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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毛远新在学习问题上的批评和教育

朱永嘉 · 2014-09-0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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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对毛远新在教育问题上的许多谈话,对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也是有益的。

  按:据新华社8月22日电,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出席第二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时,在讲话中强调会议要围绕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核心任务,积极开展教育咨询,推进科学民主决策,如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如何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

  教育改革要深化,那就是说,这个改革不是单兵独进,而是比较系统的全面的改革,故又称其为综合改革。那么这样的改革必须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也就是对我们当前教育工作的现状要有问题意识。首先要弄清楚我们发展教育事业的目的是什么?它应该是为我们三、四亿城乡青少年在未来若干年如何健康成长,如何为实现中国梦的栋梁之才,从而为中华民族繁荣富强提供人才和智力的支撑,故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各类学校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其属性,应该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所以它不是什么支柱产业,更不是什么商品生产的单位,不是什么学店式的牟利单位,它的任务是满足城乡三、四亿青少年接受良好教育的需要,如何帮助他们成长为实现中国富强的人才。

  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标尺来衡量这几十年来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我们教育事业发展的现状与人民需要之间的缺口在那里。比如说,我们怎么去满足农村二亿多留守儿童接受教育的需要,这不是搞几个典型哄哄人,而是切切实实不遗留任何一个地解决所有留守儿童接受教育的问题。如何去满足农民工在城市的子弟于所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需要,如何满足城乡幼儿教育的需要,如何让他们更方便他们就近地接受教育。这些问题都应该以方便青少年们受教育的客观需要为中心来考虑,而不是从管理的方便来考虑,不是从教育管理者为中心来思考问题,而是以青少年的需要为中心,管理只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而不是谋求自身工作上的方便,这是教育事业如何发展的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这不仅仅是相关教育部门的责任,应该在全党形成共识,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大家齐心协力地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它需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统筹兼顾,共同实施。在城乡两元结构下,城乡公共服务最大的差异在教育、医疗、养老这三个方面,对未来影响最大的是教育,因为全国适龄青少年中,农村青少年无论是留守在农村还是随父母打工而生活在城市的,占到青少年人口的大部分,原因是那时农村人口增长要高于城市,他们是未来劳动力和人才的来源,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共和国未来的命运,这是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国梦,使中国走上富强的大问题。从公平正义上讲,城乡在这方面的差异应如何处理好,比较起来教育发展的问题更是刻不容缓,在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时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大事,如何发展乡村教育事业,改善民办乡村学校的条件,无一例外地提高所有民办教师的待遇,使农村的学校能留住优秀的教师。希望工程还只是蜻蜓点水,要根本改变面貌得靠国家政策的扶持,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留守儿童目前的困境。城市农民工子女,所在地区的学校,应把他们也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在工厂打工的学龄儿童所在企业及地方政府都有责任给他们提供基本的职教机会,为他们将来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不能单纯作为劳动力来使用。这些都是教育事业发展最迫切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国家未来的命运。这方面存在大量的问题,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发展的艰难困境,所在城市的教育部门承担应有的责任了吗?为什么让农村留守儿童长途跋涉地去学校读书?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就近入学呢?教育主管部门和相关地区政府的责任在那里呢?只是许多人都视而不见,所在地区的教育部门都极力推卸自己应有的责任。这是从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民的需要之间存在客观距离的问题。

  再从学校教育的过程来看,那就提到钱学森之问来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教育培养不出第一流的杰出人才来呢?这就是涉及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的设置,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人才的评定制度,这些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说起来由来已久,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是知识灌输式的,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如今的考试制度,特别是高考制度是实施这种灌输式教育方式的工具,把学生变成死记硬背标准答案的动物。学位、学术的等级森严,扼杀了多少青少年的创造能力。教育产业化本质上是商业化的表现,这是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些年教育事业在数量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高昂的教育费用,在高中以后,把农村的青少年都堵在学校大门之外了,即便在一般城市的平民家庭,从幼儿教育起,教育费用已经是一般家庭难以承受的重负了,当中小学教师也熙熙攘攘地奔向利益的角逐场时,其结果往往是师德荡然,它还影响学生品德的成长。关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学方法,考试制度这些方面的问题,都要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过程中,在澄清观念的基础上,逐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为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有必要再回顾一下,毛泽东与邓小平在64年2月春节座谈会上有关教育革命问题的许多观念,了解一下毛主席对毛远新在教育问题上的许多谈话,这对我们今后着手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之前,认真思考一下我们面临的状况和问题还是有益的,对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也是有益的,它能为我们如何深入教育改革的科学决策打开思路,真正使我们深入综合教育改革,从而在教育事业上打开全新的一页。使教育最终获得人民的满意并能在未来帮助我们致力于建设富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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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邓小平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的对话

