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影之变》梅杜艺术团（博茨瓦纳）作于1982年。这出以牢房为背景的双人戏剧由蒙格尼·瓦历·瑟罗特编剧。供图：梅杜艺术团摄，南非自由公园（Freedom Park）藏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过往的民族解放时期，游击队员会在农村或小镇人群中手拿标语，肩扛步枪，包里装着报纸和小册子。殖民地识字率普遍很低，所以游击队员经常把人们聚集在小火堆旁，大声朗读这些文字（拉丁语里单词“火”的意思就是“聚焦”）。这种民族解放文学传播人民听得懂的剥削和压迫理论，鼓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斗争。
这些报纸和小册子传播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对持续斗争的重要分析，并在其中穿插原创诗歌、戏剧、故事和绘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圣战者报》（El Moudjahid）、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解放旗帜》报（Cờ Giải Phóng）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目标》杂志（Al Hadaf）等刊物除了刊登教导文章，也刊登这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品。
加桑·卡纳法尼（1936—1972）在《目标》杂志和他的小说《乌姆·萨阿德》（Umm Sa’ad）中讲述了一位巴勒斯坦妇女鼓励儿子加入游击队（fedayeen）的故事，他的小说表明，没有良心就没有头脑。没有飞跃的想象力，就不可能有革命未来的概念。文化不仅是传递信息的空间，也是构想未来的空间。
梅杜艺术团成员露露·艾米格和塔米·姆涅莱（从左到右坐在前排的桌子旁）出席1981年在博茨瓦纳哈博罗内瑞典大使馆举行的妇女节活动。供图：塞吉奥-阿尔比奥·冈萨雷斯摄，南非自由公园藏
文化是重要的斗争中心。在这里，人们看到自己是谁，了解自己的能力，敢于想象自己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建设什么。艺术本身并不能改变世界，但如果不藉由艺术把想象力带入生活，我们就会甘于现状。激进的艺术家影射现实，力图使人们更具自觉意识，否则人们可能就不会去思考自身与他人关系的各个方面。艺术的作用在于集中人们的注意力，树立信心，与全球大多数人遭受的苦难作斗争。加强这种关注和信心为人民组织铺平了道路，使他们能够将这种新自觉意识发扬光大，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19世纪“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是对社会上艺术功利性的绝望呐喊：吸入周遭之丑陋，呼出能够激励我们改变这种可怕状况的美。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最新一期汇编《作为斗争武器的文化：梅杜艺术团与南部非洲解放》就以这种视角看待艺术和文化。“梅杜”（Medu）在塞索托语中意为“根”，由参与1979至1985年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艺术家组成。在加入梅杜社团的60多位艺术家中，有颇具影响力的诗人凯奥拉佩策·威廉·考斯尔（南非首位桂冠诗人）和蒙格尼·瓦历·瑟罗特（南非现任桂冠诗人）、作家曼迪拉·蓝加、音乐家乔纳斯·格万格纳和丹尼斯·姆帕莱，以及视觉艺术家塔姆桑加（塔米）·姆涅莱和朱迪·塞德曼。这期汇编融入了对许多健在艺术家的原创访谈以及对因种族隔离政权的残暴统治而遇难的艺术家的研究。这些艺术家以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为大本营，政治背景多样，如黑人觉醒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启发他们的有从越南到智利的广大民族解放运动传统。梅杜社团依据了弗朗茨·法农的观点——“正是在民族意识的核心，国际意识才得以确立并蓬勃发展。事实上，这种双重崛起是所有文化的独特焦点”。
《1983年12月16日——英雄日》梅杜艺术团（博茨瓦纳）。供图：梅杜艺术团摄，南非自由公园（Freedom Park）藏
与其他植根于民族解放的艺术家集体一样，“梅杜”也从民众斗争中汲取灵感，例如为赢得土地控制权、开创国际反殖民运动（泛非运动）和发展民族解放事业（南非 1955年《自由宪章》对此做了阐述）而进行的斗争。当“梅杜”艺术家们在参加 1973年德班罢工和 1976年索韦托起义的人群中绘画和歌唱时，这些都是他们信心的源泉。
“梅杜”从这股力量和自身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艺术理论，其核心是三项重要原则：艺术是斗争的必要武器；艺术必须在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集体中产生；艺术必须能够让人民看得懂。三原则在“梅杜”内部辩论和各种集会中得到阐述，如“文化与抵抗研讨会暨艺术节”（1982 年7月在哈博罗内举行），来自南非国内外的成百上千名文化工作者汇聚一堂，共同推进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文化斗争。“梅杜”构建了一套独特的社会主义艺术思想和理论体系。
1985年6月13日夜，南非种族隔离社会的一支军方分遣队越过边境进入博茨瓦纳，袭击多位南非流亡艺术家和活动家的住所。当晚被暗杀的12人中有两人是“梅杜”成员，包括重要的视觉和海报艺术家塔米·姆涅莱。该组织继续推进工作和思想的能力遭重创。
种族隔离政权惧怕艺术和想象力的激励力量，用暴力予以打击。
1982年，博茨瓦纳哈博罗内，组织者为首届“文化与抵抗研讨会暨艺术节”做准备。供图：安娜·埃兰德松摄，南非自由公园藏
38年后，这场针对艺术和文化的战争仍在继续，正如我们在种族隔离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屠杀中所目睹的那样。这场轰炸中丧生的众多艺术家包括画家赫巴·扎古特（1984—2023）、壁画家穆罕默德·萨米·卡里卡（1999—2023）、诗人兼小说家伊巴·阿布·纳达（1991—2023）和诗人里法特·阿拉里尔（1979—2023）。阿拉里尔的诗作《如果我必须死》作于2011年，自 12 月 7 日被以色列占领军暗杀以来，这首诗在世界各地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如果我必须死，
就让它带来希望，
让它成为故事。
以色列人深知文字的力量。摩西·达扬将军曾说，读法德瓦·图坎（1917—2003 ）的诗就像“遭遇20个敌方突击手”。图坎在《起义烈士》一诗中提到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这首诗本身就是向以色列投掷的一块石头：
他们绘制了通往生命之路的地图
他们用宝石和自己年轻的心铺路
他们把自己的心当作石头置于手心
余烬和火焰
他们用这些东西砸向路上的怪物，
现在是展现勇气和力量的时候了，
他们的声音响彻四方
回荡四方
还有勇气和力量
他们是站着死的
在路上驰骋
繁星闪烁
嘴唇紧贴着生命之唇。
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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