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图人集体参与针对他族的大屠杀，究其根源，就是西方殖民者炮制荒诞的种族主义理论，肆意摧毁卢旺达相对宁静和平的社会和族群生态，在图西人和胡图人之间制造“种族隔离墙”，挑起种族和族群矛盾，以稳固其殖民统治。

1994年4—7月，卢旺达爆发了胡图族针对图西族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种族灭绝行为，得到了胡图族政府官员和媒体的支持，施害者除军队和民兵组织外，更多的是胡图族平民，有数十万胡图人参与了大屠杀。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图西人，除成年男性外，妇女、老人、孩童甚至婴儿也惨遭屠戮。据估算，死难者少则50万人，多则100万人。从历史根源上看，近代西方列强利用荒诞、扭曲的种族主义理论实行殖民统治，造成卢旺达社会极度分化和撕裂，是导致这一惨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种族主义是导致大屠杀的思想根源

欧洲人对非洲的种族主义偏见可追溯至中世纪。《旧约·创世纪》记载，含冒犯父亲诺亚，导致儿子迦南被诅咒为奴。中世纪神学家称，诅咒使含的后裔呈现出黑皮肤的生物学特征，并称之为含米特人。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后，黑奴贸易兴起。为了遮掩奴隶贸易的罪恶，殖民者将《圣经》中的迦南诅咒与非洲黑人联系起来，称黑人就是含米特人，“理应”世代为奴。19世纪初，法国人将从埃及攫取的文物等信息编撰成《埃及志》出版，在欧洲引发广泛关注。古埃及文明重见天日，使得欧洲人对非洲的种族主义偏见遭到挑战。为了“自圆其说”，他们改口称含的四个儿子中只有迦南受到诅咒，其余三人未受影响；迦南的后裔成为低劣落后的黑人，其余三人的后裔是含米特人，他们虽逊于白种人，但拥有足够智慧和能力，是非洲文明的引领者和创造者。

19世纪中期，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触角”深入非洲大湖地区（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等国家所在区域），搜集和分析当地的自然、人群和社会情况等信息。英国探险家斯皮克提出，该地区的瓦胡玛人属于“半闪—含米特人”，其祖先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牧民群体，迁徙至大湖地区，征服当地居民并建立国家。结合这一说法，欧洲探险家进一步发展出“含米特假说”：含米特人是高加索人种，与欧洲人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含米特人是“优等种族”，将被征服地区组织成高度复杂的国家，成为统治者；畜牧业发达是含米特人显著的经济文化特征，具有“文明优越性”；大湖地区的胡图人是该地区土著和“劣等种族”，必须接受被“优等种族”奴役的命运。他们认为，卢旺达的图西人属于瓦胡玛人的一支，契合所谓的“含米特假说”——“皮肤白皙，是一种类似阿比西尼亚人（埃塞俄比亚的古老族群）的高大种族”，“拥有大片牧场和牛群”，具备“卓越的智慧、冷静、聪明、种族自豪感、团结和政治才能”等特质，从而征服土著胡图人并建立集权制国家。

所谓的“含米特假说”毫无历史和现实依据，完全是殖民者为奴役非洲大湖地区黑人而虚构的种族主义理论。欧洲殖民者按照自身人种特征和社会历史特征，虚构出“含米特人”及其“征服”非洲大湖地区的历史，其内在逻辑正是基督教所谓“上帝按照自身形象创造人类”，而欧洲殖民者就是“含米特人”的“上帝”。这一逻辑引导出三个结论：其一，如果“含米特人”优越于非洲土著，那么“创造”了“含米特人”的欧洲人则更加优越，更具备统治非洲的资格；其二，如果早在数千年前“含米特人”就征服大湖地区并为之带来了“文明的曙光”，那么今天作为“正主”的欧洲殖民者“君临”非洲，更应被视为“上帝福音”的真正降临；其三，尽管“含米特人”与欧洲人有亲缘关系，但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但人类永远只能仰望上帝。因此，当欧洲人来到非洲以后，尽管图西人是曾经征服者“含米特人”的后裔，也应该匍匐于欧洲人脚下，顺从其统治。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与中世纪纯粹的宗教阐释不同，近代殖民者炮制的“含米特假说”，运用了西方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使得种族主义的反人类本质被所谓“科学”光环包裹，堂而皇之地成为一种“科学理论”；另一方面，随着殖民统治的建立，种族主义理论成为殖民者奴役卢旺达人的枷锁以及制造社会分裂和种族仇恨的思想根源。

