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结束中，孟加拉先锋队的领导人阿拉姆（Alam）和普林斯（Prince）发表了声明：我们取得了胜利，胜利是属于这几个群体的：学生，民主派，教士和Left-wing。
阿拉姆和普林斯之所以将Left-wing列入名单的最末尾，不仅在于用语的习惯，大概还在于按各个群体的贡献度排名。
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正确地说明了这一情况：孟加拉的事业就是全世界普罗大众和青年的事业。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与“吉大港”的50万服装厂劳动者联合起来，在此次事件中植入体力劳动者的声音。
然而，我们发现，谢赫·哈西娜即使是在局势最为严峻的时候，也仍旧在力图稳固服装厂的生产秩序。这意味着，哈西娜要把服装厂劳动者禁锢在工厂的狭小天地中。
服装厂的劳动者没有完全参与此次事件，直至哈西娜逃亡印度也没有这样。然而，新的秩序正在建立，临时性的全国性的参谋机构正在形成。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高呼带有某种难言的天真：果实不要被army篡夺了去，一切决策力量都要归于工厂的体力劳动者和其他脑力劳动者。
这个口号是正确的。真正要命的是，也就是这句口号的天真之处在于，这个口号是落后于运动的，由此在孟加拉的今天，它的现实性要被严重怀疑。
战斗结束中，但战斗需要持续深化，阿拉姆和科林斯的声明毫无疑问正确。孟加拉的新秩序正在建立：越来越多的孟加拉人开始清扫大街上的灰尘，将斗争造成的垃圾打包入垃圾桶；高校开始有序地收拾学生的遗体，将他们安葬。
这句口号之所以是落后的、虚幻的，在于：
一是army和其他利益群体在运动中达成了某种和平默契，协商再组联合决策力量是孟加拉大众的共识。在战斗进行中，army出现了明显的分裂，同情学生的army出现，哈西娜的命令并没有得到积极执行，如果与army进行“血与火”意义上的针锋相对，学生的成果可能会彻底丢失。一句话，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学生争取到了army。
二是孟加拉先锋队并没有争取到普罗大众的大量支持。在整个事件中，按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有关“强关系”和“弱关系”的说法，孟加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是“强普罗大众”和“弱先锋队”，一句话，孟加拉先锋队是显而易见的“尾巴”，是不是尾巴主义也很难说。孟加拉先锋队的声音在整个事件中是没有很大市场的。
1945年，伟人从延安飞到重庆，与蒋先生商议和平建国的方针，伟人给出的答案是建立一个联合执政的制度。如果孟加拉的工厂劳动者需要参与其中，现在发出自己的声音还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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