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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仅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1周年(六)

黎阳 · 2014-12-15 · 来源:乌有之乡
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

  六.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

  1.确保把“改变世界”的人都踢出局

  所谓“民主”、“自由”、“一人一票”等等“普世价值”的游戏规则是“解释世界”。只要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一切就自动纳入了“解释世界”的轨道,纳入了文人“公知”独霸的“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纳入了比卖嘴的竞赛。要论卖嘴,谁比得过专业卖嘴“解释世界”的文人“公知”?而对“改变世界”的人如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等来说,从“专业训练”上已经矮了文人“公知”一头——“改变世界”的人整天忙的正经事是打工、务农、训练、科研等等,打交道的对象是自然界,习惯的是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等“改变世界”的那一套。让他们跟整天专门跟人打交道、斗心眼、夸夸其谈、舞文弄墨的文人“公知”比卖嘴、比“言论自由”、比“竞选辩论”,谁占便宜?他们有本事、有功夫、有帮手、有条件跟游手好闲的文人“公知”比赛整天正经事不干专门上串下跳打听消息、串通一气、纵横摆阂、幕后交易、煽风点火、制造舆论、控制选情吗?如此“自由竞选”保证只有能说会道夸夸其谈的人才有机会胜出——文人“公知”自己都承认“美国四十多任总统一半是律师出身”、“大多数国家的以议会政治方式上台的政治家,多是法学背景的人”,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

  只要涉及公共事物,一切媒体资源——版面、篇幅、频道、时间等等就属于公共资源。只要是公共资源,那使用权利就应该人人平等。如果所有人的使用权利平等,那机会也应该均等。也就是说,同一件公共议题人人都应有同等机会发表意见。现实世界里95%以上的人口是“改变世界”的劳动群众,文人“公知”最多不到人口的1%。如果公共媒体使用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即便“一人一言”,那媒体世界中关于公共事物的发言比例也应该工农兵群众占95%,文人“公知”占不到1%。然而如今中国舆论世界100%是文人“公知”的天下。只要涉及公共事物,时时、处处、事事唯见清一色的文人“公知”在手舞足蹈滔滔不绝,仿佛整个天下只有他们,不管到哪里都被他们包围得水泄不通,满眼满耳满脑子只有他们的说教——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人创造了世界,却似乎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使用公共媒体资源的权利和机会被彻底剥夺,根本见不到哪件事能让工农兵群众发表意见。一个农民花自芳刚刚出来说了几句话,马上遭到文人“公知”劈头盖脸狂风暴雨般疯狂围剿,大有恨不得把他撕碎吞掉的气势。文人“公知”的声音影响跟他们的人口比例完全不相称,获得的待遇与他们创造的财富根本不相称——不创造任何财富、占人口比例微不足道的文人“公知”霸占了100%的媒体资源,不创造财富的人把创造财富的人完全排挤出一切政治舞台,大言不惭“代表”所有中国老百姓说话——这公平吗?如此不公平条件下的“一人一票”纯粹造假——连“一人一言”都不允许,还谈什么“一人一票”?没有“一人一言”的“一人一票”岂能不假?文人“公知”根本不准绝大多数人讲话,根本不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被听到,你那个“一人一票”不是以势造假、以软权力劫持绑架老百姓的思维、抢票、骗票又是什么?什么“一人一票”,实际是文人“公知”“一人多票”,普通老百姓“众人无票”——连一个农民发言都不允许,还谈什么“人人平等”、“公平竞争”、“言论自由”、“一人一票”,实在恬不知耻,不要脸到了家。

  不是整天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吗?只要闹“民主”、“自由”、“一人一票”等等“普世价值”,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改变世界”的人如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等别说“输在起跑线上”,根本连起跑线的边都沾不着就被踢出去了。