  我们教育工作中的许多问题,毛主席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提出来了。记得在1964年时,毛主席对那个时期的学校教育是不满意的,最近我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马社香整理的毛泽民夫人朱旦华的访谈录,其中有她谈毛主席对毛远新有关教育问题的多次谈话。我过去读过1964年2月及以后毛主席与毛远新二次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那时毛远新正在哈军工读大学。然而那二次谈话的记录虽然也涉及教育方面的问题,谈得更多的是关心他们参加社会生活实践去农村参加四清的问题。另外1964年春节,2月13日毛主席与邓小平一起召开过一次关于教育革命的座谈会,这次会议主题是讨论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先是毛主席讲:“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不行,请邓小平同志讲一讲”。于是邓小平提出现在教育方面主要是学生负担太重,学制太长,考试的方法有问题,学生不能独立思考,还讲到如何让学生去部队学军的问题。这次谈话的记录稿还在,大家都还找得到。毛主席的插话,既风趣,又非常生动。在邓小平同志讲学制缩短的问题时,毛主席应了一句“可以缩短”。邓小平同志讲了学制问题的设想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然后读二年职校,去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和工作。读大学时先上预科,文理分科,一般四年,工科五年,医科六年。问题是当兵时间怎么安排,是否到军队当一年预备兵。毛主席插话说:“这不要紧,男生当兵,女生也可以当娘子军,过半年到一年的军事生活”。(现在新生入大学以后,都有一个短时期的军事生活的训练,都是由此而来的。)邓小平同志谈到课本的问题,毛主席插话说:“现在课程太多,害死人,学生太紧张,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不行”。(是啊!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了。)邓小平同志讲考试太紧张,门门五分也没有用,(在这个问题上,钱老是怎样对待自己孩子的呢?钱学森就没有要求他儿子门门都五分,他的儿子叫钱永刚,孩子小时候成绩单并不漂亮,他总有几个四分,但父母看了,只是笑笑,从来不说,从来没有说你再努把力,考个满分,他们认为丢个一分半分很正常,硬让孩子拼出个满分来太累,也没有必要。钱永刚上初一那年,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看看你的成绩单有什么问题吗?永刚看了半天,没看出问题,老师说,这是你的问题,对自己要求不高,像你这样的家庭应该消灭四分,全拿五分。吃晚饭的时候,永刚给父亲说起这件事,父亲听完一句话也没说,呵呵一乐,走了。那年期末考试,永刚果真全拿五分,他想一定会得到父亲的表扬,谁知父亲看后,笑道以前也不错的。看来学校教师的教育思想是有问题。)这里考试方法有问题,学生不能独立思考。毛主席插话说:“现在考试的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突然袭击,出偏题、怪题,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的章法,我看这种考试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考题,让学生去研究如何解答,有创造性见解的可以给一百分,照标准答案的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要搞得活一些,不要太死”。(这就完全颠覆了现在考试的评分制度。即使是论文答辩,也难以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教师在评分的观念上要变,不仅是评分,还应该有评语,这个评语是给学生提示创新的道路和方向。其实好的评语对学生的鞭策,比分数的作用要大的多。)这次会上陆定一、林枫都有发言。陆定一也讲学生负担太重,现在的教学方法有三套,苏联凯洛夫的一套,英美杜威的一套,孔夫子的一套。钱学森在那篇文章中就表示,“我看以前在我国教育界奉为大师的苏联凯洛夫,似乎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反之,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受了凯洛夫的影响吃了亏。”在那次会议上,毛主席的话,都是顺着邓小平的话头展开的,从观念上讲,比邓小平同志的话更加深刻。应该说1964年时,他们在对教育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教改方向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些谈话的精神,放到现在来看,它没有完全失去时效,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这几十年我们几乎完全淡忘了毛泽东与邓小平他们俩在一起的那么多提示。当然,如果真要把这些问题在实践中找到恰当的办法来变革现有的教育制度,那还是很困难的。如果要完全改变考试制度及与考试相关的评分标准,那就很困难,提出问题还容易,解决问题就很复杂了,但那时提出的一些设想也并非都不能实现,如在有的地区,让高中或初中毕业的学生,先进行二年职校的学习和培训,让青年学生参加劳动,然后再通过选拔给予深造的机会,是可以做到的,今年6月23到24日在京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讲话,提出要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新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要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体系。在过去的教育革命实践中,我们有过这方面的尝试,即使在现在,如新疆阿克苏地区对农村青年的初中毕业生采取免费上职校的办法就很好。问题是我们忽视了当时很好的设想,没有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它完美化和制度化,没有努力去做那些应该做,也可以做到的事,其实这个设想是邓小平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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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毛远新在学习问题上的批评和教育

