才算的上是一种担当;“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没有雄才大略、没有经天纬地之才得平庸的懦弱的统治者，往往会积极地寻找各种借口，放飞自我，肆意妄行，作茧自缚，自掘坟墓，向死而生;它们往往会将主观原因嫁接到客观原因上，从而推诿扯皮、视若罔闻、故弄玄虚地制造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企图和卑鄙龌龊的追求。“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同悬字)者，在此耳。”尧舜之与桀纣，开疆辟土的英武君主之与分疆裂土的鹰犬僵尸，侃侃而谈的孔丘之与言辞振振的柳跖，开天辟地的“千古圣人”之与自吹自擂“无敌天下”，它们的政治声评为什么会如此悬殊呢，在其位，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不能正确的认真的修身修德，不能胸怀坦荡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贵以身于为天下者”即以把持操纵权力为荣，以统驭皇权皇位为贵，这样无能无赖的统治者，老百姓怎么愿意将天下大事寄托在它身上呢?
《荀子·正论第十八》开篇就说到：“世俗之为说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采取欺骗隐瞒的方式对待国人和民众，这是一种错误的政治论调。古文的句式句意是以周为利(宜))意思就是说不要张口闭口瞎咧咧，手舞足蹈画大饼，兴高采烈的自以为得计，事实上“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纸里面包不住火、雪下面埋不住尸体。他继续说：“主者、民之唱(倡，效法的楷式)也，上者、下之仪也。”当沉醉于讲台上高谈阔论、滔滔不绝，陈词滥调、不知所云，“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荀子·大略第二十七》“君人者…好利多诈而危。”君主高高在上，愚民欺民伤民贱民，黔首身处低谷，吃苦受累硬抗磨难，则上下分离人心向背可知矣;公信尽失、愿望俱毁，剥削压迫日甚一日，身心疲惫年甚一年，相顾如仇敌，背道又离心离德，死亡的气息与革命的号角交织在一起，盘旋在头顶，俄尔可至。“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
《荀子·正论第十八》进一步论述“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荀子·王霸第十一》也明确指出：“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薉(hui)则塞;危塞则亡。”对于这段话的理解，应该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尽失，斯为得国者也，抑或窃国者也，名副其实一盗贼?国乃公器，损公肥私，奸诈小人者也，厚颜无耻者也，掩耳盗铃者也，斯得其名得其时得其利，但绝非得其实得其正得其终。
八、承诺永远无法代表能力
《荀子·大略第二十七》“多积财而羞无有，重民任而诛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则民闇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二者治乱之衢也。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上好富，则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乱!”这是一份现实社会写照，也是一份历史教训总结。无止无休地追求狗的屁，盲目乐观的讲究增长率，至于城市化、社区化、网格化、集约化等等，唯一的目标就是“多积财”一切向钱看;但是物极必反，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积累的社会财富，成为权力资本和硕鼠走狗向帝国主义献上的“投名状”人民生活负担沉重，弱势群体生存压力巨大，它会造成司法腐败和政治腐败，混乱的社会现象、各种沉渣泛起的腐朽思潮，一切丑恶现象卷土重来，这是盛世太平吗，这是治国理政的宗旨吗，这是为民当家作主的清平世界吗?“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在思想自由的时空里，睁开眼睛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吧!
华而不实故能说会道，奸诈虚伪故言诚意恳。《荀子·大略第二十七》有言：“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有一个红三代、官三代，黄毛小子而已，人们给予它的关注完全得益于祖宗的阴萌，开口便道“我们的人民”是将自己置于统治阶级社会上层的优越感而信口开河，它已经是官僚权力资本势力结构体系中的一份子、一成员、一马弁，自此便视之为异类，随着多媒体地推送，更加讨厌它了。实话说，单纯凭借自己的力量，充其量一个普通人而已;但是也别给予它太多希望，因为统治阶级集团是出于情绪价值而给予它的一种恩赐，要想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是绝对不可能的。它们背叛了它的祖宗，要是能再给它更大更多的权贵，简直是痴人做梦，终其一生得个一个中将的头衔便是巅峰了。各自珍重。
言归正传，“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用普通的话表述，就是言不由衷、言过其实、言行不一，就是轻诺寡信、花言巧语、胡说八道。在现实生活中是这样的，在赫赫萱萱的政治层面也是这样的，尤其是在缺失了实事求是原则的大环境、大语境、大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这样的宣传、承诺、捧贺、恭维、欺骗、誓言可以说排山倒海、铺天盖地、淹没眼耳。当终于发现它是个怪相、有股臭味、阴险狡诈、无比恶心，一种拒绝的心态就可以闭目塞听、中正柔和、清爽清静了。
九、封建残余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荀子·法行第三十》“公输不能加于绳墨，圣人不能加于礼。礼者，众人法而不知，圣人法而知之。”这同历来的御用文人所持观点是非常吻合，一个君王就代表着道，代表着法，代表着正义，代表着光明，继而引申则统治阶级集团就代表着道、法、正义和光明，因此它们就可以身处仁义礼智信或者温良恭俭让的上层，不受任何约束，正所谓“刑不上大夫”被后世演绎的生动形象、非常逼真。
“无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无身不善而怨人，无刑己至而呼天。”我们可以理解其为自信，也可以放大了称之为自我怀疑，怀疑自己缺失的道，怀疑自己缺失的信仰，怀疑自己缺失的理想，是不是做了亲者恨、仇者快的事情，是不是作恶多端而斥责他人为刁民，是不是忏悔自己的罪孽已经无法救赎，其心不正则其身不正，不正即邪，不正即恶，不正即愧，不正即不信。命由己造，果由己受。当死亡来临却肩负着灵魂的拷问，一切都显得无比苍白和多余，但是绝对不可能得到安宁的。
在《尧问第三十二》中，荀子的再传弟子为荀子立传，其“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名之曰明哲保身;又说荀子“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这种评价着实很高啊，为什么呢?“时世不同，誉何由生?不得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谓不贤乎!”这个台阶铺设的很好啊。所以惊诧地，是荀子文章中批判的社会现实问题，断断续续、绵延数千年，曾经以为斩断了顽疾、消灭了封建残余，谁料想三十年河西，风气之处，一切死灰复燃，也许这就是古老民族的大智慧、勇担当、强力量。荀子的批判精神与新时代的哲学范畴的批判意识，不能同日而语，因为前者可以刺痛病症，后者则多为无的放矢。这点印记，不管内心如何煎熬，毕竟是耳闻目睹的，几千年后的新时代也披上了它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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