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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用马克思主义定位新常态(之六)--新常态的未来与中共的前途

赵磊 · 2015-07-13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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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维度上看,中共的前途与其说取决于对“新常态”蕴含的机会的把握,不如说取决于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命运的把握。

  20世纪80年代起,自从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经历了近40年的辉煌发展。“新常态”的标志性意义在于:通过对“富余产能”的确认,中国获得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式会员的资格——尽管这个资格是在“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位中获得的。

  问题是,当世界市场已经被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伴随着“中国威胁论”的涌动,在跻身世界资本主义大国俱乐部的过程中,中国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和资本扩张的强烈冲动。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竞争压力下,中国的“新常态”将以什么逻辑演化下去?这是一个事关中共前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要之,在全球化的维度上看,中共的前途与其说取决于对“新常态”蕴含的机会的把握,不如说取决于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命运的把握。

  说到世界资本主义,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希腊的债务危机。有左翼人士站在道德高地写文章,对希腊债务危机中穷蹙潦倒的债务人洗脑:“公投,竟然是公投反对节俭,竟然是公投拒绝劳动。希腊人今天的表现,让人怀疑希腊历史真的可能是一部伪史。请问,还有没有比希腊人民再蠢一点的人民了。乞讨还要如此地高调?施舍的人倒抬不起头了!” (注1)

  作者如此蔑视希腊人民的“公投”,并对希腊乞丐欠钱不还还要“如此地高调”愤愤不平,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买卖公平”逻辑。这个所谓“公平”的逻辑,究竟是个什么逻辑呢?反正不是作者自定义的自己读懂了的《资本论》的逻辑(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等价交换的公平是虚伪的公平),而是地地道道的“黄世仁逻辑”。什么是“黄世仁逻辑”?我在博文《想住大房子,何罪之有?》已经做过分析(注2),不展开了,我只借用其中的一段话供大家一哂:

  ——如果说,“不干活想住大房子”的逻辑能够成立,那么,当年杨白劳拿喜儿抵债,自己喝了卤水自杀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干活还想借高利贷”惹的祸。这个逻辑想必正中黄世仁老爷的下怀,因为这位旧中国的成功人士一门子心思,就是想把喜儿搞成编外二奶。有趣的是,现代经济学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为这个逻辑建立合法性。问题是,即便现代经济学自以为完成了这个“使命”,恐怕连“华尔街那帮混蛋”也会私下里说:黄世仁这老东西也太TM缺德了吧?

  至于有无知小右,把希腊的债务危机归咎于齐普拉斯的左翼政府,更是让人笑掉大牙。对于齐普拉斯正在替前几届资产阶级政府留下的烂摊子洗地、擦屁股的义举,推行紧缩且已经疲惫不堪的主流经济学家要么不吱声等着看笑话,要么哭丧着脸嘟嘟囔囔:“切!这个残局我们都搞不定,你左翼政府还能有啥作为?”可是,无知小右却不明就里,傻傻地跳出来指责左翼政策是导致了债务危机的元凶。

  这真有点像阿Q调戏吴妈,惹下大祸之后,阿Q居然置身于局外,对吴妈的寻死觅活表示惊讶:“哼,有趣,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他们居然忘了,齐普拉斯正忙活着为资本主义背黑锅呐。如果说左翼政策真有神马过错,那就是:上几届政府留下的屎太多,擦都擦不干净。

  如果要我对中国新常态的未来做一个展望,那么在我看来,不论是“创新”也好,还是“转型”也罢,其实,新常态未来演化的轨迹,大致会遵循由“过剩”到“透支”的逻辑展开发展。关于这个逻辑,我在2009年的一篇博文中有过描述(注3):

  ——“最后,我不妨作一个预测,并等待历史的检验:现代市场经济,也即‘好的市场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必将是在‘过剩’与‘透支’的周期性折腾中痛苦挣扎,‘过剩’与‘透支’此消彼涨,不断折腾,直至与市场经济同归于尽。”

  这是6年前的预测,这个预测正在接受并通过实践的检验。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话语或许过于尖刻了。如果让我重新表达,我愿意把话说得温柔一些。为什么?因为我越来越感到,在既定的制度框架里面,不论你的权力有多大,面对n个选择,不是你“应当做什么”,而是你“能够做什么”——我应该设身处地理解局中人的选择。居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维度,我不仅对之前的“四万亿”表示理解,也对现在的“凯恩斯转向”感到理所当然。对于这个“凯恩斯转向”,我在博文《“中间道路”何处去?》(注4),做了如下分析: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来看,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交替登台,是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演进的基本脉络。这个基本脉络清晰地表明,伴随着‘过剩’与‘透支’的周期性折腾,当代资本主义走在‘中间道路’上,六神无主,纠结得很呐——何以见得?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交替登台,不就是资本主义行走在中间道路上左右摇摆的真实写照吗?”