  2.确保把文人“公知”从腐朽化为神奇,把“改变世界”的人从神奇化为腐朽。

  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是为了“宪政”,“宪政”是为了“政党轮换”,“政党轮换”的根据是“政党平等”。只要一“政党平等”,共产党跟文人“公知”的阿猫阿狗乌合之众就平起平坐了,文人“公知”不能扎根人民、不能组织人民、不能凝聚社会的致命伤就一笔勾销了,顺便可以一举毁掉毛泽东培育的共产党扎根人民群众、组织人民、凝聚社会等独一无二的必胜绝技,自己立刻可以从只会“解释世界”、只会卖嘴混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下三烂一步登天,跟原来独有“改变世界”能力的共产党平起平坐。不仅如此,只要实现“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一切就纳入“解释世界”的轨道,判断是非不以“改变世界”的结果为准,而以“解释世界”的能力为准,谁能卖嘴谁说了算。文人“公知”的“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立刻大显神通,“什么事情也不干,什么错误也不犯”的文人“公知”必无懈可击,“改变世界”的“犯错不犯罪”则必被歪曲为“有错有罪无功劳”。里外里一算帐,文人“公知”的短处变长处,致命弱点变必胜王牌;“改变世界”者的长处变短处,必胜王牌变致命弱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一下子就把文人“公知”从腐朽化为神奇,把“改变世界”的人从神奇化为腐朽。

  (文人“公知”闹“政党轮换”的逻辑说白了就如同某地洪水泛滥,人人面临灭顶之灾。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唯独一群人齐心协力成功地造了条大船把所有的人都救了出来。等脱离了危险,一伙泼皮跑了出来说,你们造船没经过登记批准,不合法。这条船应属于全体乘客所有,谁掌舵应通过比卖嘴来决定,由我们这些既不造船又不划船的人来当裁判,否则就破坏了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文人“公知”不能扎根人民、不能组织人民、不能凝聚社会,没有任何建立政权、执掌政权的能力——历史给过他们机会,他们没有能力抓住。他们不甘心承认历史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不甘心承认中国古往今来一切政治力量中,只有毛泽东缔造的共产党能扎根于人民群众、能组织人民、能凝聚全社会;不甘心承认要建立能“改变世界”救国强国的政权非毛泽东缔造的共产党莫属,绞尽脑汁“空手套白狼”,想靠文字游戏概念诡计扭转历史再造乾坤,用“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实现“战场上做不到的事,用三寸不烂之舌做到”。

  3.确保权力私有

  西方国家的媒体私有。据2000年统计,美国的传媒娱乐业几乎被五大财团垄断。美国虽然号称“言论自由”,媒体无数,但所有的媒体言论都不可能违背这五家大老板的意志——美国职场规则第一条:知道谁是老板(Who’s the boss.)据美国最新发布的2014年度最佳职业报告,美国职业排行第一是数学家,倒数第一是记者。可见文人“公知”在西方国家并不怎么值钱。吃媒体饭的人早被资本驯得服服贴贴,决不敢越轨过线。

  既然媒体私有,那“自由选举”出来的权力就不可能公有——媒体私有,媒体控制的软权力就私有,软权力私有,软权力控制的“自由选举”出来的硬权力就必然私有:“权力跟着政客走,政客跟着选票走,选票跟着舆论走,舆论跟着媒体走,媒体跟着资本走”,归根到底是谁是老板谁说了算,谁是大财团大资本家谁说了算。既然“自由选举”的结果取决于舆论,舆论取决于媒体,而媒体不能违抗大老板,这就决定“自由选举”的结果永远不能违抗大老板,决定媒体私有下的所谓“权力不能私有”完全是一句空话——少数有钱人通过操纵媒体控制多数人的思想,以“民主”的形式独裁。

  4.确保文人“公知”通过“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实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且不必负任何责任。

  中国媒体尚未被中国富可敌国的超级财团全部彻底垄断,因此中国文人“公知”得以神气活现,得以“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得以利用“绝对言论自由”一手遮天——只要他们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能凭不到1%的人口独霸100%的舆论世界。独霸了舆论世界,文人“公知”就能操纵“民主选举”,把一切“改变世界”的人全部踢出局,确保不管谁当选都不脱离文人“公知”的“顶层设计”,使文人“公知”的意志通过政权付诸实施,实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管出现什么灾难性后果,责任都是“全体选民”的,后果都由老百姓承担,文人“公知”半点责任不负——前苏联瓦解崩溃、前南斯拉夫四分五裂、“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借“7.23动车事故”妖魔高铁导致巨大损失……“顶层设计”了这一切的文人“公知”们承担了半分责任没有?

