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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岩石之《毛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pioneer · 2009-03-21 · 来源:乌有之乡
建国六十周年 收藏( 评论() 字体: / /

驳岩石之《毛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兼回胡星斗的声明  

pioneer  

胡星斗声明:反对查抄乌有之乡,与乌有之乡的争论“告一段落”。  

由于众多爱国学者和网友们有理有据有力的反击和揭露,伪自由派对外配合反华媒体(《美国之音》、《中央社》、《苹果日报》、《亚洲周刊》等),对内借助贪腐(见拙文《伪自由派向贪腐伸出橄榄枝》)、资本家(悬赏)、黑客(网络攻击),以造谣中伤的手段(“邪教”、“极左”、“暴政”、“排外”、“反改革”、“攻击领导人”、“非法出版”),企图一举封杀乌有之乡的图谋濒临破产;而且“偷鸡不着反蚀米”,其无知、无良、无耻的灵魂和内脏俱被解剖暴光,其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深青社”组织也被揭开。  

于是,胡星斗要求“告一段落”,并在其“民主”胭脂脱尽、狞狰尽现的脸上重新补了“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力”的妆,装模作样地向所谓的“查抄乌有”的“风车”挥挥宝剑。——一个 “民主”、“自由”、“人权”的高大形象又从烂泥坑里倔强地站起来,至于“取缔”、“部分官员对愤青群体的怂恿等于是玩火自焚”、“到时他们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等等,与我再不相干。  

胡星斗声明的深层含义是要与乌有之乡交换“筹码”: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力,投桃报李,你们也得支持我(深青社)说话的权力。昔日向乌有之乡挥舞大棒的骄恣和霸道,已经荡然无存。  

然而,我却不能“告一段落”,因为胡星斗在“告一段落”的同时,也没忘记把“正义”掠走:他们对乌有之乡、毛主席的造谣诬蔑、恣意谩骂、人身攻击是“正常的观点交锋与辩论”,乌有之乡及网友们有理有据的反驳则是“无端攻击”、“没有教养”、“非理性的辱骂、恐吓以及文革式的无限上纲”。  

我无法“告一段落”,因为胡星斗的组织还在行动,胡星斗反毛、反华、反共、反社的文章仍在流毒。我们与其争论不是为“私仇”(如胡所言),也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爱国者(他们称“爱国贼”)与卖国贼(他们称“接轨”)的斗争,是岳飞与秦桧的斗争,不可调和。否则真就是与敌人“同流合污”了。  

继续批驳岩石《三论支持胡星斗——毛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岩石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总纲写下了一句金光灿烂的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是,在那个被一些极左派吹嘘为“伟大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毛时代里,中国人民真的当家作主了吗?——退一百步说,当时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人权,马克思倡导过,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宣传过,毛泽东本人在革命时期也大声疾呼过。可是,毛夺得政权以后,在所有媒体上,“人权”竟然蒸发了!哪里能看到人权啊?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根本看不到“人权”二字!——反而,人权所包含的“人性人道自由”等理念,居然变成了官方严厉批判的对象!  

“人权”不是挂在嘴上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基本消灭了剥削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并充分享有了参与国家、企业和公共事业管理的权力:  

——根除妓院、烟馆、黑社会;消灭天花、霍乱、血吸虫等传染病。  

——工人吴桂贤、农民陈永贵等普通百姓直接进入中央领导阶层。  

——人大代表中工农的席位占有51%以上。  

——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人人就业,“四大自由”。  

——到1979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比1949年增长一倍。  

……  

到底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是“人权”?还是“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或在老板的手下当着奴工,只拿着一张选票在两个由大资本家豢养的政客之间压宝是“人权”?  

2004年宪法明申: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对一些反动派打着“人权人道自由”的幌子、和海外反华势力勾结、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行为,批判实在太轻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还不够吗?假如,日本侵华时打着“人权人道自由”的旗号,中国军民的抗战就是“反人权反人道反自由”吗?  

