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1930年，法国洛泽尔地区的牧羊人克莱芒·弗赖斯（1901—1980）因企图烧毁父母的农舍而被关进附近的精神病院。整整两年，他一直被关在黑暗狭窄的小屋里。弗赖斯用一把勺子，后来又用便壶把手，在周围粗糙的木质墙壁上刻出对称的图像。尽管精神病院的条件很不人道，但弗赖斯仍然在黑暗小屋里创作出美丽的艺术作品。离洛泽尔不远处就是普罗旺斯圣雷米镇莫索尔的圣保罗修道院，梵高曾被关在这里（1889—1890），他在这里创作了约150幅画作，包括1889年的《星空》等几幅重要作品。
意大利那不勒斯 “前司法精神病医院”（Ex OPG），摄于2024年
今年9月，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参观了古老的“司法精神病医院”（Ospedale Psichiatrico Giudiziario ，英文简称OPG），并参加了在这座前罪犯收容所举办的艺术节。这座庞大建筑坐落于那不勒斯市中心的圣埃夫拉莫山（Monte di Sant’Eframo）上，最初是一座修道院（1573—1859），后来在1861年意大利统一时成为萨伏依王朝的军营，再后来成为法西斯政权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监狱。该监狱于2008年关闭，2015年被后来成立政治组织“人民权力！”( Potere al Popolo！）的一批人占据。他们把这座建筑重新命名为 “Ex OPG – Je so’ pazzo”，“ ex”（“前”）的意思是这座建筑不再是精神病院，而“Je so’ pazzo”（“我疯了”）是指当地著名歌手皮诺·达尼埃莱（1955—2015）最喜欢的一首歌，皮诺·达尼埃莱在这座建筑被占据时去世：
我疯了。我疯了。
人们都在等我。
我希望至少能像狮子一样活一天。
如今，Ex OPG 有法律咨询所、诊所、健身房、剧院和酒吧。它是一个反思的场所，一个旨在建立社区、对抗资本主义孤立和脆弱性的人民中心。这种机构颇为罕见，而其所在的世界上，疲惫不堪的社会日益孤立，而被困在囚室中的个人，虽然愿望受挫，但仍想用他们仅有的工具（一把勺子、一个便壶把手）来雕琢自己的梦想，向着星空进发。
《自画像》安妮塔·雷（德国）作于1930 年
雷（1885—1933）在纳粹宣布她的作品 “堕落”（degenerate）后自杀身亡
即便世界卫生组织也没有足够的精神健康数据，这主要是因为贫穷国家无法准确记录本国人民巨大的心理困境。因此，关注这类问题的往往局限于较为富裕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会收集此类数据，而且这些国家的人们更容易获得精神科护理和药物。最近一项针对31个国家（大部分在欧洲和北美，也包括巴西、印度和南非等一些较贫穷国家）的调查显示，人们对精神健康的态度正在转变，关注度也在提高。调查发现，45%的受访者认为精神健康是“（自己）国家的人民现在面临的最大健康问题”，与 2018年的上一次调查相比有了显著提高，当时这一数字为27%。排在健康挑战清单第三位的是压力，31%的人视其为主要担忧因素。年轻人对精神健康的态度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55%的年轻女性认为精神健康是主要健康问题之一，而年轻男性的这一比例仅为37%（反映出女性受精神健康问题的影响尤为严重）。
虽然新冠疫情确实加剧了全球的精神健康问题，但这场危机早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就已存在。“全球健康数据交换”（Global Health Data Exchange）数据库的信息显示，在新冠疫情之前的2019年，全球每八人中就有一人（即9.7亿人）患有精神障碍，其中3.01亿人患焦虑症，2.8亿人患抑郁症。这些数字应被视为估算值，从中可窥见不快乐和不适应当前社会秩序的严重危机。
以“精神障碍”为名的疾病有很多，例如精神分裂症、可能导致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根据世卫组织2022年的报告，每20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平均导致预期寿命缩短10到20年。同时，自杀是全球年轻人的首要死因，每100例死亡中就有一人死于自杀（要知道，每20次自杀尝试中只有1次导致死亡）。我们可以制作新的表格，修改计算方法，撰写更长的报告，但这些都无法弥补我们这个世界普遍存在的严重社会忽视。
《内夫昂格尔岛全貌》阿道夫·沃尔夫利（瑞士）作于1911 年
沃尔夫利（1864—1930 ）童年时曾遭虐待，被卖为契约劳工，后被关在伯尔尼的瓦道诊所，并在那里用绘画度过了他的余生。