  所谓“民主”、“自由”、“一人一票”等等“普世价值”说白了就是“诈骗比赛”,强迫人们从一群诈骗犯里选择一个最能扯蛋的,从一群文人“公知”里挑选一个最能装蒜的;看谁能用一堆空话白捞一个国家,用一堆空话毁灭一个国家。

  5.确保中国分裂瓦解崩溃

  所谓“言论自由”、“自由竞选”、“一人一票”等等全是比“解释世界”,等于专为文人“公知”量体定造——把“改变世界”的人全踢出局,只有会卖嘴的留得住。

  政府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解释世界”的,还是用来“改变世界”的?是用来说空话的,还是用来干实事的?如果是用来说空话的,那何必有政府?如果是用来干实事的,那在“普世价值”的体系中却只能从只会说空话的人里选干实事的,不折不扣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就决定“公知民主”只能是为了卖嘴用的,不是为了干事用的。它核心的一条就是干不成事——只有“什么事情都不干”才能“什么错误都不犯”,才能在这样的体制中有机会胜出。这样的机制只能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臃肿迟钝、颟顸无能的机制。

  “什么事情都不干才能什么错误都不犯”的游戏规则决定“自由竞选”只能走向“逆向竞争”——靠造谣诽谤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既然“什么事情都不干”,那就不可能靠“改变世界”的成就取胜。要竞选胜过别人就只能挑别人的毛病——根据相对论,贬低了别人,就等效于抬高了自己。美国畅销书《出类拔萃之辈》承认,如此竞选“结果是不去寻找最有才能、最有智慧的人物,而是去寻找污点最少、受到的反对最少的人物。”“对他们的选择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才能和智慧,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庸庸碌碌”“这个社会所谓最优秀的、最卓越的人,往往就是那些最不诚实、最会欺骗人的人。”

  已经取得绝对支配地位的西方国家垄断财团的利益不需要国家分裂,因此媒体舆论的“言论自由”有底线——不得导致国家瓦解分裂。这就使其“逆向竞争”受控制。其他国家地区的“言论自由”无此底线,“逆向竞争”无任何制约,结果就是恶性发展,不择手段挑拨离间煽动敌对——前南斯拉夫1990年7月通过《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结果: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百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他们的口号就是‘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1991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全面爆发。

  为什么“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逆向竞争”——没有成就和魅力把选票吸引到自己这儿来,就只有靠恐惧和仇恨把选票从别人那里驱赶走。这种招术你会干别人也会干,人人争先恐后变本加厉,结果必然是制造仇恨和对立。

  历史上凡野心家阴谋家无不靠煽动盲目仇恨的“逆向竞争”来赢得“民主选举”——希特勒靠煽动对共产党和犹太人的盲目仇恨上台;美国政客靠煽动对中国人的盲目仇恨、制造“排华法案”争取选票,麦卡锡靠煽动对共产党的盲目仇恨和恐惧红极一时;陈水扁靠煽动对“外省人”的盲目仇恨执政;前南斯拉夫的2百多个政党靠煽动盲目民族仇恨生存……

  前南斯拉夫如此,中国如果按“普世公知”的“民主竞选”也必然如此——毛泽东说,“差异就是矛盾”。正常情况下族群、宗教、习俗、文化、籍贯等等差异性矛盾并非对抗性矛盾,但一旦蓄意煽风点火无限扩大,任何差异性矛盾都会迅速激化对抗。“逆向淘汰”的“自由选举”一旦没有底线,就必然走向利用上述差异激化矛盾,煽动盲目仇恨——既然中国的文人“公知”的利益需要分裂瓦解中国,那他们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煽动盲目仇恨制造分裂:煽动对毛泽东的仇恨、煽动对共产党的仇恨、煽动对文革的仇恨、煽动对中国革命的仇恨、煽动对老百姓的仇恨——“上海人如何如何”、“河南人如何如何”、“广东人如何如何”、“新疆人如何如何”、“西藏人如何如何”、“东北人如何如何”、“北方人如何如何”、“南方人如何如何”……还没搞“多党制”,种种仇恨煽动就已经泛滥成灾了,一旦搞“民主竞选”岂能不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岂能不使中国四分五裂?如今“分裂中国有理”的论调不是已经肆无忌惮了吗——“这个世界上弹丸之国多的是。老百姓活得好象都不比你这个有战略纵深的大国国民差。大一统腐败落伍,分裂很好,欧洲那么多小国家,德国法国都试图统一欧洲,结果呢?”“真分裂有什么不好?大一统有什么好处?其实,中国人,最适合的就是小国寡民的形态!!”“大一统使得国家内部失去前进变革的动力,趋于腐朽,而分裂使得各分裂政权都面临竞争的压力,需要不断革新以自存。”“南宋偏安一坳,结果,经济反而得到巨大发展,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好记录,文化也得到繁荣,人权状况也是历史上的较好时期”……(凯迪网络)

