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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沙龙简讯:MBO合法性及其社会后果

小时 · 2007-10-17 ·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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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之乡沙龙简讯:MBO合法性及其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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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MBO的合法性及其社会后果

时间:2007年10月14日下午2:30——4:30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1号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号乌有之乡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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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之乡、《中国财富》杂志社合办

  10月13日,乌有之乡和《中国财富》杂志社联合举办了一场关于MBO合法性及其后果的研讨会,到会的多位专家学者就MBO程序正义性、整个改革过程的正义性、追回这些非法的私有化财富的可能性、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过程、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就针对MBO和改革反思我们的策略以及下一步我们要关注的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中国财富》杂志八月发表了《质疑MBO的程序合法性》一文,检讨了MBO的合法性,MBO这种国企改制方案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对MBO的合法性和社会后果,今年以来多有争论,原罪赦免论和物权法的出台都与MBO有关。所以乌有之乡和《中国财富》杂志社联合举办了这场研讨会。

  《中国财富》杂志主编助理李春林首先发言介绍了《中国财富》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随着今年10月1号物权法正式生效,国内数以万亿计的转制国有资产在享受物权法保护前,是否需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合法性认证?他们对以前的改革举措进行了反思,注意到了MBO,MBO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措施,但在查核中发现MBO在程序上违背了中央的政策。经过查核发现:第一,在2004年以前,中央领导人没有支持MBO;第二,2004年以前没有任何文件明确支持MBO;第三、国退民进是在十七大之后开始的,对国有企业改革有明确的程序规定,有“三公开”的要求,为了进行转制,每个地方还专门成立了产权交易中心。但是MBO这种方式根本就没有进场交易,不符合中央的“三公开”的原则,这是严重违规的。虽然2003年11月颁布的国发办96文有关于“管理层收购”的条款,但这一条款不但与同一文件的其它条款抵触,也与于2004年2月1日生效的国务院3号文中所规定的“国资转让需在公告后进入规范的产权交易中心公开交易”条款冲突。一系列问题随之浮出水面:在2003年96号文、甚至2005年《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颁布以前的MBO是否存在程序非法?我们应该如何对待MBO过程中总量达几万亿的财富?MBO严重动摇了政府的权威,在MBO的过程中少部分人获得了极大的利益,造成了公众极大的不满,但是这种不满和仇视却被转移到了政府的头上,如何去面对社会公众的追问,这是极大的问题。

  李春林认为,原来改革争论时我们讲道理那些人不听,现在我们就要讲法理,我们有必要有权利提出这个追问,把这个问题引向深入。

  紧接着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冼岩表示对这个问题基本持悲观的态度。原因是MBO这个问题不是一个讲道理的问题。这是两种力量的博弈,正义或者有理的一方是很无力的。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对MBO问题的解决没有信心。现在的很多文件都是矛盾的,很多政策的制定者操作者本身有很多猫腻,他们从上到下是一脉相承的。改革开放以来的说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法理上追究的难度很大。改革的本质通过这个事情显露得更加明显。这些政策的背后明显是由特殊利益集团从背后控制的。

  冼岩认为,在整个市场化改革方向之下,选择MBO的原因就是这种方式有利于内部人操作。他紧接着对比了国外的MBO和国内的MBO,在国内MBO被作为私有化的手段。他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两点是:第一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对以前进行清算,第二是我们如何防止以后继续出现这样的问题。现有的国有资产以后仍然有被私有化的可能。这个问题的前景也是悲观的,我们难以对以前的问题进行清算,也难以防止以后继续出现。现有的胡温政府并未改变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只不过是在执政理念上变化了,改变了执政者的形象,另外在社会财政分配上进行了一定的倾斜。

  冼岩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的改变还得依靠社会力量的对比变化。

  经济学家仲大军先生在发言中从几个层面上分析了MBO,一是社会公平,二是经济效益。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MBO是很不合法的,反思发掘这个问题是很有价值的,从经济层面上看,MBO后也出现了很多的经济问题,有一些国企的领导者故意把国有企业搞垮,然后进行MBO。整个改革是在一个博弈过程中进行的,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徐景安的文章指出,企业管理者在于大众的博弈过程中,不愿意继续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只想为自己服务。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了一个大漏斗,经济有了发展,但是财富的大量转移也成为可能和事实,关键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归谁所有。

  仲大军先生认为MBO的本质原因就是国有企业失去了工人大众的监督的后果,一个国家失去了民主监督的后果,是人民失去权利的根本后果。

  社科院研究员左大培发言表示完全赞同仲大军先生的观点,根本问题就在于人民丧失了对国有财产的管理权,监督权和发言权。在是否悲观的问题上,左大培并不同意冼岩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问题集中在人民上,我们要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要去做事情,要发言,要把权利争回到人民大众手里。对过去所有的帐都要算,主流经济学家们是有阴谋的,他们一方面鼓吹私有化,另一方面又隐瞒了很多东西,我们就是需要把这些东西揭发出来。

