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毛主席发给我一支枪－－台江老兵杨文光的故事

　　台江县方召乡方召村一间木屋。

　　堂屋正面的板壁上贴着两张大大的毛泽东和朱德的像。

　　走进杨文光的家，记者第一眼发现，他正坐在画像对面的木沙发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对面板壁上的画像出神，时不时嘴皮嚅动张合一阵，似乎在念叨什么。

　　家里人说，他现在身体不太好，半年前还可以上山劳动，因风湿及帕金森老年综合症现在不能走了，上厕所都要人搀扶。平时，没人打扰，他就这样坐在沙发上发呆，望着毛主席和朱德的像出神，一坐就是半天。这两张像一直就这么贴着，从1951年初台江县刚解放不久，杨文光准备参军时就已贴上，直到现在，只是中途换了几次新的。

　　记者看到，杨文光放在沙发上的双手十指已明显变形，右脚在不停抖动。

　　“你想说什么?”记者落座后问杨文光。

　　“毛主席发给我一支枪，我要一辈子扛着这支枪!”

　　老人异常严肃，浑浊的双眼忽然睁开，放出光来，语气坚定而自豪，不容置疑。

　　但没想到，不一会儿他忽然像孩子一样变了脸，眼睛眨巴几下，大滴的老泪像泉水一样涌出，顺着略显窄狭的长脸流到下巴，重重地砸在地上。恍惚中，记者心中一震，生出些许担心，如此沉重的眼泪，木质地板是否经受得住打击?

　　他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想起了从1951年6月至1958年8月七年多的岁月，朝鲜战争，西藏剿匪，战友们一个个倒下……

　　我要一辈子扛着这支枪

　　“您见过毛主席吗?”记者问。

　　“见过。我见过毛主席三次，一次是在北京，两次是在战场上。”

　　杨文光1930年1月出生，84岁了，身体不好，身上有七处枪伤，记忆有些模糊，思维也有些混乱，且吐字不清，但说起见到毛主席时却字字清楚、铿锵有力、慷慨激昂。

　　1960年4月，是杨文光一生中最难忘、最激动的日子。作为民兵工作的模范代表，他得到了到北京参加全国民兵工作大会的荣誉。会上，毛主席、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接见他们，并授给部分优秀代表每人一支半自动步枪。会后，杨文光特意邀约19个得到步枪奖励的代表到天安门前照了一张合影留念。

　　三次见到毛主席

　　今年84岁的杨文光，身上有7处枪伤，记忆有些模糊，思维也有些混乱。但说起见到毛主席时的事情，却出乎意料地字字清楚。

　　1951年6月，杨文光响应国家号召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7月回国被编入3476部队进藏剿匪，1958年8月复员转业回乡，1987年7月退休。

　　“我见过毛主席3次，一次是在北京，两次是在战场上。”杨文光说，1960年4月，作为民兵工作的模范代表，他获得了到北京参加全国民兵工作大会的荣誉。会上，毛主席、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接见他们，并授给部分优秀代表每人一支半自动步枪。会后，杨文光特意邀约18个得到步枪奖励的代表到天安门前照了一张合影留念。

　　会上，毛主席还告诉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累，死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退休后，他依然背着这支枪，从不离身，每天都要擦拭一两次。

　　1996年10月21日，出于红色教育的考虑，台江县人武部动员杨文光将枪献出，由民兵武器库保管。为此，县人武部军事科还专门给杨文光打了一张收条，声明是“代保管”，枪号为：1809313。前些年，凯里军分区将此枪收入保存，一直至今。

　　上甘岭比电影里苦

　　1987年7月，杨文光从台江县革东区人武部部长岗位上退休。闲来无事，他经常看电视，最爱看的是战争片，特别是电影《上甘岭》，不论哪个台，只要播放就一定会看。

　　近几年，每次看完《上甘岭》，他总是闷闷不乐，家人见了不解。“里面怎么没有我？我也参加了上甘岭战役，而且还负了伤，住了3个月的医院。”许是不好意思，憋了半天他才说出来。

　　家人耐心解释，这是电影，是演员扮演的，不是纪录片。

　　杨文光懂了，但似乎又不懂，里面的场景似曾相识又似乎不同。

　　“我们打上甘岭的时候比电影里的还要苦、还要惨哩！”

　　那是一场多么惨烈的战斗！他们只能往山头上冲，稍一后退敌人便反扑上来。坑道里，大小便不能及时处理，烈士的遗体不能及时掩埋，硝烟味、硫磺味、血腥味、屎尿味弥漫，让人窒息。

　　有一次，他们已经饿了好几天，没想到敌人的飞机投下的食品有几箱落到了他们的阵地上，大家因此度过了一场难关。

　　朝鲜的天气很冷。有一次，他们连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执行战斗任务，杨文光和战友们趴在雪地上，一动不动地坚持了数天，整个人除了大脑还有一点意识，其他都僵硬了。许多战士事后再也没有站起来，一直保持着原有的姿势。杨文光挺过来了，但却留下严重的风湿病。

　　从复员证上记者了解到，杨文光复员前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军区训练团，任排长，是步机枪手。

　　一张浸血的人民币

　　记不清楚是进入西藏剿匪的第几年了，当初和杨文光一起参军、同在一个连战斗的6个黔东南籍战友，后来只剩下他和杨通富。杨通富是黄平县人，比他大半岁，平时两人玩得最好。

　　在一次战斗打响前，两人作了一个约定。“现在只有我们两个黔东南的老乡了，也不知道这次战斗后，我们还能不能活着。”杨通富感慨地说。

　　“不管谁活着回来，都要写信告诉对方家里人一声，有机会回家的话，就去对方家里看一眼。”杨文光提议。

　　战斗异常激烈，超出预料。

　　战斗接近尾声时，一声爆炸，杨文光刚一扭头，一块弹片擦着他的后脑皮飞过去，一幕惨烈的场景永远定格在眼前：一位战友的身体像气球那样被炸弹的气浪高高抛起，越过一棵碗口粗细的树梢才沉重地掉下来。

　　杨文光不顾一切地奔过去，发现正是杨通富。

　　杨通富没留下什么贵重遗物，从他的上衣兜里，杨文光摸出了一张浸满血的人民币。

　　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杨文光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杨通富的家人写了一封有史以来最长的信，并把那张浸血的人民币夹在信里，给他的家人寄了过去。

（黔东南新闻网 新华网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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