岩石在“灾祸从何而起”章节中列举了文革中的一些丑陋现象,采用“以点概面”、“虚实结合”、“偷梁换柱”等手法——“祸起一首歌”、“一幅漫画,害了一批教师”、“一篇文章,索性命”、“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降”、“因拆字游戏而死于非命”、“一句话被误解而被逼死”、“随口之言成祸端”、“因一时疲劳瞌睡最终丧生”、“勤劳致富有罪”、“勤奋教学有罪”、“刻苦钻研学问有罪”、“爱国有罪、为共产党效力有罪”、“爱国英雄有罪”、“劳动模范有罪”、“少年儿童反革命”、“精神病人反革命”、“中共高官因长相而身陷囹圄”;并辅以“耸人听闻”的谣言——“毛泽东中国的经典刑法还有:舔浓痰、吞白糖、灌香油、跪玻璃渣、冷静思考(剥光衣服,捆在零下20多度的室外让其受冻)、热情帮助(放在大火盆中间烤)……”、“烧红的铁钎子插阴道,生生将其捅死!”、“烧红的铁钎从肛门一直捅进肚子里,活活捅死!”、“铁钳子将牙齿一颗颗拔掉,鼻子、耳朵都被拧掉,最后打断了脊椎,痛极致死!”、“请问:美军虐囚算得了什么?法西斯暴行算得了什么?”。  

岩石把新中国比喻成了比美国监狱、纳粹集中营、日本731部队实验室还恐怖万分的人间地狱,把毛泽东描写成一位以杀人取乐的恶魔,比那两个在南京搞杀人竞赛的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杀的还是本国人。请问:能解释一下为什么90%以上(他们的统计)的中国人民还在怀念毛主席吗?  

一个小子说是“50多年前的人好骗”。那么70多年前的人岂不是更好骗?怎么除了少数“精英”以外没人怀念“蒋介石”?请不要低估人民的智商。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是愚蠢可笑的。  

岩石的论据大部分来自国外反华势力和“伤痕派”的捏造;有些冤假错案虽然存在,但都被无限放大、危言耸听。比如,劳动模范时传祥被打事件,本来是由于极个别人的思想认识不足,或是敌对势力的破坏捣乱的结果,却被他说成“劳动模范有罪”(现在才真是“新阶层”光荣,劳动人民可耻的时代)。此外还有——  

1、对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的功绩,毛泽东是充分肯定的,但对其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其“100个团”的宣传很不满意。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100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的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然而却被岩石“偷梁换柱”,说成彭被毛主席定了“反党”的罪状——“爱国英雄有罪”。而且岩石这个共产党员(?)又顺手攻击了共产党“假抗日”——“这是抗日战争中唯一一次战役行动。”  

2、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早已成为定论。到了岩石的嘴里却变成了“刘少奇只是因为在自己党的七千人大会等会议上,或当面对毛泽东讲了一些实话”;刘少奇病重,医疗人员接到指示:“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延长他的生命”。——这明明是中央真心医治刘少奇,岩石却又补上一句谣言——“让他活着知道开除他的党籍,最好在70岁生日那天通知他。”。——就算真有这个想法,能和医务人员明说吗?有必要明说吗?  

3、岩石说,1967年4月,在接见内蒙古代表时,康生说内蒙古区党委书记王逸伦:“我一看就觉得这个人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且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个特务。”,于是,“中共高官因长相而身陷囹圄”。  

我们看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1967.04.13;中发[67]126号):“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这是因“长相”获罪?  

4、关于“内人党”冤案。在北京文革精力有限、情况不明、防止失控思想等多种因素指导推动下,一道“一刀切”的军队加入地方的“支左”命令,酿成了文革悲剧,而且种下了分裂和武斗的政治种子。(附录:有关“内人党”冤案的部分相关材料)  

5、岩石说,“许许多多回忆文章揭示,劳教场的饥饿简直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恐怖境地,许许多多右派因此而丧生。”  

我们看一段海外反毛者为遇罗锦的《一个大童话》写的书评——  

饶了罗克的父母和他的家人吧   

3月5号那天,一位年轻的朋友考我这一天是什么纪念日。我知道他指的是毛泽东号召学习雷锋的日子,但是他不知道,还有两个人的忌日也在这一天——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遇罗克。  

雷锋给自己定位是个螺丝钉,对于螺丝钉我是没有兴趣纪念的,哪怕是不锈钢的。况且他那句“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严酷无情”至今听了我都胆寒,因为我那时正是右派分子,就是他所说的阶级敌人。  