  至于今年1月出版的朱旦华的访谈录中,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则偏重于教育思想,它是结合毛远新同志那时学习的状况来展开的,显得更加生动而具体。那时毛远新的学业成绩门门都优秀,但主席很少称赞他,反而多次批评他学习没有重点,缺乏主动性,批评他只会跟着考试分数的指挥棒转。还说对各门功课要分轻重,门门课考试都要得五分(当时我们学校实行苏联的五分制)的思路,本身就是错误的。(按:当时邓小平与他的子女也都是这样主张,他自己也对毛主席亲口说过。)主席认为,学校应该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他批评毛远新不会独立思考,为考试得五分死记硬背标准答案。毛远新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年年成绩都是优秀,主席却多次挖苦他,说他没有真正掌握学习的要领,只不过掌握了一些应付考试的本领。这种本领只有在学校里有点用,可以得到老师的称赞,获得学习优良的奖状和奖章,考上重点大学。但到了实际工作岗位,到了实践中,屁用也没有。说毛远新这样的学习方式,将来肯定没有出息。当然也说过,这不能都怪他,是整个教育制度造成的。

  主席还给毛远新讲过自己上学的情况,说他读书时,对文史类课程感兴趣,最讨厌是数学,特别是几何。上几何课时,他基本不听,自己在下面偷看历史书。毛远新问:“那考试怎么办呢?”主席说:“我就在考卷上画了个圆圈交卷了。”毛远新问:“那是什么意思?”主席说:“你不是考几何吗?第一,圆也是几何嘛。第二,你要给我打零分,不劳费心,我这个圆圈就代表零分,帮你打好了。我利用上几何课的时间读《资治通鉴》,收获不小哪。”在主席读书的年代,学校是以各科的平均成绩及格作为升级的标准,主席文史成绩特别高,一平均就通过了。主席还问毛远新:“你敢不敢在考卷上画圆圈?”(按:这个“敢”字,就是反潮流的精神,这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反对一切错误潮流,都要有一个敢字当头的精神。这里我想补充一个关于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故事,1973年张铁生作为工农兵学员,参加那时的高考,他在理化考卷的背面写了留言,说自己是一个生产队长,没有时间读书,说自己看不起那些在农村的青年,身在农村,心在读书,希望招考部门考虑一下他升学的要求为盼。那时毛远新在辽宁工作,肯定了张铁生在试卷背面所写内容。7月19日《辽宁日报》在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这个生产队长的这封信。这大概是毛远新借此回答毛泽东对他的批评,这件事轰动了中央和全国,从此张铁生成了有名的白卷英雄,被辽宁的农业大学录取。老子说过“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张铁生因这个白卷英雄的名声后来判了十多年刑,刑满出狱以后,他还是从农牧业方面发展,他成了禾丰牧业公司的副总裁,这个公司的股票被上交所正式批准上市发行了,他作为东北最大农牧业集团领导人之一,持有股票身价达1.89亿元人民币。交白卷的英雄毕竟还是英雄,真是有所得必有所失,反之有所失亦必有所得,问题是你如何看待得和失,正确的态度,那你才能真正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如果把问题回到始点,那就是如何从才学识三方面评价一个人的问题,无论哪一个人,都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对任何人都有一个取舍的问题。1973年白卷英雄的事情轰动全国,那时在上海也考了一下名教授,记得考卷是王知常出的,题目都是常识性的,在复旦,刘大杰、严北溟都交了白卷,有的人在卷子上吟诗一首。在文艺会堂,还把全市医学系统的名教授请来考试,有一个题目是量体温,在台上把肛门表与口腔表放在一起,我们的教授先生居然把肛门表放到口腔中去。这不是搞恶作剧、嘲笑大学教授们,只是为了说明,对任何人,我们都应扬长补短,而不应求全责备,如果求全责备,那反而会失去真正的人才,要允许对某一门课程交白卷的道理就在于此,失与得是紧密相联的,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这一切。)毛远新说:“我是班长,我可不敢,影响不好。”主席又批评他为了面子,没有志气。还说几何并不是没有用,除了建立立体平面的概念,主要是训练推理判断逻辑思维的能力,完全不必花费那么多时间,搞反复论证、烦琐哲学。主席说过这样的话:“人的一生时间是有限的,有所放弃才能有所获得。”

