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也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而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水浒》虽然以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它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精心塑造并竭力美化梁山领袖宋江，来达到他鼓吹投降、反对革命的目的。宋江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而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究竟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是“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是推翻以宋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还是“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是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还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接受招安，充当奴才?在对待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充分暴露了投降派头子宋江的真面目和《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
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者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造反有罪。《水浒》中的宋江，跟一切反动派唱的正是同一个腔调。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等“聚义”起事,“智取生辰纲”，把封建统治者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夺回来，宋江却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这种革命行动是“犯了迷天之罪”;晁盖等人抗击封建王朝的武装镇压，打得官军落花流水，宋江又认为是干下了“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等人上了梁山，走上了与封建政权对抗的革命道路，宋江对他们“直如此大弄”，更是惊骇万分。总之，农民阶级的一切革命行动，在宋江的眼里都是无法无天，简直糟得很。
在宋江看来，造反上山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他外出避难，只有贵族柴进的门下，花荣的官军营寨，孔明的地主庄园，才是他心目中的安身之处，唯独不想去投奔晁盖。即使投案自首，刺配江州，也宁做阶下囚，不上梁山泊。只是由于“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误题“反诗”，被判死刑，梁山好汉劫了法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万不得已，他才上山，“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救罪招安”。其实，这只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晁盖在梁山上实行的正是一条反抗封建统治、发展农民革命的路线。他们“整点仓廪，修理寨栅，打造军器”，“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与封建统治者势不两立，随时“防备迎敌官军”。在晁盖的领导下，梁山的一些普通头领也具有反抗封建王朝、反对皇帝的革命思想。朱贵在梁山酒店里捉住戴宗，拆了九江知府送给太师蔡京的信。戴宗呵斥他:“把太师府书信擅开，拆毁了封皮，却该甚罪!”他蔑视地笑着说:“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札，便有利害，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
《水浒》的作者对晁盖的这条革命路线是仇视的。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他不仅把宋江送上梁山，而且有意让晁盖中箭身死。原来在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中，晁盖都在三十六人以内。而在《水浒》中，作者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无论三十六天罡，还是七十二地煞，都没有了晁盖的位置。《水浒》的作者说:“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十分清楚，晁盖蔑视皇权，对抗封建王朝，所以要他“归天及早”;宋江“尽忠报国”，能把梁山起义军引向投降，所以让他“把寨为头”。
宋江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尽管正厅上香花供奉起晁盖的牌位，上面大书“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但是，聚义厅已经改为忠义堂，全面改了晁盖的路线。从此,“替天行道”就正式成为宋江在梁山大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口号。“替天行道”究竟是什么货色?早在宋江上山之初，作者就通过九天玄女的口告诫他:“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可见，“替天行道就是承认封建皇权至高无上，替最高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取消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把农民起义纳入地主阶级的轨道。
路线变了，政权的性质也就变了。梁山上投降主义路线的头子宋江掌权，意味着农民阶级的革命政权变为替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权。宋江软硬兼施，用反革命的两手镇压革命派。他经常说什么“情分最重”，讲什么“死生相托”，这是他握在手里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无非是诱骗大家围着他的指挥棒转;谁要是不把宋朝皇帝放在眼里，坚持把农民起义的事业进行到底，反对投降，他就凶相毕露。李逵反对招安，宋江立即要把他推出斩首，只是由于众人讲情，才寄下“项上一刀”,“再犯，必不轻恕”。然而，他对钦差大臣，朝廷命官，乃至前来“征剿”的反动将领，则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动辄“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宋江对谁亲，对谁恨,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实行什么阶级的专政,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这是九天玄女嘱咐宋江的两句“天言”。原意是说:遇见“忠臣”宿元景是喜上加喜，即使碰见“奸臣”高俅也不是什么凶险。宋江和高俅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地主阶级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表面看来，宋江也曾不断与北宋官军对阵交锋，他带兵攻打过高唐州、华阴县、大名府，抗击过高俅、童贯的多次“征剿”。但这只不过是反对以高俅为代表的一伙“奸邪”，根本不触动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如宋江一伙自己供认的那样:“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所以，仗打了一次又一次，而梁山泊的地盘却丝毫没有扩展。宋江一心想当奴才，哪里会去夺取宋室天下。