斯大林是个集权专制的暴君,杀人无数,我当然不可能纪念他。  

这一天唯一值得我纪念的,只有遇罗克。……  

遗憾的是最近罗锦又把二十几年前的旧作汇编成《一个大童话》要出版(已在纽约开了发布会),却把父母描写成委琐自私的形象,让人很难理解其用心。  

最让罗克父母灰头土脸的,就是作者与母亲接教养期满的父亲这一段。情节是这样的:罗克父亲因右派问题被判劳动教养三年,三年里一直向家里要吃的、用的。期满时作者与母亲到教养所接他回家,教养所的队长透露每个被教养者每月40多元工资,这里的商店什么东西都能买,有的人钱都花不完要往家里寄。作者立刻猜测父亲把省下的钱寄给了情人。母亲听到立刻变了脸色,一路都铁青者脸没有说话,大有上当受骗之感,因为家里每个人每月生活费才10元。  

能编出这么荒诞的情节来我真是服了。众所周知,当年多少右派在教养所饿死!如果像那个队长所说那里岂不成了天堂?从北京去教养所的右派哪个三年期满能回得了家?教养期满还要用家属去接,难道他们都被教养成了弱智,自己回不了家了?  

罗锦也是被教养过的人,能把教养所描写成这么美好是我始料不及的。我虽然没进过教养所,但是进去过的右派朋友告诉我了那里的惨状,他是靠吃各种昆虫活下来的,他的工作就是每天赶着牛车拉饿死的人。罗锦在海外有一支自由的笔,又能写,为什么不帮助我们揭露万恶的教养制度呢?  

……  

——没教养过的人竟比教养过的人更了解教养所吗?  

——教养所的队长透露每个被教养者每月40多元工资,我能力有限,不能证实其真伪,也许有夸张(请读者指正),但如果说右派能靠吃昆虫活3年以上,我们除了惊叹于其生命力的顽强,还能说什么呢?  

——作者到底想让遇罗锦如何帮助他们揭露中共“万恶”的制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伤痕派”对文革的控诉的可信度。  

6、岩石:1966年8月18日!这是一个红色的日子——一个鲜血染红的日子!这是一个黑色的日子—— 一个暗无天日的日子!一个永垂史册遗臭万年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猛兽蜂拥下山,洪水奔腾泛滥。红卫兵小将响应“伟大”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开杀戒。  

深青社:自某个政党和主义诞生以来,它带给整个人类的是数不胜数的悲剧和苦难,它残忍杀害我们的兄弟亲人、迫使夫妻死别、子女流离、人人受难。它用谎言欺骗人们、用恐惧和残忍来迫害人们,使人类世界变成吞骨嗜血的人间地狱。这种残暴远远超过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对于人性的撕裂和摧毁远远甚于法西斯的屠杀,哪怕任何一个古代帝王也从来没有如此残忍、如此卑劣地奴役、侮辱、屠杀他的人们。这展红色政权的旗帜上沾满了亿万无辜人们的鲜血,它用暴力机器将无数人的尊严、价值、泪水、肉体碾得粉碎,而任由人们哭喊,魂灵四处飘零。  

——对照上面的描写,可以看出岩石与深青社的言论如出一人。对毛主席进行恶毒攻击,实际上就是对中共、新中国的恶毒攻击。以中共党员自称的岩石及其同伙们的险恶用心,已经暴露无遗。  

胡星斗、岩石及背后的“深青社”已经完成了反华、反共、反毛、反人民以及反中华文明,替“八国联军”、“李鸿章”、“蒋介石”翻案的“鸿篇巨制”,待冠冕堂皇地挂在其博客上向主子邀功、对青少年“洗脑”之时,却发出了“告一段落”的声明,端的一副“如意算盘”。  

…………………………………………………………………  

附录:有关“内人党”冤案的部分相关材料  

“二月黑风”,第一个向革命群众开枪的军区  

二月以来,呼和浩特市“三司”、“八·一八”派的一些群众对内蒙军区有意见,组织人在军区门前静坐。  

二月五日中午12点15分,内蒙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在喊话,希望军区副司令员刘昌出来辩论。正在这时,军训部付部长柳青提着手枪跑出来,韩桐喊:同志们现在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时候了。接着这个军官便开了两枪。从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的,把肺动脉打穿,子弹还留在体内。抢救了五个多小时,到五点五十分,当时给北京协和医院打电话,协和医院说:停氧20分钟已无法抢救。  

此后,内蒙军区还宣布许多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许多人。  

……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公开批判乌兰夫等人的意见(1967.05.28;中发[67]169号)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同意你们关于在《内蒙古日报》上公开批判乌兰夫和王逸伦、王铎的意见。  