  朱旦华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毛远新托人从上海买来线装书的《管锥编》。她简单翻过一遍,听说钱钟书考清华大学时,数学才考了十五分,后来成为公认的大学问家。吴晗考清华大学时,数学是零分,考北大,数学也是零分,闻一多赴美留学考试数学也是不及格。

  主席问过毛远新,他最头疼的是哪门课,毛远新想了想,说是作文。主席笑着说:“那就对喽,做文章必须有感而发,老师出的题目,往往是学生不熟悉或不感兴趣的事,硬要你搜肠刮肚,憋出一篇东西,那可是人生痛苦的事情。出题做文章,惨无人道啊!”(按:今年江苏高考考卷中,有学生在作文试卷上写了“跪求零分”,就缺少“敢”字的精神,为什么不能站着说,为什么学生在试卷上如此反应呢?今年江苏的作文题为“什么是不朽”,这是“话题作文”,比起命题作文自由度要大,文体表达的方式也能多样,然而这与现在中学语文教学的训练距离较大,长期以来学生缺少思辨方面的训练,他们面对这种题目就手足无措了,与其说是作文题,不如说它是哲学上的思考题。面对现在中学生,作文题应这样出吗?出题的主旨应该是让各类学生都能有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不是把学生当敌人,想方设法如何来刁难他们,让他们出洋相,这样做只能是出题老师缺德。我们不妨看看美国高考的作文题,便有“主题和细节”,“进步和缺陷”这一类题目。问题是我们的学生有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训练。过去我们给学生讲辩证唯物主义,给学生上哲学课,现在很少讲了,而美国反而讲得多了,新加坡的作文题居然有“中国的崛起是近年来对世界最大的威胁,请评论”,那不成为时事评论了吗?而且他们在政治上的倾向性非常强,比较起来,我们的话题作文,离学生的实际生活太远了,也不敢在话语上与西方的观念针锋相对。)前面的那些话都是主席的原话,在毛远新说给朱旦华听时,她既惊诧又觉得有道理。主席认为,这种作文教学方式,只能逼孩子学会编造假话,哗众取宠。(按:现在高考的命题作文的问题,还是不能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和社会生活出发,无法让学生真正根据自己的感触发表自己的议论。)他认为,评价学生作文,首先看文章是否是发自内心的真话,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问题,有自己的真见地,只要有好的见解,便是好文章,尽管文法文采差些,大不了将来不当文人、作家。如果养成了编造假话的习惯,那可能要误孩子一生。朱旦华说,她当过老师,也当过中学教导主任,她能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想得比一般人深透和长远。

  毛远新在101中学读书时,主席曾详细问过他每天及每周时间的安排。主席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突然问他,为什么在英语上花那么多时间?毛远新说,那么多英语单词、短语,每天不背怎么行?主席说,外语只是个工具,汉语才是根本。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外语只要掌握了基本规律,将来需要用时能自学就行了,就像你学自行车,汉语是你自己的双腿,外语不过是辆车子,用那么多时间背单词,不如去读《古文观止》。

  朱旦华还说,总的感觉,主席对当时整个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很不满意,或者说他一直在酝酿着对整个教育制度进行一场革命。毛主席提倡教育革命,提倡有远大理想的主动性学习,师生之间建立平等的教学关系,老师可以批评学生,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互相促进,深入学习。(按:韩愈在《师说》中讲:“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圣人无常师。”“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吾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故师生之间,教与学互相取长补短而已。)

  朱旦华还说,毛主席认为,知识不仅包括书本知识,更包括实践知识。毛主席生前多次说过,历史上考中状元的人,没有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反倒是七十岁连举人也没考上的蒲松龄,能写出《聊斋志异》。至于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不要说举人,连何时考中秀才还有待考证。(按:那时的学位学衔是秀才、举人、进士、翰林院的学士。现在是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院士这一类学衔,和学士、硕士、博士这一类学位,我们现在对群众中有创造性的人才重视不够,他们很少有深造和出头的机会,似乎知识、文化、创造力都体现在等级化的学衔学位上,其实这正是思想僵化的表现。)毛主席对毛远新说过,他曾设想,理工科大学毕业生,能不能在某一工种上,达到相当于三级工以上的实际操作水平?还说,对农学院毕业生,要以能否胜任基层农业技术员为考核标准。(按:我们帮助和培养青年掌握学识的同时,还必须培养他们热爱劳动,掌握生产的技能,仅有书本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主席还问毛远新,医学院刚入学的大学生,有没有可能先用半年时间下病房当护理人员,学会照顾病人,喂饭洗脚,倒屎倒尿,同时学习一些基本的护理知识,第二个学期再开始上课,要从学生入学的第一天起,就注重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按:如果医药事业也商业化了,药品贵,看病难,怎么会不激化医患之间的矛盾呢?农村老人自杀率那么高,事见《中国青年报》今年7月30日《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武汉大学社会系在湖北、山东、江西、山西、河南、贵州等11省40多村调查,结论是从1990年起,农村老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一直维持在高位。还不是因为怕子女因老人患病而致贫。顾虑的是花了钱,又治不好病,让子女辛苦照料,最终落一个人财两空。所以知道治好病的希望不大时,宁可借自杀早一点一死了之。而那些遭遇人财两空的农家,加上医疗上有事故,态度不好,医患矛盾自然就激化了。这些事我们要将心比心,都为对方想一想,究竟应如何正确对待。所以过去毛主席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医疗事业要树立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关键在农村。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取消农村合作医疗是一件多么严重的错误。)