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梦寐以求的是投入封建统治者的怀抱，骑在人民头上，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为了达到这个卑鄙目的，他利用篡夺的权力，大造投降舆论。在一百零八人歃血为盟的誓言中，他说什么“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在菊花会上，他明目张胆地鼓吹“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还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肆贩卖“忠孝”、“仁义礼智信”和“天命观”等一整套反动思想，妄图用孔孟之道的绳索，束缚梁山起义军的思想，捆住他们的手脚。
宋江一面大造反革命舆论，一面千方百计招降纳叛。他甚至把极端仇视农民起义的富豪将吏拉上山来，扩大投降派的势力。卢俊义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这个大名府的富豪在经过梁山时，竟准备下一袋麻绳，狂妄地要单人独马捉尽梁山好汉。而且，在被俘之后，又坚决不肯“入伙”。就是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宋江却认为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贵人之相”，不仅拉他上山，而且请他坐了第二把交椅。从此，宋江找到了一个投敌叛变的得力助手。
为了投靠宋王朝，宋江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他不仅和所谓“忠臣”宿元景很早就拉上了关系，而且还向他视为奸邪的高俅卑躬屈膝，乞求招安。高俅被捉上梁山,宋江一见,慌忙扶上堂来，跪拜在地，并大摆了三天酒宴，馈赠了数千金礼物，然后送出山寨，“专等招安消息”。宋江甚至亲自出马，溜进东京，与妓女李师师牵线，并派燕青走李师师的后门，企图讨到皇帝招安的“敕书”。
宋江叛卖革命的种种罪恶活动，引起了革命派的强烈不满和抵制。就在那一次菊花会上，宋江用《满江红》词鼓吹招安，立即遭到反对。李逵忿激地说“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在宋王朝的几次招安活动中，阮小七目无天子换御酒，李逵撕毁诏书骂徽宗，吴用则指责宋江对招安太“执迷”了。这一切说明，梁山起义军的失败，完全是由于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而李逵、吴用、三阮等人是好的，他们是不愿投降的。然而，《水浒》的作者对于他们反招安的正义立场是不支持的，不仅对他们的每次反抗都要拾出宋江的“忠义”来压下去,而且还让这些反对投降的革命派最后都跟着宋江受招安、征方腊，对他们的形象进行了严重的歪曲。而对于宋江这个钻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则自始至终采取了歌颂和同情的态度，把他屈膝投降说成是“去邪归正”，接受招安是“终成正果”，甚至把接受招安的场面作为盛大节日来描绘。这就充分暴露了作者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
宋江叛卖成功，便去镇压方腊起义，恶毒地咒骂起义农民是“贼寇”，把他们“剖腹剜心”，残酷屠杀革命人民。这同他在梁山对待官军将士的态度是多么鲜明的对照!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从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叛卖活动，到直接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鹰犬，从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到赤裸裸地执行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路线，这个变化过程，正是投降派的共同规律。
长期以来，对《水浒》的大量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论点，就是所谓“农民的历史局限性”。认为农民起义只反贪官污吏，不反皇帝，只反个别地主，不反封建政权，接受招安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能看作“出卖革命”。这完全是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辩护的奇谈怪论。
中华民族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以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唐代农民起义的领袖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这都表明他们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封建统治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说中国的农民起义不反皇帝，不反封建政权，这不仅否定了农民的革命性，而且抹杀了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他们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斗争最后总不免陷于失败。尽管斗争失败了,但总是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绝不能把这种失败和投降混为一谈。是坚持斗争，还是一心投降，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坚持斗争，就是坚持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立场;而叛变投降，则适应地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需要。《水浒》中以宋江为头子的投降派，宣扬叛徒哲学，策动农民起义军向地主阶级投降。这种无耻的叛卖行径和“农民的历史局限性”有什么相干?斗争不屈而失败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有什么共同之处?抹杀这两者的区别,混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原则界限，是不折不扣的阶级调和论。
《水浒》研究中出现这种阶级调和论,不是偶然的，它和吹捧卖国主义影片《清官秘史》,美化封建奴才武训,歌领农民革命的叛徒李秀成一样，都是政治思想战线上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其中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胡服、1o1一类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总是利用封建文化、历史渣滓，鼓吹卖国主义、奴才思想、叛徒哲学，为他们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叛变革命制造舆论。
《水浒》是反面教材。宋江其人，不足为训。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地地道道的孔孟之徒，混进农民起义队伍，披着“仗义疏财”、“待人谦和”的种种伪装,骗取了梁山起义军的信任,干的是从堡垒内部攻破革命事业的罪恶勾当，起到了宋王朝的文官武将起不到的作用。从这个反面教员身上，可以认识什么是投降派。因此，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划清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界限，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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