1.对乌兰夫不直接点名,称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王逸伦、王铎公开点名。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图们、祝东力编写的《康生与内人党冤案》(节选)  

云成烈也是从小参加革命的。他在延安读书上学,旋及参军入伍,当了一名小八路。在部队,他向来性格简单,火爆、偏激。其实云成烈在北京说的‘上山打游击’,不过是在当时特殊环境和情绪下冲口而出的一句气话。他并没有做什么实际准备和部署,比如打游击必需的人员、武器、给养之类,都没考虑过。可是,云成烈的这句话却引起了内蒙古地区不必要的混乱,使当时已经十分严重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了。云成烈的话干扰了中央对内蒙古地区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为夸大敌情、扩大打击面,客观上提供了一个依据。  

按:书中云成烈在前门会议期间口出狂言:‘顶不住上大青山打游击’,一言即出,干扰了中央对内蒙形势的估计,酿成了人为的紧张局面”。以上文字在该书中所占篇幅不大,但意思表示明确,即云成烈是造成“内人党”冤案的主要责任人之一。为此,云成烈之妻王素于1998年以该书“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诬陷同志”将作者诉诸北京西城区法院。(一审、二审被告均胜诉)  

被告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4.1967年10月由内蒙古党委机关红旗联合总部编印的文革资料第6页写道“六月十三日昭盟军分区副参谋长云成烈从呼市突然去北京进行地下活动,说他是受云世英(原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等人的委托,转告‘土默特旗人要顶住,让乌兰夫也要顶住’,还说‘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山打游击也要革命”’。  

证据5.高锦明(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1966年参加中共华北局会议),于1998年2月2日证明:“1966年前门饭店会议中,华北局副秘书长刘谦向李雪峰报告×××汇报一紧急情况,即内蒙古昭盟军分区副参谋长云成烈来京让×××捎话给乌兰夫,说他(云成烈)在呼市与几个土默特旗干部商议,让转告乌兰夫顶住,不行就上大青山打游击,也是革命的……这一事件引起重视,中央军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内蒙古军区在京参加前门会议的领导人返回呼市,掌握部队”。  

证据6.阿木古楞(原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于1988年2月23日证明:“我亲身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我也深受其害。回忆往事,至今还有不平静之感觉。北京前门饭店会议批判乌兰夫之后,内蒙古军区首先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并传出昭盟军分区副参谋长云成烈托人捎信给乌兰夫‘要顶住’,还说:‘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大青山打游击也要革命’,影响极大,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还牵连到司令部副参谋长等人,对大局起到很不利的作用”。  

证据7.权星垣(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1994年2月证明:“×××向华北局反映云成烈让×××转告乌兰夫顶住,不行上山打游击这件事,我是在1966年6月中旬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期间的一个下午听别人告诉我的,当时还让我准备一下,第二天返回呼市主持家里工作。”  

证据8.宝音格日勒(原昭乌达盟军分区副司令员)1998年1月30日证明:“1966年7月间,内蒙古党委召集13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前门会议精神,×××传达后说:‘有人竟叫乌兰夫顶住,顶不住上大青山打游击’,后来点了云成烈的名。云成烈保乌兰夫是正确的,但他的言行正是雪上加霜,也是授人以柄”。  

证据9.程国群1998年1月22日证明:“1966年‘文革’初期,赵戈锐同志任内蒙古党委文教政治部主任,我当时在干部处工作……,当时赵戈锐等同志也受到冲击和批斗,在当时情况下,赵曾交代说‘云成烈让乌兰夫在会上顶住和上山打游击也要革命(大意)。”  

……

停止挖“新内人党”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对内蒙工作的指示,停止了挖“新内人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后,特别是自治区新党委成立以来,根据党中央的一系列有关指示,全区各级党委纠正清队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对挖成“新内人党”的干部、群众及其家属分别给以抚恤、治疗和生活上的适当照顾;对查抄的财物,给以清还或一定的补偿。对乘机进行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有的已依法惩处,等等。广大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对这些是满意的。  

附: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等关于挖“内人党”扩大化向中央的检查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扩大化的错误,对高锦明同志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衷心接受,认为这是对我们的爱护,对内蒙的关怀。  