  左大培先生认为,不把人民的监督权争回来,整个中国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需要把问题提出来,并不幻想都能够解决,但我们希望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左大培先生以物权法的讨论为例:正是我们引起了争论,提出了我们的不同意见,经过斗争,使物权法某些条款有了改进。右派们的很多政策是不得人心的,我们要把道理摆明,要去斗争,即使改变不了政策,也能改变人的思想,唤醒民众。毛主席说:要推翻一个政权要先造舆论。我们要改变一个政策,更需要我们去造舆论。

  另外,左大培先生针对“政策是由各方博弈出来的结果”的观点,认为,我们也要加入到这个博弈中去,而不能空空等待。

  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宏良教授发言支持左大培教授提出的要把问题讲出来的观点,他也在某种程度上跟冼岩先生有同样的悲观。张宏良教授指出中国可能注定要有三次瓜分,在左派们还在争论姓资姓社的问题时,国有企业被瓜分;在左派们开始讨论国企改制问题时,银行被瓜分了;在我们将来要关注银行问题时,可能第三次土地的瓜分已经完成了。张宏良教授指出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他指出土地财富是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财富,但是一旦被瓜分,注定是外资们占据相当大部分。

  张宏良教授认为问题不在于法规本身是不是合法,这些法律法规和行动都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的,改革本身到底合不合法就是一个问题。

  张宏良教授同时提出中国国有企业改制卖了大批企业,但是所卖的钱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左大培教授补充说外国的私有化都是赚钱的,而我们中国却是政府还要贴钱的。张宏良同时指出,在大量国有企业卖光之后,现有的官办企业也要开始MBO,数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将有15%进行MBO,这又意味这数万亿的国有资产化为私人所有。

  郭松民在发言中认为MBO显然是不合法的,因为国有资产是属于全民所有的,他的处置应由人民批准或至少应该由全国人大批准。他同时认为我们今天争论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需要保持这些被私有化的资产的不合法状态,张维迎当年的特赦论也就是想把这些不合法的财产合法化,我们要把MBO的合法性提高到全国人大、全国人民的高度上。

  社科院的陈人江发言指出MBO问题的实质不是在于程序是否合法,关键在于法律是没有用的,程序正义需要用制度的正义性来保证。可以把MBO放到整个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来看。就悲观的问题,她认为至少我们中国还保持着社会主义的名称,我们可以在局部进行斗争,要在各条阵线上展开,要展开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陈人江又以东欧的私有化为例证,东欧虽然实行了相对公平的雇员买断或者全民证券化,但在二次证券化的过程中仍然导致了股权集中和寡头出现。所以想用自由主义的自由公正是不可能抑制寡头化的,只能依靠公有制。

  《南风窗》记者李楠发言指出,需要搞清楚是非,需要抓住主要问题、根本问题。现在我们讨论MBO的程序正义性很令人泄气,这好比我们被劫匪抢劫了却去法院起诉,劫匪抢劫的时候太不礼貌,太不人道,没有给你留一块钱坐车。所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李楠又对唤醒民众的问题讲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认为很困难。

  邵振伟在发言中指出了国有资产流失中真正的分赃者是哪些人,其中有褚时健之类的企业领导也有当政的官员,还有进行收购的外资集团。那些摇旗呐喊的经济学家不过拿个小头。他指出当年改制时提出的所有者缺位实质上是监督者缺位,我们要有知情权,对资产的处置更要有我们的授权。、

  高木作为一个长期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当事人提出了当年国有企业当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认为国有企业中产权不明晰的问题实质上是责权利不清晰。他同时提出我们要对《中国财富》杂志支持,主流媒体上很难发出我们的声音。

  郑现莉举了最近《中国经营报》报道的原伊利集团老总的例子,当年他就是因为搞MBO被查处判刑,这充分说明了MBO本身的违法性。郑现莉也指出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一部分就是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另一部分就是土地,包括土地中的矿产资源、土地问题我们要提前关注,下一个争论的战场很可能就是土地。

  朱安东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状况。他指出,国有企业在很多国家都是盈利的,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斯蒂格利茨曾说过: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连在世界上到处推行私有化的世界银行的数据都表明国有企业并不是低效率的。

  朱安东指出我们需要警惕“伯克利黑帮”,世界银行之所以到处推行私有化,就是为了外国资本能够进入这些国家,进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现在的东欧国家之所以对美国言听计从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私有化之后,经济命脉完全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所以我们中国要避免出现“伯克利黑帮”和“芝加哥弟子”,避免让这些人控制了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导权。

  左大培教授补充了住房改革的一些资料,在1998年我们进行住房改革的政策时定的方针是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但到了2003年就变成了以商品房为主,这就导致了现在的高房价。

  仲大军补充了国企搞不好的根本原因是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社会主义信仰的消失,这相当于釜底抽薪,国企当然难以搞好。他介绍了山西沈阳等地一些国有企业被强制私有化的事例。他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非常高,但是人民的工资水平生活水平提高却很有限,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劳动工资只占利润的17%,而资本拿到了35%,这个比率在世界上是很不正常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企业的利润很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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