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时候我读了一点哲学内容，说是我陷入内耗焦虑的原因就在于我太空想了，而焦虑的反义词就是具体，就是说要把精力投入到具体的事情当中去。我当时认为这句话很对，继而又想，那么毕业之后找个班上，应该就不会焦虑了。现在上班之后发现不是这样的，焦虑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加重了。
当你发现你寒窗数年在简历上多添的那寥寥几笔，却压根比不上那些“二代们”和关系户的一句话时;当你发现你把好不容易乍现的灵感冥思苦想做成方案，在领导那里看来是一无是处不能采用时;当你发现老板随便一晚上的饭局或者一个交钱才能听的讲座的费用抵得上你一个月工资时;当你发现你好不容易完成了一个项目所拿到的提成不抵主管一个微末零头时，你都会觉得上班毫无意义。
对于以上这些，你尚能忍耐，真正让你觉得沮丧的，是你在某一天的六点半照常下班时，突然发现天已经成一片墨蓝了，电瓶车不开灯都看不清楚路了。你这时候才会意识到，天黑的越来越早了，是越来越深的秋天了。你在回出租屋的路上，你会为今天的碌碌无为而感到失落，为自己二十三四大好的年纪又浪费了一天而失落。你虽然一天做完了一些工作，但你还是觉得碌碌无为，因为你的许多工作内容不是在为社会创造价值，而是在为某一个个体创造利润，而你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上位者所漏出来的仅能满足生存所需的可怜的一点盈余罢了。
一位在银行上班的朋友告诉我，你明白的太晚了，没那么复杂，上班的真谛就是把尿喝白。我恍然大悟。把尿喝白，这是浓缩程度多么高的四个字。把尿喝白意味着你要在上班时间不断的接水喝水，不是在去厕所就是在去厕所的路上，直到尿都是白的，也就证明喝的差不多了，也就差不多该下班了。
我在往期文章里写过，说是身为农民的父母对我的期望，就是希望我能找到一个“坐着”的工作，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这就是我们家的进步。但实际上如今的我在电脑前敲键盘打字，和三十年前我妈在工厂里踩缝纫机，没有任何区别，这只是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工作方式上的改观，本质上都还是为他人打工而已。甚至我觉得我的工作的必要性不如我父母种地产粮，因为他们做的是必须的工作，人必须得吃饭，而且因为种地劳累且收益低，不会有人想着去替代他们，而我的工作，可替代性就强了。
严格来说，我父母从事的工作是第一产业，即农林牧副渔，我的工作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理论上来说，我的工作是要为我父母的工作服务的。我有一次摸鱼，在A4纸上作图，想看看我的工作需要几个中间阶段才能联系到我父母，画图画了半天，过了十多个中间阶段都联系不上我父母，就更别谈服务了。这也太间接了，还不如我直接给我父母转钱来得直白。
继而我又想，为什么我想把我的工作和我父母的工作联系起来呢?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农闲时进厂就又成农民工了。假如说我的工作能够直接服务于农民或工人，那么我当然认为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如果不能，那自然会觉得空泛。我相信读我文章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支持为农民工人服务的。为什么支持呢?因为他们的工作是生产力的直接展现，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不可或缺，所以有意义。
如果说不可或缺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话，那么我认为，人类有史以来，有意义且值得歌颂的工作有三种:第一是提高生产力的人。这其中包括农民、工人和科学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农民和工人是践行和扩大生产力的核心力量。第二是促进物质和精神财富分配公平的人。这其中包括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等等。做大蛋糕很重要，分好蛋糕更重要。第三是丰富并创造精神文化财富的人。这其中包括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除此三种以外的其他工作，可替代性都非常强。
那么，我又陷入思考了。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从事的都不是这三类工作，那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就注定了毫无意义了呢?我想也不是的。我们虽然在范畴上不属于这三类，但是我们可以使得我们的工作与其无限接近:我们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歌颂并支持农民工人和科学家;我们可以呼吁分配公平，倡导分配公平;我们也可以利用他人的经验，先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
只要能做到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就可以给我们的无意义的工作赋予意义，或者说，工作本无意义，就是图个工资罢了，我们不是给我们的工作赋予意义，是给我们把尿喝白的时间赋予意义，给我们的这一天的日子赋予意义。这样的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也就属于我们自己。
这样虽然在短时间内可能并不会让我们的薪资有更好的改观，但一定能使我们的思维不至于在千篇一律的上班中生硬僵化。思维不僵化，才能使得我们的精神文化得到丰富，我们只有先丰富了自己的精神文化，才能去谈创造精神文化的事情。有了这样的目标，那么暂时的无意义的上班，就是权宜之计，就是厚积薄发，就是谋而后动了。把尿喝白的过程，也就不那么空泛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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