忽视甚至都不是正确用词。对于精神障碍的普遍态度是将其视为生理问题，认为只需要个性化的药物治疗。即使我们接受这个有限的概念框架，仍然需要政府支持精神科医生培训，使人们能够负担得起和获得药物，并将精神健康治疗纳入更广大的医疗保健系统。然而，世卫组织在2022年发现，各国平均只有2%的医疗预算用于精神健康。世卫组织还发现，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大部分在贫穷国家）至少每20万人只有一名精神科医生。在医疗预算以及关于需要对精神健康问题采取宽容态度的公众教育普遍下降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世卫组织的最新数据（2023年12月）显示，2021年，大多数国家的卫生保健支出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与此同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其2024年《债务的世界》报告中显示，近百个国家用于偿还债务的支出超过了卫生保健支出。尽管这些数据令人担忧，但它们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
过去一个世纪里，应对精神疾病的方法绝大多数都因人而异，从各种形式的治疗到处方不同的药物。在应对从抑郁症到精神分裂症等一系列精神健康危机方面的失败，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拒绝承认这些问题不仅受到生物因素的影响，而且可能且往往是由社会结构造成和加剧的。批判精神病学网络（Critical Psychiatry Network）的创始人之一乔安娜·蒙克里夫博士写道：”没有一种我们称之为精神障碍的情况被令人信服地证明是由生物疾病引起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 “由生理或生化过程的特定功能障碍引起的”。这并不是说生物学没有发挥作用，而只是说生物学并不是我们理解精神障碍的唯一因素。
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在其广为流传的经典著作《理智的社会》（1955年出版）中，以马克思的见解为基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心理状况做了精确解读。他的见解值得我们重新思考（请原谅弗洛姆使用 “man”这一男性用语和代词“他的 ”来指代全人类）：
个人是否健康主要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社会结构。健康的社会能增进人的能力，使其热爱自己的同胞，创造性地工作，发展自己的推理能力和客观态度，拥有以自身生产力经验为基础的自我意识。一个不健康的社会制造相互敌意和不信任，把人变成利用和剥削他人的工具，剥夺人的自我意识，除非他服从他人或成为机器。社会兼具这两种功能；它可以促进人类的健康发展，也可以阻碍人类的健康发展；事实上，大多数社会都兼具二者，问题只在于其积极和消极影响的程度和方向。
河锅晓斋（日本）《名镜倭魂新板》作于1874 年
河锅晓斋（1831—1889）九岁时遇到一具尸体，而且是个断头尸，他大为震惊。这标志着他的觉悟，以及他后来与浮世绘传统绘画的决裂，并开创了如今的日本漫画
许多精神健康危机的解药必须来自于社会重建，形成社区文化，而非对立和有毒的文化。想象一下，如果在城市里建起更多的社区中心，更多像那不勒斯的 Ex OPG – Je so’ pazzo 这样的地方，有更多地方供年轻人聚会，建立社会联系，培养其个性和自信。想象一下，如果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教人们演奏音乐、组织体育比赛、阅读和写诗，以及在社区组织社会生产活动。这些社区中心可以容纳诊所、青年计划、社会工作者和理疗师。想象一下，这些中心可以举办各种节庆活动，有音乐，有欢乐，红色图书日等活动充满活力。想象一下，在人们想要建设何种世界这个问题上，这些中心能够催生此类对话，与此同时会出现墙绘、社区清理、花园营建等等活动。事实上，我们不需要这些想象：无论在那不勒斯、德里、约翰内斯堡还是在圣地亚哥，这些都已经通过细微之处出现在我们身边。
诗人安妮·塞克斯顿（1928—1974）写道：“我觉得抑郁很无聊。我最好还是煮点汤，照亮山洞。”让我们在社区中心煮汤，拿起吉他和鼓槌，尽情舞动，直到每个人都感受到那种美妙的感觉，一起治愈我们破碎的人性。
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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