  ——“次贷危机以来,由金融泡沫支撑的发达国家的‘透支消费’,与全球产能的严重过剩交相辉映;以数字化、网络化、扁平化、弹性生产为特征的‘新资本主义’,使实体经济雪上加霜,几近坍塌。我敢在这里打赌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曾经如日中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将逐步让位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

  基于这个判断,2014年年中,针对本届政府的供给学派政策偏好的前景,我做了如下展望(注5):

  ——“产能过剩的症结不在于供给,而在于需求;产能过剩的根源不在于信息,而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用增大供给的方法来解决供给过剩,无疑是饮鸩止渴”;“只要资本主义不想早死,刺激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总会定期风行资本统治的世界。”

  我注意到,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主观期待,本届政府的政策选择与之有着相当的距离。比如,许小年最近在“中欧2015班委大会”上发表演讲,对政府政策的“凯恩斯转向”很不了然:“可是旧思维又回来:财政又开始花钱(落在中央财政身上);又货币扩张(降息降准)” 。(注6)

  在我看来,许小年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如前所述,在既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之中,局中人的经济行为选择从根本上讲,并不取决于其主观意志,而是取决于制度给定的选项。换言之,不是他“想做什么”,而是他“能做什么”;不是他“应当怎样”,而是他“能够怎样”。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他不这样做,能行吗?不行。

  对资本主义而言,“成也过剩,败也过剩”。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产能过剩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生产关系的一场灾难——不仅对资本家阶级是灾难,对劳动阶级更是灾难。产能过剩了,工人就得失业。失业者不仅没有工作,连收入都没有(或问:“不是有社会福利和救济吗?”问题是谁来买单?总不能让资本家当活雷锋吧?面对主权债务危机,难道尔等“还要公投反对节俭”不成?所以,紧缩,继续紧缩,否则开除!)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何以“生产太多”就“没有钱”呢?因为,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是利润,而不是需要。

  其实,对于公有制计划经济而言,过剩没有什么不好。产能过剩吗?这是好事!对劳动者来说,“财富充分涌流”不是灾难,而是福音——既然“生产多了”,那么工人带薪休假就是了。同样是“过剩”,在私有制市场经济是灾难,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则成为劳动者“有闲又有钱”的物质基础。何以如此?因为,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生产目的是需要,而不是利润

  当然,本文无意否认市场经济在中国现阶段展开的客观必然性。只有当客观的技术和经济条件具备以后,计划经济的有效运转方能成为现实。有位高校老师在读了有关新常态的拙文后,问我:“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弊端,我完全理解。问题是怎么办?”我反问他:“你觉得应该怎么办?”答曰:“按马克思的逻辑,计划经济呗?”我说:“那不就结啦”。他不以为然:“按现代经济学常识,这没有可能啊!”我问:“为什么?”答曰:“计划经济无法准确把握信息,所以死板僵化。”我说:“那你就应当去研究实施计划经济的条件,而不是纠结于它符不符合主流经济学的立场。”他问:“计划经济的条件何时才能具备?”我说:“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加,等等,你应当去搞清这些问题,而不是盲目地跟着哈耶克骂计划经济非人道。其实,计划程度的高低是文明的标志,只有动物才不知道计划”。

  计划经济的条件何以才能具备?学界既没兴趣讨论,也不允许讨论。但“产能过剩”导致的种种烦恼,却如噩梦一般正搅得主流经济学寝食难安。不论承认与否,经济危机都是“过剩”的必然结果,由此引发的周期动荡不断地冲击着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大堤。股市的兴衰为什么会给社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因为股市的震荡恰恰是危机能量作用的重要窗口。对于“6·26”以来的中国股市,我有三个基本判断:

  (1)股市的跌宕起伏固有看不见的“手”在其中兴风作浪,但是,股市的非理性背后仍是客观经济规律在起着支配作用。这个规律,其实就寓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演化之中。

  (2)都说中国股市是政策市,而此次政府的托市或是一个转折点。虽然政府的“强力救市”正在扭转局势,但政策的屡屡受挫说明,面对强悍的资本,政府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

  (3)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新常态下,若没有重大的技术创新,资本只能依托于透支(消费金融公司)、公共工程(PPP模式),以及股市泡沫(财富效应)来获得发展空间。尤其是股市泡沫的财富效应,对于拉动消费有着强力的杠杆作用。因此,未来一年内,股市的繁荣是可以期待的。

  随着新常态的发展演化,中共的执政地位将会怎样?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模式”专家贝淡宁6月22日在《金融时报》发文,题为《对中国来说,共产党的末日就在眼前——但只是名义上》( For china the en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nigh — but in name only)。贝淡宁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会崩裂,而中共即使“消亡”也只可能是“名亡实存”。因为,这个组织现在“既不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政党”,更像一个精英统治组织。

  中共面临的危机,早已经不是什么杞人忧天的虚构。只不过多年以前,这种危机感还只有少数左翼人士有此自觉(读者若有兴趣,可以看看2009年前后在《乌有之乡》上有关中共前途的讨论)。今天,这种危机感恐怕已经成了当下政治生活的ABC了。我不知道,由少数人的杞人忧天,到多数人的不再否认,这其中的变化究竟意味着悲剧,还是意味着喜剧?

  今天,关心中共和中国前途的人,已经不会把贝淡宁的“末日论”当做笑话看了。但是,如果中共真的如贝淡宁所言,演变成既不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政党“精英统治组织”,那么在我看来,中共的未来就绝不只是“名亡实存”,而是“名也亡”,“实也亡”了!何以见得?苏铁山先生最近写的文章,值得人们深思(注7):

  ——共产党是干社会主义的,干公有制的,是消灭压迫剥削的。我们立党之初就是这个目标,当时那么多年轻人投身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目标崇高。……人民群众认的是那一代的共产党,拥护的是那一代共产党,因为他们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

  ——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变了,政治逻辑前后不一致。原来是消灭剥削压迫,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未来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是人人平等的。没有哪一个中央文件、共产党的官员说剥削压迫是合理的。可是,客观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摆着摆在我们的面前。……老百姓是根据现在某些共产党员的贪腐事实说“以权谋私”的。

  ——改革开放以来,对的要坚持,不对的要纠正。要是不反思,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就维持不下去了。如果说历史给了红二代一次机会的话,就是习近平这次机会。如果不能恢复真共产党、恢复真社会主义,就不会恢复民心,使得老百姓真正信服共产党,就将被历史和人民抛弃。

  大家想一想,如果中共真的“被历史和人民抛弃”,即便其中有某些精英会延续自己的荣华富贵,但是,被抛弃的共产党,难道不是“名也亡,实也亡”了吗?!

  85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展望中国革命的前景时,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然而,在新中国迎来了“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之后的30年间,毛泽东为何会深陷于“防修反修”的担忧之中而不能自拔?今天的社会现实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怎样高度评价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们都不能否认,正是“立于高山之巅”的毛泽东,才清醒地看见了资本主义航船正在逼近的“桅杆尖头”。如果中共的命运真如贝淡宁所言,那么我想,即便是毛泽东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担忧和努力是多么地富有预见性啊!

  注1:卢麒元:《乞丐可以挑食吗——对希腊公投的评述》,《红歌会网》2017-7-7。

  注2:拙文:《“想住大房子”,何罪之有?》,载《乌有之乡》2009年4月1日。

  注3:拙文:《好的市场经济咋也被轮奸了?》,《乌有之乡》2009年2月24日。

  注4:拙文《“中间道路”何处去?》,《赵磊的新浪博客》2014年1月6日。

  注5:拙文《我对当前局势的看法》,《赵磊的新浪博客》2014年7月16日。

  注6:参《许小年:这次股市狂潮下场会很惨!》,《凯迪网络》2015-6-8。

  注7:苏铁山《历史给了红二代一次机会,如果不恢复真共产党,就将被历史和人民抛弃》,载《乌有之乡网刊》2015年7月8日。

  (完)

  更多文章请进入赵磊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olei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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