殖民统治制造社会分裂和种族仇恨

在殖民者到达以前，卢旺达原住民主要是胡图人、图西人和特瓦人，分别占总人口的85%、14%和1%。图西族与胡图族共居同一家园，共享同一文化、语言和宗教，二者之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对立，相反在政治、婚姻与财富制度中都存在交流交融的空间与渠道，双方可以借此实现身份转换。构成卢旺达社会的基本人群单元主要是“氏族”，同一氏族可以容纳图西人、胡图人与特瓦人。这是当地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然而，殖民者入侵卢旺达以后，按照所谓的“含米特假说”实行种族划分、种族区隔和种族压迫，人为造成卢旺达社会内部撕裂，为此后的大屠杀埋下祸根。

1884年11月开始，欧洲列强在柏林举行长达3个多月的会议，最终确定瓜分非洲的一般性原则和各国殖民范围，卢旺达被德国占有。德国殖民期间，高度依赖图西王国原有的权力秩序和统治结构。在德国人的军事干预下，图西王国不断向北扩张，吞并了许多原本独立的胡图族小王国，对此胡图人一直耿耿于怀。一战后，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被列强瓜分，国际联盟授权比利时对卢旺达施行委任统治，二战后，卢旺达仍由比利时统治，改称托管，直至1962年卢旺达宣布独立。与德国相比，比利时对卢旺达的殖民统治时间更长，种族主义政策的实施更加深入和广泛。

首先，比利时殖民者在卢旺达实行严格的身份证制度。1933年，比利时殖民当局组织了一次人口普查，对图西、胡图与特瓦三族识别归类，制作和发放身份证。为了“准确”识别，殖民者对卢旺达人进行“科学检测”，根据生物外貌特征确定身份。科学家们“发现”，图西人的鼻子比胡图人的鼻子平均长约2.5毫米，薄约5毫米，“证明”图西人比胡图人更具“贵族”气质。在卢旺达北部，殖民者根据财富来判断族属，例如拥有10头牛以上的人就被确定为图西人；而在南部，识别标准更为复杂，除了财富因素，也看重血统，即便识别对象的体态体貌符合殖民者所谓的“图西人特征”，若其为混合血统，也会被划入胡图族。划分标准的随意，暴露了所谓“含米特假说”的伪科学本质和殖民者的恣意狂妄。这一方面导致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原社会结构和人群结构被无端撕裂，人们被蛮横地嵌入固化的身份属性；另一方面，识别标准的随意性和荒谬性，也成为此后导致无差别化大屠杀的重要原因。

其次，殖民者利用图西族打压胡图族，挑起族群矛盾，撒播下种族仇恨的种子。比利时殖民当局借重图西人进行统治，在殖民政府行政机构中强化和扩大图西人的权力与优势，胡图族酋长被排挤出权力结构。1926年，卢旺达总督、比利时人夏尔·瓦赞制定《改革法》，为图西人占据绝对权力主导地位提供了法律依据。20世纪50年代末，殖民政府33位高级委员会成员中有31位是图西人，45位酋长中有43位是图西人，559位次级酋长中有549位是图西人。另有一些图西人还被委任征税、募工、监督苦役等管理职位。占卢旺达人口绝对多数的胡图人，几乎被彻底剥夺了政治权利。

再次，强迫胡图人进行“义务劳动”。比利时人专门为胡图人制定了严苛的“义务劳动”计划，要求他们参加乌布雷特瓦（Ubureetwa）和阿卡齐（Akazi）两种强制劳役，任务包括建设与维护道路和梯田，种植木薯、咖啡等农作物，无偿为比利时殖民者与图西族统治者提供服务。比利时人将义务劳动“法制化”，在整个殖民地强制推行。图西人免于服役，而胡图人即便不满也无法逃脱，若未能完成，将面临“公开鞭打和监禁”等各种严厉惩罚。

最后，推行种族主义教育政策。20世纪初，卢旺达开设的第一批学校，大部分只招收图西族精英子女。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了同时招收图西人与胡图人的学校，但后者的入学人数低于前者，并且在这些学校中采取“因族施教”的方式：图西人学习法语，接受现代教育，目标是成为“教会或殖民政府的管理人员”；对胡图人进行母语教学，将其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为体力劳动者培养“后备军”。学校教育的内容充斥着对卢旺达历史和现实政治秩序“正当性”的种族主义解释，意在培育卢旺达人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让他们“各安天命”，接受自身种族所处的社会等级。

