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出发，毛泽东认为对孔子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而不是将孔子思想教条化、迷信化、绝对化。他主张“去芜存菁”，对孔子那些消极偏执、阻碍社会发展的思想和言论，要摒弃。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他在阐发与论述该学会章程中的“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时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对孔子鄙视与抵触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言行，毛泽东明确表示反感并多次予以批判。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总结大会上强调：“孔子虽然也是圣人，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耕地。”几天后，他又举例说：“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他对孔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在延安时，毛泽东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后来更是直截了当地批判说：“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70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这里的“圣人”，显然包括孔子在内。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更是一针见血地剖析：“孔子讲‘仁者人也’，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是所有的人吗?没有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这段话，充分揭露了孔子“仁爱”“大爱”“泛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超现实性。
毛泽东心系人民、服务人民、依靠人民，对孔子学说中具有等级性、歧视性的“愚民”“锢民”思想，一生持否定态度。据1977年9月25日《北京日报》载，1975年春，北京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诊治眼疾。毛泽东问他，你的名字是出自《论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吧?唐大夫笑着点点头。毛泽东接着说，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鲁迅先生讲的“由之”去做，并当即吟诵了鲁迅的《悼杨铨》一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通过毛泽东从少年时代、青年时期到老年阶段不同历史时期对孔子的态度、认识、评价和论述，可以看出，他主张批判地继承孔子思想及其儒家学说，反对将其教条化，应该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孔子的历史地位。
网站编者按
韩延明《毛泽东谈孔子》一文((原载于《党史文汇》2020年第10期，人民网转载)，问题不小。它本质上是一篇命题作文——为所谓“孔子诞辰2571周年纪念日”而作，既负此使命，便须“为尊者讳”，只好“委屈”毛主席了。
其一，不是“论从史出”，而是“以论代史”。文章不是让观点从史料中生长出来，而是驱使史料迁就既定观点，往往脱离史料的语境与时代背景，甚至不惜歪曲其本意。
其二，史料良莠不分。一手文献与二手转述混杂，硬材料与轶闻传说并存，作者既不加以甄别，对二手材料中的讹误也照单全收。分布上亦不均衡：1949年以前、尤其是延安时期的引文多属一手、可查;一到毛主席晚年，便语焉不详、含糊其辞。
其三，史料取舍倾向明显。凡涉及毛主席晚年、涉及其批判孔子的材料，一律后置、压缩，再套进“辩证”“客观”“一分为二”的框架里加以消解。这比单纯的回避更隐蔽，也更有效。
其四，时序错位。本是随形势发展而变化的历史过程，文章却把不同时期的言论打散、重组、并列呈现。时间的复杂性被抹平，剩下的只是一堆可供任意剪裁的语录。
当然，此文并非全无价值。如1938—1944年一段，以及几处可查证的毛泽东早期的一手文献，征引尚称翔实准确。但恰恰是这副“客观准确”的面目，不仅“阉割”了毛主席的思想，还极易误导读者。
因此，只转载原文末节“对孔子思想要批判地继承”。这并非因为该节写得多么高明，而是因为它相对而言，保留了毛泽东对孔子态度中“批判”一面的若干表述。
读者可自行寻得原文比对，检验这则按语是否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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