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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老农民》颠倒了的农村养殖业的历史真相

作者:彭振华 发布时间:2015-02-08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尤其对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涉世未深的青年人,起到一种洗脑的强化作用。

  被《老农民》颠倒了的农村养殖业的历史真相

  彭振华

  (1974----1976 甘肃平凉县大寨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历史,不是没有经过历史的人,任意编写的童话故事。

  如果《老农民》接近事实,应改编成这样的情节:县委张书记在麦香村发现了母猪,就要收猪抓人,牛大胆打了扁担,社员们纷纷围上来,抓住县委书记游街,高帽子上写着醒目大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生产的阶级异己分子。

  在,民主化,自由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沉船,推墙,各显身手;高、大、上退出舞台,揭丑、露俗、调侃、戏说、抹黑,成为时尚。

  电视剧《老农民》,一部抹黑、歪曲事实,完全颠倒了农村养殖业的历史真相,贬低前三十年农村和农民的电视剧。

  《老农民》,在网上,赞评很少,恶评如潮。编剧、导演、观众,人们都用着不同方式表达对社会的评价和散发个人的情绪。

  一座高山,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效果,只因:身处距离远近,位置高低不同。但如果,有人将这个山峰说成:一座寺庙或一个天坑,这人,不是疯子?就是骗子!但一定不是:脑残!

  《老农民》,如果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个人表达,抹黑,攻击,属于当前社会,允许的个人政治自由,但也应以事实为基础。

  抹黑,不能站在造谣的基础上;攻击,不以编造事实为立足点。

  历史,不是任意编写的童话故事

  历史,不是没有经过历史的人,任意编写的童话故事。

  《老农民》中有这样的情节:县委张书记带着人来麦香村,查社员们饲养母猪繁育仔猪。他带的人不仅在社员家的柜橱发现了藏匿的仔猪,还发现了母猪。张书记这就要收猪抓人。眼看人、猪都要被张书记抓走,好话说尽留不下,情急之下,牛大胆就打了扁担(来自网友)。

  好一个离奇的情节、一个战斗的场面、一个斗智斗勇的官逼民反的事例、一个民打官的“文革”典范。

  “藏匿仔猪”,“收猪抓人”,“好话说尽”,“打了扁担”。这里,只有一个情节比较真实:农民可以对县委书记打扁担,还好,没有编出一群带着盾牌的警察和城管来。

  县委书记带领“收猪抓人”?似乎已经穿越时空?我看不懂,这是编剧、导演,用“文革”的形式表现改革?还是用“改革”的手法演艺“文革”?把强拆?强征?的方式前移三十年?

  当年,没有干部抢夺和没收群众物品的这一行为和说法。

  对于当年农村禁止和限制养猪、养鸡(不超过三只等),可以称为所谓:禁养、限养,多年来,出过不少歪曲事实的东东!

  从当年知青、现代名人的回忆,到文学作品,甚至于到《邓剧》,都有类似说法。唯有:《老农民》更加具体化、形象化、戏剧化。

  禁养母猪,是一个更戏剧性的创新。

  编剧、导演的素材从哪里来?那个县委张书记的原型是谁?事发地麦香村,属于山东省,哪个市?哪个县?

  当年,从未有过禁养、限养的政策和作法

  《老农民》,限制养猪、禁养母猪,农民将母鸡吊在山上下蛋来改善自已家人的生活。颠倒、歪曲了党的农村发展养殖业的政策,抹煞几亿农民和数百万基层干部,为保证城市人口的基本生活食品---粮、油、肉、禽、蛋(即:所谓的凭票每人、每月:半斤油,二斤肉)供应,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的基本事实。

  当年农村,有禁止和限制养猪、养鸡的政策和做法吗?

  没有!完全没有!绝对没有!造谣!虚构!纯属胡说八道!

  相反,大力提倡、鼓励养猪、养鸡,发展养殖业。

  禁养、限养,是一个完全颠倒黑白、掩盖事实真相的虚假宣传。

  当年,考核地、县、社干部的 GDP

  70年代,提倡、鼓励家家户户养猪、养鸡,是一项重要的农村经济政策,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又是考核各级干部的一项硬性指标。

  国家,每年把粮、油、肉、禽、蛋的上交任务,下达到省,由省、地、县、公社、大队,将任务逐级下达到生产队。

  生产队将任务分解到户,并登记造册,统计每户完成数量和进度。我所在公社任务,每年每户上交(收购站)一口生猪,每人上交鸡蛋(?斤,2---4斤,我记不准确了),上交活鸡数量,由于社员能够自愿上交,没有硬性指标分配到户。

  凡上交者,均按国家规定等级价格收购,完成任务的农户,肉、禽、蛋可自由上市买卖,价格比国家略高一些。

  完成粮、油、肉、禽、蛋上交任务并超额数,是一项考核地、县、公社干部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各县、社之间互相竞争、比赛。

  对县、社干部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当今的GDP。

  如果禁养、限养,基层干部的任务,靠什么完成?