  既然“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用途如此之大,因此文人“公知”必闹“普世价值”,闹闹“普世价值”者必文人“公知”。

  6.新形式的突然袭击不宣而战

  乌克兰危机是怎么闹起来的?一帮“民主人士”找了个借口闹“街头革命”,上了街就不走了,马上有人管吃管喝管发钱,旷日持久越闹越凶,从“和平示威”演变成“公民抗命”,最后变成内战,然后是西方国家的干涉——经济制裁俄罗斯。科索沃、利比亚、叙利亚内战的发展演变方式也差不多,也是从“街头革命”、“颜色革命”开始,也是上了街就不走了,也是马上有人管吃管喝管发钱,旷日持久越闹越凶,从“和平示威”演变成“公民抗命”,最后变成内战,然后是西方国家的干涉——武力干涉。如今的香港“占中”还是这个路数:找了个借口闹“街头革命”,上了街就不走了,马上有人管吃管喝管发钱,旷日持久越闹越凶,从“和平示威”演变成“公民抗命”——可以料定,如果香港“占中”导致中国发展成乌克兰那样的动乱,西方国家会按照乌克兰方式搞经济制裁;如果更进一步变成中国内战,那西方国家科索沃、利比亚方式的武力干涉就不是不可能了。

  稍微有点常识就可以明白,自发性的上街示威不可能持久,能霸住街头赖着不走的必有组织有外援——正经人一天到晚啥也不干光泡马路吃什么?所有长期赖在街头的“马路专业户”必定有人出钱,而且钱必定最终来自国外。“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外国出钱决不白出,必定有回报。什么回报?制造动乱,为外来经济制裁、制造危机、引发内战、最终武力干涉打前站制造借口和条件——没有持续的“和平街头示威”,只要持续上街就是暴力:持续上街即不可理喻——香港“占中”与反“占中”街头辩论,谁能说服谁?不可理喻即暴力。街头暴力即动乱。这是必然的因果关系。

  此次香港“占中”实际是一次隐形的不宣而战:精心策划把香港变成中国的乌克兰,利用“占中”闹成大动乱,好有借口对中国搞经济制裁,趁势开始新的冷战,以扭转自己的全面颓势。如果中国文人“公知”还如同几年前那样势力庞大气焰嚣张,动不动就能掀起倾向性舆论狂潮,象歪曲“骂狗”事件疯狂围剿孔庆东、捏造“轰炸东京”谎言疯狂围剿鹰派军人、借“7.23动车事故”疯狂围剿高铁、借“《南方周末》新年特刊风波”猖狂要挟中共中央罢免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借新闻敲诈疯狂要挟办案警察……那么他们轻而易举就能跟“港闹”们遥相呼应里应外合把“占中”闹到大陆来。如果中国还象“23条”、“国民教育”时那样一闹就让,如果不是近两年的反腐打老虎让文人“公知”一边教唆腐败一边散布“中共=腐败”的阴谋破产、让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任开始回升、如果不是中国老百姓已经看透了“颜色革命”的虚伪、对“港闹”嗤之以鼻,那么他们把香港的“占中”泛滥到大陆的阴谋必定得逞,在科索沃、乌克兰、叙利亚等国发生的动乱必定通过香港同样发生在中国。虽然这次不宣而战未能得逞显得表面上一切“正常”,但实际上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凶险之极。中国人能与科索沃、乌克兰、叙利亚的命运擦身而过并非侥幸,起码过去这两年的反腐努力没白费。

  把上述国家地区发生的事串起来看就可以看出贯穿着一条黑线,一个标准的作业程序:“颜色革命”——“公民抗命”——街头暴乱——经济制裁——经济危机——全面动乱——内战分裂——外来干涉。