我们核心小组来开会的三个人又进一步学习了上述指示,检查了自从清理阶级队伍以来,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的这一段工作,深感错误严重。我们的错误集中在一点上,就是没有事事听毛主席的话,处处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在内蒙落实得不好,这说明我们对毛主席不忠。  

我们的错误突出的是:  

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违反了毛主席关于“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教导。相当普遍地产生了逼、供、信,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这个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以后,发展成为全区性的。在革委会四次全会以前,内蒙就挖出了十三万多人,这时已发现个别单位有武斗和逼、供、信的现象;革委会四次全会反右后,在农村、牧区街道等普遍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这时本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起来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但仍继续开展反右斗争,结果造成扩大化和逼、供、信的错误。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十五日又挖出了二十五万多人(包括“内人党”六万四千四百多人),其中有极少数是坏人,但误伤了很多好人,蒙族干部和群众被伤害的面更大,造成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局面。多数人是在逼、供、信的情况下打成“内人党”的。例如,集宁市一个不足二百人的机关学习班,就挖出“内人党”一百四十四名,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出身很苦的干部和共产党员(已平反)。据对内蒙军区机关、骑兵五师、独立二师等单位了解,蒙族干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成了“内人党”。当时曾出现了许多极端错误的论调。例如,“共产党的支部就是内人党的支部”,“边防站是内人党的边防站”,“内人党是没有什么证据的”等等。  

中央早已多次提醒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注意扩大化的问题,我们本应认真遵循,可是直到今年二月初,在北京开的一次有各盟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上,滕海清同志仍错误地提出,主要的还是反右,右倾仍是主要阻力。以致使“左”倾思想继续泛滥,造成人人怕被说成“右倾”的局面。  

二、在解放干部问题上,政策落实很差。  

毛主席曾多次指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口头上也说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但说的更多的是内蒙被乌兰夫统治二十年,他要叛国,必然培植自己的庞大的反革命势力。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对毛泽东思想在内蒙占绝对统治地位,内蒙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发生了动摇。内蒙解放干部的工作,本来就是很落后的,在去年六月到十二月,总还解放了一些;但从挖“内人党”以来,不但没有解放,就是原来已经解放的和参加了“三结合”的干部又有一些被揪了回去。比如盟市一级的干部,去年十二月份统计,被打倒的有百分之五十八点四,在今年三月十五日,却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原自治区党委、人委机关的处长和盟市机关的部长一级干部,不完全统计有一千七百二十七人,参加了“三结合”和解放了的只有四百九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全区正副县(旗)长、党委书记共有七百零五人,参加“三结合”和解放了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我们没有很好执行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致使解放干部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造成干部的极端缺乏,使工作和生产受到损失,使犯了错误的干部感到没有出路。  

三、对待群众组织,犯有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我们对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做到象八三四一部队那样,坚持三条原则,九个一样。而是对亲自己一派的就亲,疏自己一派的就疏,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就压。因而加深了两派对立。类似这样情况,在乌达煤矿、巴盟、锡盟、呼市的许多单位中都是存在的。  

四、在第四次全委会之前,高锦明同志提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要注意防“左”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却错误地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公开批判,并停止了他的工作。高锦明同志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在前门饭店会议上批判乌兰夫和顶住“二月逆流”中都是有贡献的,对他这样做,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五、在宣传工作中,我们有一些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引起了思想混乱。例如,在《内蒙古日报》的一篇社论上,散布了“狠是基础”的错误论调,从而助长了“左”的思想。  

我们所犯的错误,基本方面是“左”。这是因为我们对内蒙的情况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进行阶级分析,而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造成的。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关怀下,本来内蒙的形势是很好的,如果我们不犯这种错误,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内蒙的形势会更好。我们感到很痛心,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也没有完全理解,还想慢慢地克服就是了。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批评的那样,我们有私心,有骄傲,总是看成绩多,怕否定大方向,怕否定了成绩,怕影响威信,没有很迅速地痛下决心检查、改正错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鼓舞下,现在内蒙地区对落实政策,已初见成效。  

我们的错误对革命损害很大,它混淆了阶级阵线,伤害了一些好人,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程,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造成了严重混乱。我们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爱护。经中央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后,我们已初步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坚决地、忠实地、迅速地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坚决完成“九大”规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检查还是肤浅的,认识是不够的。我们将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决心把内蒙的工作做好。  

不当之处,盼指示。  

滕海清 吴涛 李树德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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