  鼓励养猪、养鸡的系列措施和政策

  社员养猪、养鸡的积极性很高,当时,猪、鸡、蛋的出售,是群众经济的重要收入,养猪,也是农家肥的主要来源。

  各生产队,根据实际制定多项政策,划拨饲草地,增加饲料粮等等,鼓励多养猪、多养鸡,力争超额完成任务,交够国家,留足自家。

  我们,到生产队,宣传、提倡科学饲养方法,组织良种猪、鸡的引进和推广,促使更新换代,帮忙困难户,解决养猪、养鸡的实际问题。

  当时,我们主要推广良种鸡---来杭鸡(每月产18个蛋),淘汰本地土鸡(每月产10个蛋),引进多种外地良种猪(块大,长膘快),淘汰本地土猪。

  每户至少养一口猪,消灭养猪空白户,是最低要求。

  多年来,我遇到过一个养猪空白户,76年,在四十铺公社洪岳大队路线教育时,队干部反映,他们队有一个多年不养猪的难缠户。晚上,我参加社员大会,了解情况,方知,此人是个单身汉,便宣布:单个人养猪确有困难,今后不再列入不养猪户,成为唯一保留的养猪空白户。

  亿万农民对城市人口的两大贡献

  1、上交公、购粮。完成公粮,多交(收)购粮。

  2、完成油、肉、禽(包括生猪、活鸡)、蛋下达的收购任务。

  养猪、养鸡的数量,是完成肉、禽、蛋任务的基础。没有家家户户的数量,用什么保证总量实现。

  如果禁养、限养,城市人口,半斤油,二斤肉,靠什么来保证?

  所谓,限养三只鸡,更荒唐:鸡是小家禽,淘汰快(三年),死亡率高(杀、卖、瘟疫、意外损失),年初三只?年底能存留一只?如果有这项规定,不到一年,鸡从农村消失了。

  限养三只鸡,纯属小资们为配合一时需要,低智商、非养殖专业性的胡编乱造。

  半斤油,二斤肉,是当年生产能力的最大体现

  长期以来,有人对当年,城市每人每月凭票证供应,半斤油,二斤肉,给予了无情的低贬和嘲笑,似乎成为那个时代的贫穷标志和耻辱。

  《老农民》,客观上,配合了多年来的这样一个说教:不懂经济,只搞阶级斗争,不发展生产。由于,限制养猪、养鸡,割资本主义尾巴,城市只能凭票证供应,半斤油,二斤肉。

  希望达到一个社会效果:错误政策,导致全民食品短缺。

  现代人啊!岂不知,这半斤油,二斤肉,来得何等的艰难!

  当年,全国几亿农民,数百万基层干部,为保证城市人口(市民、学生、工人、军人)粮食及副食品(蔬菜、肉、禽、蛋)供应,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把当年有限的生产力(人力、工具、土地、技术水平)发挥到了极限。

  广大农民,在经济上也作出牺牲和贡献。农民们,遵循着一条原则: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将自产的大部分,以低价上交国家,保持了全国供应和物价稳定,只有小部分,肉、禽、蛋可供自食和上市买卖。

  最完美的一项社会制度和管理方式

  生产决定供应。实行票证供应,统购统销政策,是在经济总量有限情况下,使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活得到保证的最有效的方法。

  可以说,当年实行票证供应,是人类历史上,食物总量还没有达到足以实现全社会温饱的那个时代,最完美的一项社会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

  那个年代,如果,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大吃起来,这多年抹黑、攻击最多的,当年那个小混混----演员孙海英,一定会成为无数被饿死人群中的一名小鬼。

  两个县委书记完全相反的极端事例

  《老农民》中的县委张书记,下乡视察,发现母猪,就收猪抓人。

  我目睹过的一个县委◎书记,下乡视察,号召动员落实回民养猪。

  一个县委书记,破坏发展,禁止、限制养母猪。

  一个县委书记,促进发展,用极端方式促养猪。

  在同一个时期内,这两个县委书记的相反行为,只有一真!谁假?