  毛主席说过,国民党军队中那些能打仗的将领,大多是早期黄埔军校出来的学生,因为他们联系实际,从士兵做起。后来陆军大学出来的将领,书读得不少,却没有几个真能打仗的,就是因为他们脱离实际。主席不仅这么说,毛远新从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原本分到指挥机构当参谋,主席则非要他下到基层连队,从战士当起,也是基于这种考虑。(按:《孙子兵法》云:“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将领要知兵,必须从连队蹲起,才能与士兵建立共生死的关系。《史记·吴起列传》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故《韩非子·显学》讲“猛将必发于卒伍”,因其知兵,故能得兵之死力。反之,军队如若腐败,兵将相离,乃是亡国之兆。明亡,军队的贪腐是一重要因素,明辽东之败,败于军队自中枢到边镇之腐败。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军队内部的反腐斗争进行到底,否则的话,官兵对立,军队怎能有战斗力呢?毛泽东要毛远新别在机关当参谋,下连队去,是秉承中国的传统。)

  主席多次给毛远新讲战国时赵括的故事,他最担心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在培养赵括式的知识分子。赵括是读了很多书,但在长平之战却打了大败仗,结果是赵国四十万军队为秦国所坑杀。主席认为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知识,上了大学,就觉得高人一等,当精神贵族,其实你只不过比别人多读几本书而已,真正到了实际斗争的第一线,会误事误国,害人害己的。(按:毛泽东一辈子反复地强调一个人的才能是在实际斗争中形成的,领兵打仗,纸上谈兵没有用,有没有真本领要在战场和练兵场上见。同时这也就提出我们的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人才才能适应实际斗争的需要,如果只会嘴巴上的功夫,只会写文章,不会在社会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话,那我们要吃大亏的。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实习是为了让学生到实际工作部门去参加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历练,在这个问题上要有长远的眼光,要学校与企事业,甚至政府各部门共同协调才能做好事情。)

  毛主席在1964年的春节座谈会上便讲了教育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但办法不对,这个办法不对是指教学方法不对,是灌输式的满堂灌,扼杀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个性和创造性,教学过程缺少启发式地引导学生如何掌握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是批评考试的方法和评分制度太呆板,没有给学生发挥创造性提高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是指学生可能负担过重,学制过长,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脱节。然而从整个教育设置的方向上讲,从这些年考公务员热的现象看,它还不完全能摆脱“学而优则仕”的老框架。从历史传统上讲,这可是产生我们这个社会极其僵化的官僚等级制度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官员与学者可不是完全跑在一股道上的车。至于农村教育发展上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有的也没有现在尖锐,二亿多农民工去城市打工才使这个问题尖锐地凸显在人们面前,这样不仅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趋于尖锐,同时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上的问题同时更尖锐起来,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并不奇怪,只要我们能直面它,并且正面的处理它,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非常困难,希望中华民族的素质在未来几十年,在世人面前显得更加光辉而耀眼。

  题外的话

  记得1920年1月间,毛泽东曾起草过《湖南自修大学章程》,还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青年自学成才也是一条正道。现在我们有在职自学考试制度,也是帮助青年自学的一种办法,网络提供青年自学授课也是一个办法,这方面各个大学都应该可以有所作为。目前我们出身于农村二十到三十岁的青年在城市打工的数量不少,其中有一个很大比例没有上过高中,有的连初中也没有念完便外出打工了。这么一个庞大的辍学青年群体不能让他们长期处于自流而荒废青春的状态。故怎么让他们继续学习,使之自学成才,也是一个大问题。所在城市的企业、学校和教育部门应该看到这方面的状况,并都有责任去关怀他们。怎么让他们也有一个边工作边学习不断提高的机会,这就包括文化学习和技术培训二个方面,做好这件功德无量的事,也需要教育部门去做大量组织协调的工作。这件事对提高我们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安定社会秩序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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