种族矛盾激化引发大屠杀惨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卢旺达亦走向谋求独立之路，图西族精英成为独立运动的中坚力量。为了维持殖民统治，比利时当局转而支持胡图人，打压图西人。1962年卢旺达独立，但殖民统治造成的现实危害不仅没有平复，反而随着新殖民势力的介入进一步恶化。

独立后的卢旺达由胡图人掌权，由于长久被奴役和压迫，出于报复心理，胡图政权采取歧视图西人的国家政策，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二战后，法国为追求大国地位和获取资源，在非洲扩张势力，并向卢旺达渗透。法国一方面继续实施种族主义政策，对卢旺达境内图西族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强行向卢旺达推销西式“自由民主”，反而加剧了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的矛盾。

1990年10月，主要由流亡图西人组成的“卢旺达爱国阵线”，从邻国乌干达发动进攻，卢旺达内战就此爆发。在内外交困下，胡图政权与“卢旺达爱国阵线”展开谈判，并于1993年8 月签订《阿鲁沙和平协定》，明确双方组建联合政府等事宜。但掌控实权的胡图族强硬派拒绝这样的政治安排，以暴力手段破坏和平进程。10月21日，邻国布隆迪的胡图族总统梅尔希奥·恩达达耶在政变中被图西人暗杀，随后引发的冲突导致数万人丧命，约7 万胡图人逃亡至卢旺达南部。这一事件进一步刺激了卢旺达胡图人对图西人的仇恨，胡图族强硬派加速推进简单粗暴且残忍无比的种族灭绝计划。1994年4月6日，卢旺达胡图族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乘坐的飞机在首都基加利上空被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点燃了大屠杀的导火索。飞机坠毁不到一个小时，总统卫队手持事先拟好的杀人名单，在市内各处定点抓捕，就地处决，而民兵组织在全城架设路障，阻止受害者逃跑。激进主义者掌控的“千丘自由广播电台”，不断播报拟杀害对象的名字和住址，怂恿民众群起捕杀，进而宣扬对图西人赶尽杀绝。4月7日起，歹徒开始肆意屠杀图西人，杀戮范围从首都急速向全国扩散。

2019年4月7日，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民众在阿马霍罗（Amahoro）体育场举行烛光守夜活动，纪念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25周年。图为活动现场 视觉中国/ 供图

殖民者以外貌体征划分种族并推行身份证制度的政策，让图西人无处可逃。在农村地区，人们彼此熟悉，辨别图西族身份比较容易，图西人基本没有逃生机会。在城市里，大部分人彼此并不熟知，于是士兵或民兵在街道上架设路障，搜查过往民众的身份证，证件上标识为图西族人，或被认为企图通过丢弃身份证等手段蒙混过关的“图西人”，都成为屠杀对象。

拥有胡图族身份证也不能保障绝对安全。由于各族之间长期通婚，一些人的生物特征已经“胡图化”或“图西化”，那些“长得像图西人”的胡图人也常常遭到杀害。此外，部分胡图人表现出“对人种分类学上混杂性的绝对憎恶”，不容许任何对本族的“血统污染”，对胡图人与图西人结合所生的“混血”残杀时毫不手软。图西族妇女因为“能够破坏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绝对种族界限”，被视为种族污染的最大威胁，受到残酷迫害，胡图族丈夫屠杀图西族妻子及其亲属的人伦惨案并不少见；如果胡图族妇女被发现怀有图西族男子的孩子，种族主义者甚至会残忍地剖腹取走胎儿。为了保证所谓“种族纯洁”，任何惨无人道的行为似乎都“顺理成章”、堂而皇之了。

卢旺达大屠杀由少数胡图族精英策划，其中不乏法官、人权活动家、公民领袖和医生等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并得到胡图族底层民众的积极响应。究其根源，就是西方殖民者炮制荒诞的种族主义理论，肆意摧毁卢旺达相对宁静平和的社会和族群生态，在图西人和胡图人之间制造“种族隔离墙”，挑起种族和族群矛盾，以稳固其殖民统治。值得一提的是，在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过程中，法国偏袒胡图族，默许大屠杀暴行发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卢旺达带来种族主义的是西方殖民者，制造种族隔离的是西方殖民者，利用图西人压迫胡图人的也是西方殖民者，抛弃图西人转而支持胡图人的还是西方殖民者。西方殖民者是卢旺达大屠杀惨剧的罪魁祸首。

乌有之乡网站特别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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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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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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