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本历史学著作，但历史学家可以从中得到大量鲜为人知的可靠史料。”
由刘吉作序，杨继绳持笔的《邓小平时代》一书在历史材料的搜索方面的确下了一翻苦功，例如作者在天津第一棉纺织厂调查得到职工生活情况的材料：
时间：1975年
天津棉纺一厂电动车间在编人数345人，人均月收入情况如下：
平均收入10元以下的8人 占总人数的 2..32%
平均收入11元以下的6 人 1.74%
平均收入12元以下的7人 2.02%
平均收入13到15元的28人 8.11%
平均收入15到20元的65人 18.84%
平均收入20到25元的231人 66.95%
作者调查到的当时情况是：
人均月收入10元到13元的家庭，不能保证每顿饭都有新鲜蔬菜，要吃一些咸菜和大量低价处理的的白菜。按国家标准供应的生活品不能买全（如鸡蛋、糖），很少吃肉，多吃粗粮。布票等证券不能买全。
人均月收入15元的家庭：在没有病人或上山下乡的子女不需要定期补助的情况下，一般都能买全按国家标准定量供应的物品。有时还能吃点肉。
人均月收入20元的家庭：一般生活没有什么问题。日子过得比较宽裕。
如果不看结论，我们真应该感谢作者的辛勤劳动，从材料上看，当时绝大部分城市职工日子过得是比较好的，与今天大量城市职工下岗失业、物价飞涨的情形相比，真可谓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不是说十年文革导致经济“崩溃”吗，“崩溃”还能有这样的生活？可惜杨先生却总戴着计划经济负有“原罪”的眼镜看问题，如此一份翔实的史料杨先生居然得出当时城市居民不是比较富裕甚至贫困的结论，只见作者斩钉截铁地说“那么，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真有点两小儿辩日的滑稽！
其实，我们今天对毛泽东时代的认识之所以千差万别，关键在于站在哪个立场上说话，站在当时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的立场上，毛泽东时代当然是“贫困的、不堪忍受的”，一人一碗饭的生活同他们过去的生活相比简值就是牢饭。他们真的是在关心群众的生活吗？他们真的在乎民众的贫困吗？一个为绝大多数谋福利的政府，当然不会在短期内造成人人汽车洋房、山珍海味的生活。这就好比一个负责任的家长，为了整个家庭的繁荣兴旺，先要筑围墙防野兽，再安排好全家人的衣食住行，还要教育好子女如何做人做事，为了这些长远目标，全家人都要暂时忍受贫困的生活。贫困是为了一个长远目标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明白这个目标的自家人可以忍受，但敌人就忍受不了。他们不顾自已饭碗里的饭比普通工人多许多的事实，昧着良心控诉起毛泽东时代来。毛泽东时代有什么呢？有对他们的高压，有全体劳动人民的普遍福利。他们看到的当然只是高压，甚至是人民普遍的福利也被他们由此及彼的当做高压控诉起来！还是听听当时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群众即人均月收入不足12元，占人口比例不足6%的劳动者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吧：
有一次打车，开车的师傅是个四十多岁的下岗工人，他说：“在毛主席那会儿，我妈一个人上班养我五个孩子，日子很苦但加上困难补助能凑和着过，等我大姐一上班，日子显著改善，等我再一上班，那又前进了一大块，这时供几个弟妹上大学就不成问题。本来我寻思着等弟妹们上出学来日子会更好点，可谁想……唉！现在房子问题、就业问题、上学、看病……弟妹们自已都顾不过自已来，哪有余力养家？我又下了岗，现在别说让我养五个孩子，我就一个还跟头把式的，将来孩子上学、就业、买房、结婚还不知道咋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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