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北非颜色革命：西方何以焦虑以待？

北非颜色革命：西方何以焦虑以待？

“突”如其来的“茉莉花革命”果不其然在阿拉伯世界形成多米诺骨牌：阿尔及利亚、埃及、也门都接连发生了大规模反政府的抗议、示威和冲突。此时革命发源地突尼斯也依然如火如荼，毫无平息之势，社会治安也迅速恶化，更加一万多名囚犯成功越狱，直接威胁到社会安全。

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一向喜欢在所谓专制国家发动、支持革命的西方，这一次却表现的极为不同：不但没有兴高采烈之色，相反有所保留的话语中更充满焦虑之意；不仅没有在事件之初介入和支持反对势力，而且面对当局的镇压表示沉默（默许）。甚至还有如法国者，公开表示要传授安全部队处理此事的经验，以解决（抗议）问题。这不仅表现在突尼斯，还有现在的埃及。埃及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遭到警察的镇压，到目前为止，四人被打死，一千余人被捕。面对如此血腥的暴力，西方的反应是：要求各方对话和克制，完全是中立之态。美国国务卿希拉莉甚至认为埃及政府稳定并在寻找回应民众合法要求的解决之道。欧盟的表态也是十分的缓和，仅要求政府倾听人民的呼声。曾经公开要求支持本.阿里而事后备受指责的法国外交部长米谢勒·阿利奥·马里这次则谨慎的表示： 为出现伤亡而痛惜。她在呼吁更多民主的同时却又公开拒绝任何干预。这和过去动辄强烈谴责或者恫言制裁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像谴责当年的伊朗一样谴责埃及关闭推特和脸书。不仅如此，穆巴拉克的接班人、他的儿子已经携妻小逃到英国（英国看来就是比法国讲义气）。足见西方和这些阿拉伯所谓独裁者的紧密关系。

此轮阿拉伯世界的颜色革命，表面上看是内政所致：经济困难、腐败严重、领导人长期揽权。但实是西方冷战后种下的因以及全球经济危机合力导致的结果。

冷战后，西方高举意识形态大旗，全球输出民主。特别是在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和中东敢于公开反美的国家。虽然对于和西方合作的各阿拉伯国家网开一面，但颜色革命正当性却在西方的主导下被认可。这就是突尼斯引发的革命浪潮的远因。

其次，西方发生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对阿拉伯世界冲击较大。油价下跌、西方援助减少、来自西方的游客减少，都不同程度上对阿拉伯世界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于是经济危机就迅速演变成政治危机。从要面包迅速升级为要民主。其实，他们没有看到的是，西方经济危机以来，美国、英国、爱尔兰、希腊、冰岛等都出现了政府更替。原因也都是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府失去人心而下台。只不过政权更替是在西方的游戏规则之内，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实际上，这场经济危机早已导致西方的颜色革命。甚至美国都选出首位黑人总统。

所以，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西方都是这场阿拉伯世界革命的实际推动者----尽管此次西方并不想充当这个角色。

西方并不乐见这场革命的发生，原因有二：一是这些国家虽然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但却是西方的盟友。在石油供应和反恐战争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原因。相反，一旦实行民主，如果引发混乱或者导致极端伊斯兰势力上台（这次埃及政府把暴力归咎于被禁止的伊斯兰政党），将严重损害西方的利益。伊朗、阿尔及利亚就是前车之鉴。二是西方自己正处于危机之中。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虽然欧盟规定债务占GDP的 比重不能超过60%，但放眼西方，无一国达标。意大利、比利时、希腊、都超过100%，日本甚至超过200%。而据预测，债务规模直到2013年都依然是持续上升。至于美国，国债已突破14万亿美元。如果美国是一家有限公司的话，早就破产。根据伊福普数字统计研究所为法国《十字架报》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52%）的美国人感到仍然身陷危机。而更令西方担忧的是，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青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超过20%的国家有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法国。超过10%的国家则有英国、美国、德国。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已无力承担中东民主化莫测的后果。

然而，在西方经济危机和长期意识形态输出下，这场革命却不期而至，从而把西方置于十分矛盾和两难的境地：究竟是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还是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

西方从目前看，基本上还是实用主义占上风。只要现政府不倒，就尽可能不施加压力或者暗中、公开支持。而一旦民众占据上风，则马上唱唱民主高调。不过西方的立场仍然处于调整中。如果突尼斯迅速实现稳定，完成民主转型，而且成功阻止极端伊斯兰势力上台，西方会转而积极推动这一波中东革命。并以此弥补自己在经济危机中受到损害的政治模式的合法性。如果突尼斯持续动荡，或者极端伊斯兰势力在选举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影响到其它中东产油国如沙特、科威特、约旦的稳定，西方恐将站到反对革命的第一线。西方明白，尽管这场革命根源在已，但一旦中东出现乱局，或者干脆极端伊斯兰势力上台，西方的石油安全和反恐大业可就岌岌可危。这场革命反过来会对仍然在危机中挣扎的西方造成致命一击。

不过话说回来，目前出现危机的三国：突尼斯、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还多少有些民主色彩。比如也有选举，也有反对党。总统和议员都是普选产生，不是世袭制，媒体的开放度和和自由度也高。埃及宪法更明确规定实行多党制。阿尔及利亚则更进一步，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实是标准的民主国家。就是突尼斯，除了禁止极端伊斯兰政党和共产党以外，其它政党都是合法的。本来，从理论上讲，首先出现革命或者动荡的国家不应该是它们，而是其它封建王室国家。但中东的现实却是：民主成份越多的国家，国家却越不稳定（这也包括由于选举引发争议的伊朗）。如果说事实胜于理论，西方是不是要好好好反思呢？当然我们可以认为，伊朗选举期间发生的动荡是由于由于西方的介入，北非这几国经济发展水平无法和中东产油国相比。哪么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与否并不是一个国家稳定和发展与否的条件？

发生在阿拉伯世界令西方焦虑的颜色革命，说明伊斯兰社会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文化、宗教的“改革开放”之路。正陷入困境的西方也无法给予令人信服的可资借鉴的答案。对于置身事外的中国，倒是又找到一个审视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坐标以及洞察西方推动民主真相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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