  美国小说《战争风云》说:“拿破仑就是一个。他也有一条宣传战线,他还没有开枪,就削弱了敌人。是啊,他是把自由、平等、博爱带给全体欧洲人的。好了,这下他把欧洲大陆弄得满目疮痍,血流成河,一连过了十多年,人们才看透了他,把他抓住,放逐到一个岩岛上。”

  由此可见“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早在拿破仑时代就已经是对外战争的武器,而且是开路先锋:“还没有开枪,就削弱了敌人。”如今从科索沃、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直到香港的内乱外患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西方国家已经不声不响把“普世价值”发展成一种新的战争模式——不是人们高度警惕的《巴巴罗萨》那种突然袭击,不立即造成敌我阵线分明的你死我活的直接战争状态,而是先通过文人“公知”在“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名义下制造政治事端,发展成为动乱内战,然后在“支持民主运动”、“保护人权”的名义下予以物质支持,同时发动经济战制造全面的经济危机,以求引发全面动乱乃至国家分裂,从而大大削弱你的实力。到那个时候武装干涉才会提上日程——如果直接侵略中国,那就要从反面动员中国老百姓一致对外,就要面临中国人的同仇敌忾。而先利用文人“公知”靠“普世价值”发动“颜色革命”分裂中国制造动乱呢?那这个问题立刻迎刃而解——《红楼梦》里的探春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 才能一败涂地呢!”同样,中国这样的大国,“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通过文人“公知”这些内应“为民主而分裂”、“为民主而暴力”、“为民主而‘暂时’动乱”……制造出分裂动乱内战,“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前方与后方无区别。如今的新战争模式则使平时与战时无区别——把意识形态战、政治战、经济战、军事战等所有战争模式密切结合在一起,相互配合,综合运用,看具体情况进展而有所侧重,有形战争和隐形战争密切结合,让人分不清究竟是平时还是战时,甚至分不清究竟是袭击还是“演习”:你无备就是袭击,有备就是“演习”;得手就是袭击,失手就是“演习”——就象武林高手出招,你防得住就是虚招,防不住就是实招。比如这次香港“占中”,如果能闹得起来就要变成新的科索沃、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因为闹不起来才按“雨伞猴戏”草草收场。这样的新战争方式不是以原子突袭、导弹突袭等火力突袭开始,而是以“公知”突袭、“普世价值”突袭、“街头革命”突袭开始,用“公知”武器、“普世价值”武器、“街头革命”武器等没有硝烟的武器打头阵。如果得手,则立即升级,有硝烟的战争将随后而至;如果得不了手,则马上算是“演习”,嘴炮代替火炮,暗中寻找下一次机会。在这种新总体战模式面前,和平与战争往往只差毫厘,动乱可以迅速转化为大战,内乱可以迅速引来外患。只知道应对传统的单一战争模式的思维和对策已经过时。

  在现代条件下,搞垮灭亡一个国家最有效、最彻底、最“经济”的办法是使该国内乱分裂。而使一个国家内乱分裂最有效、最彻底、最“经济”的办法是利用文人“公知”这些拿笔的敌人制造动乱。科索沃、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等国家都是靠文人“公知”打前站,先内乱后开战。所以说,文人“公知”是外部敌人摧毁中国最得力、最阴险、最恶毒、最“便宜”的工具,是最坏最危险最恶毒的敌人,文人“公知”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实际是不宣而战、突然袭击。

  7.确保虎狼当道

  人性是后天的,是“改变世界”的产物,只有参与“改变世界”的人才会养成人性;兽性是先天的,只有通过“改变世界”养成人性的过程才能被逐渐消除。不能或不肯靠“改变世界”生存的文人“公知”当然只有兽性没有人性,只能是不折不扣的衣冠禽兽。“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说到底就是确保没有人性只有兽性的文人“公知”垄断政权,也就是说确保虎狼当道。

  这决不是说“改变世界”不需要民主自由。“改变世界”有“改变世界”的民主自由。“改变世界”的民主自由是为“改变世界”服务的手段和工具——如何更好、更有效、更成功地“改变世界”,以“改变世界”的结果为衡量标准,不得妨碍“改变世界”的目标。比如:“民主集中制”、“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诸葛亮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发扬民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嘉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到底,“解释世界”的民主自由的本质是保证兽类当道,“改变世界”的民主自由的本质是保证人类当道。

  参考阅读

  黎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1-5)——仅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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