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九一八事变83周年之际，网上又在争论“不抵抗”的命令到底是谁下的。其实挖空心思找出这么一个问题并挑起争论，是司马召之心，路人皆知。
不抵抗是一个政策，不是简单地下一个命令就能实现的。众所周知，军队是有着严格纪律，有道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命令，是不能擅自行动的，特别是战争行动，更是慎之又慎。因此，不抵抗是不须要下命令的，因为没有命令就不能行动，自然就不能抵抗了，而抵抗才需要下命令。很多人把毛泽东看作是不畏强权的化身，一生中多次对抗过强敌的进攻和外部入侵，并且能战而胜之。但是在具体的作战中，何时开打，何时收兵，都是有着精确的谋划和严格的纪律。例如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并不是印方一进攻就马上反击的，而是一让再让，直到忍无可忍，而且是各方面准备到位的情况下，才下令反击的。珍宝岛对前苏联的自卫反击战也同样如此，也是在对方一再挑衅，同时在对美苏的动向和国际形势了然于胸并有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才下令进行反击的。而且都是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在这过程中，部队都是严格按照最高当局的命令行事，令行禁止。而上面只有在充分准的情况才下达何时动手的命令，从来也不需要下达不抵抗的命令。当对方一再挑衅，我方一再忍让时，为何没有人责怪毛泽东不抵抗呢?因为毛泽东和中共没有不抵抗的政策，只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政策。只是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运用上，在时机的把握上，采取“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而已。
而在九一八的时代，蒋介石有一个顽固的不抵抗政策，一是攘外必先安内，把全部心思投向剿共，二是认为国力太弱抵抗会三天亡国，故根本就不敢抵抗，三是幻想依靠国际干预，以公理对强权，故根本就没打算抵抗。当日寇一再制造事端不断挑衅时，不仅是步步退让，而且不做任何抵抗的准备，所以当事变来临时，措手不及，惊慌失措，不是没有不抵抗的命令，而是根本就没有抵抗的命令，眼睁睁看着东三省沦陷。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当然有责任，但是在蒋介石的既定国策之下，张学良做了一次缩头乌龟，但是后来还是发动了西安变，一雪前耻。而蒋介石在九一八之后，在举国愤怒之下，不得不下野以谢国人，这是无法更改历史事实。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要贯彻这个政策，决不是下一个命令就能实现的，蒋介石的政策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讲话，文告，电报，密谈等等全部活动中，历史记载： 1931年春以来，日本在东北地
区相继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并公开在沈阳街头搞军事演习，其侵吞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可是，那位蒋先生想的却是今日中国唯一之敌人为赤匪。(6月5日在南京立法院讲话)，把反共当成头等大事而将民族危亡置之不顾。7月
24日蒋发表《告国民书》称：“排日运动，荼毒国家，并损坏政府而已。”取缔了在南京等地举行的抗日集会。然而，
日本的侵略步伐并不因南京当局的妥协退让而稍缓。老蒋自己不抵抗，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8月16日蒋某人给张学良发了铣电，声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
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9月12日，事变前夕，蒋某人特地前往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当面指示：“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 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
他们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
那时就分辨不清了。“不抵抗政策”完全将东北军置于束手待毙的地步。 9月18日，柳条湖一带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轰响刚过，南京军委会立即电示东北军当局，称：“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令。切切此令。”致使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坐以待旦，静候日军演习结束。为了表示不抵抗之意，不仅张学良早就下令收缴军械入库，辽宁政府更于凌晨3时打开沈阳城门，以至于日军于破晓时分从洞开的城门堂而皇之入城。甚至当日军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时，荣臻还命令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事变发生后，蒋某人鼓吹“以公理对强权”，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使得日军在短短的4个多月中，侵占了东三省全境，1932年3月1日，满洲国粉墨登场。而蒋某人满怀期望的“国联”调停，最后却弄出一个《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该报告书纵容侵略，反对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主张东北实行自治，由国际共管。名义上虽属于中国，中国却不准在东北驻军。即使这样的调停最终也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而不了了之。这些证据俱在，是抵赖不了的。
蒋介石虽然使尽浑身解数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是即使如此，他的这个反动政策仍然不是得到完全的贯彻，不仅共产党反对，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少人公然对抗。不仅在九一八当天就有部队自觉奋起抵抗，后来更有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人奋起抵抗，只是因蒋的镇压而失败，吉鸿昌、方振武先后被蒋杀害。
蒋介石的秘密讲话可以不认账，密电可以付之一炬，但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日寇签订的《唐沽协定》，《淞沪协定》等卖国协定却是铁证如山，在日寇大举侵犯，大片国土被占，首都沦陷的情况下，仍然不敢对日宣战，为什么?还是不为了留有妥协投降的后路吗?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暴发，才跟在美国后面对日正式宣战，而此时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一多半了。这个历史事实能否定得了吗?
那么有没有人下令抵抗呢?有的，一是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之后组织了东北抗联进行英雄顽强的抵抗，并且坚持了十四年之久的抗日斗争。二是一批爱国将领奋起抵抗，如冯玉祥等式人的长城抗战，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等等，只不过爱国将领和广大民众的抗战不为蒋介石所允许，反而被扣上违反军令的罪名，抗日名将吉鸿昌甚至被蒋介石杀害。
综上所述，所谓不抵抗，是一项政策，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命令，查不到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不代表蒋介石没有不抵抗这个政策。实际上，只有抵抗的命令，而不抵抗则无须下达命令，因为没有命令，军队就不能行动，当然就不能抗。所以当时主动抵抗的爱国将领后来会被扣上违抗军令的罪名。而不抵抗的政策是客观存在，企图用是否下达过不抵抗的具体命令这个伪命题来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翻案，只不过是徒劳而已，只会让自己也和蒋介石一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01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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