  两个县委书记的极端事例,可以说明一个真相:

  当年,在一大二公,全国高度一元化的领导格局中,不会出现“收猪抓人”,这样属于极端的破坏发展生产的县委书记的人和事。

  强迫回民养猪的闹剧

  1975年,平凉县上演了一幕强迫回民养猪的闹剧。

  平凉县,在全县农村形成鼓励养猪、养鸡,完成和超额完成肉、禽、蛋上交任务,为国家多做贡献的热潮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倡议:号召回民养猪。

  这个动意一经提出:

  回民干部非常反感,违背回民民族风俗。

  汉民干部也不赞成,此举严重违反政策。

  汉民干部认为,多此一举,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全县养猪任务完成了,也超额了,不需要用回民养猪的数量加大超额数字。

  但是,这个县委书记,这次回民养猪的唯一倡导者和推动者,上、下无一人支持,却坚定不移。亲自宣传、动员,凭借着自身回民身份的优势,直接面对面,向本民族干部施压。亲自进猪圈,作易风易俗的示范(不对汉民干部布置任务,我们都是旁观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动员、教育、施压,逼迫之下,一些队养起来了。

  在我蹲点的大寨大队二队,是个纯回民生产队,队长有过从麻疯病院治愈的病史,一般不出面与外来人员接触,在养猪的形势高压下,他找我,诉苦。我对这个干部的内心痛苦、这个民族的不幸,深感同情,但我深知这个县委书记,无法表示任何态度。①

  这个队,打起了猪圈---土墙圈子,请外队的汉民社员,到集市上买几个猪娃子回来,放进猪圈里。指派的本队女社员,隔几天,仿效汉民妇女的作法,在劳动的田间地头拔一些青草(她们也分不清,是不是猪吃的草),回来隔着墙甩进去,完成了任务。

  养起来的同时,也就结束了。也成为很长时间人们的一个笑料。

  这个回民养猪的闹剧,在禁养、限养的背景下有发生的可能吗?

  什么叫:资本主义尾巴?

  怎么样割资本主义尾巴?

  资本主义尾巴,指,那些主体已经完全公有化,新产生的小量私人所有,叫尾巴。大量存在的主体,怎么能叫:尾巴?

  千家万户是养猪、养鸡主体。养猪、养鸡,叫:资本主义“尾巴”?如此“尾巴”?岂不是笑话?

  比如:大牲畜(牛、驴、骡、马),由生产队集体专人饲养,属于专业化分工。如果有个别家庭,又出现了私养,叫:资本主义尾巴。

  在,养羊的农业区,有不超过2---3只、只能圈养、不能上市买卖的规定。如果,养羊(主要是奶羊),超过限制数量,叫:资本主义尾巴。

  曾对没有完成下达收购任务的农户,在市场上出售肉、禽、蛋行为,叫作:资本主义尾巴。

  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是按数量、质量论价,卖给收购站或生产队,绝无没收、无偿归公的政策或行为发生。

  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

  最有名、影响最大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是推广全国先进经验:

  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

  76年夏季,一天中午,我从四十铺洪岳大队出门,准备到四十铺集市上去,走上公路(西安---兰州国道),总看见公路两旁行道树之间,有人三三两两在一起,并不大方、公开的交谈着什么?向前走,同样,道路上基本没有行人,树下、河边还是三三两两,有人提着鸡,有人赶着猪,似赶集的人,不向集市走去,却在路边等待、观望。

  对此,我产生了疑问:怎么了?不正常啊?

  我前去,问个究竟。原来,是这样:

  集市上,来了一批“棒棒队”,所有进入集市的人,不允许互相买卖交易,全部各项农副产品、肉、禽、蛋,上交收购站,按收购价执行。

  人们听到消息,不愿进入市场,在大路边自行讨价还价,就地成交。

  我当时非常感慨: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集”啊!半里长街,变成了几公里马路上的交易。

  “棒棒队”,手持木棒,县上派来,由民兵组成,可以称之为:

  城管第一代。

  这种,取消自由交易,全部为国家收购的所谓哈尔套式社会主义大集,只出现过这一次,以后又恢复了正常的市场行为。

  大刀向,资本主义尾巴砍去

  1975年,在大寨公社,群众反映:有个社员家养一头毛驴,当然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又在我包片的范围内。砍尾巴,非我莫属。

  我约上大队支部书记,晚上,在这个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经本人陈述,因山大沟深,为了山下驮水(生活用水),买了一条毛驴,饲养在家。

  这个社员,家住塬边(黄土高原沟壑区),50多岁,每天从5里之外的深沟底下挑水,已力不从心。

  一个政策与现实对立的难题。忧虑很久,我问大家两个问题:

  他养驴,大家有意见吗?齐声回答:没有。(此事有群众基础)。

  他养驴,还有人要养吗?大家回答:没有。(不会起连锁反应)。

  会议上,我无法宣布处理结果。

  会后,留下干部,我表示:此事没有普遍性,不能支持,也不该禁止。今后,向上、对外不要再提这件事,大家表示同意。

  就这样,保留了一条,举起了刀,没有被砍掉的资本主义尾巴。

  大型养猪场,遇到无法突破的难题

  《老农民》,编剧、导演及其社会公知们,可以辩解说,当年禁止和限制私人家庭养猪、养鸡等,是为了一大二公,搞大而纯的大型集体养殖场,消灭和替代家庭私人经济。

  这话貌似有理,也符合当年政策发展趋向。但是,这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拍屁股想出来的理由。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不一定能够存在。

  这些问题,人们早已进行过许多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队办集体养猪场,并不成功

  1970年,我走出大学校门,参加省农宣队。71年8月分配平凉县索罗公社工作。

  派驻生产队,吃社员家轮流派饭,晚上,与饲养员同住。后来,我一般选择住牛(圈)棚,不住驴(圈)棚,因为:半夜熟睡中,被驴的吼叫声噪醒,不是一件容易适应的事,驴的叫声,经窑洞反射、放大,特大,特酷。

  牛、驴、骡、马大牲畜,全部为集体饲养,一般选非强壮劳力、有责任心的社员担任。农忙季节,人,白天干活,吃三顿饭;牲畜,白天出力,晚上吃饱,饲养员晚上需要多次添草加料,集体饲养,减轻了社员家庭负担。

  养猪、养鸡,是农民家庭生活、劳动的内容之一,不占用很多时间,不影响正常劳动,那里,没有不养猪、养鸡的人家。

  当时,公社推动集体养猪,许多生产队都建起了猪场,规模不大,经常组织参学习。但是,各猪场普遍出现一个问题,一种病:瘦弱,倒扶,前腿爬,后腿拉,长不大,育肥难,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生产队办集体养猪,并不成功。

  80年代,我在庄浪县,看到单位养猪场,想起,当年猪场小,饲养员不是专职,青草、清水、一把料(玉米、土豆),可能是营养不良。

  当然,70年代,已经不会出现,三年困难时期,在庆阳、平凉人们所说的那种行为发生:“牛哭哩,猪笑哩,饲养员料哩”!

  大队百头养猪场计划,无奈放弃

  76年,我在洪岳大队路线教育。‚

  这里经济基础好,有5个生产队,大队支部书记,很能干。这里家家户户养猪,已经饱和,无潜力可挖。我和支部书记共同策划,由大队筹建一个,大队百头养猪场,各项工作筹备就绪,派人去县上学习猪场建设和管理。

  县畜牧兽医站,给我们几条技术性建议:猪场规模不要超过20头,猪场之间必须相隔一定距离,从防疫考虑,小型、分散的原则。

  我们放弃了计划中的百头养猪场。

  当年,经常发生猪瘟、鸡瘟。猪瘟,可能全场覆没。鸡瘟,更是毁灭性的,有一年发生鸡瘟,几个公社,方园几十里,没有活下来多少。

  当年,防疫,是建立大型养猪、养鸡场无法跨越的一大障碍。

  当年,提倡、鼓励农村家庭养猪、养鸡,是唯一的必然选择。

  禁止、限制养猪、养鸡的故事,从哪儿来的?

  一个大力提倡、积极鼓励的农村养猪、养鸡的养殖业,怎么变成了禁养、限养?

  这样一个完全白戏黑说、颠倒农村养殖业历史真相的说法,历经30多年的演变,达到了《老农民》今天这样更生动、更形象、戏剧性的新高度。

  改革初期,出于当时的现实需要,为恢复中国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废除人民公社(小平语)造势,一些人,有意制造,当年如何脱离中国的现实,为消灭私有经济,限制农村家庭养鸡,将每户养鸡不超过3只等情节,拍进电视剧,增加趣味性。

  农民养猪、养鸡,成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成果。

  以后,各种谣言,戏说,被无限放大与传播。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尤其当年的知青(一些当前的所谓,名人)也捕风捉影,写回忆,评时政,把他们青少年时代,并没有完全理解的、看到的一些并不完整的、碎片化的表面记忆,也归结为:禁养、限养,充当起见证人,当事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效果极其恶劣)。

  禁售、限售,演变成:禁养、限养

  当年,有禁售和限售的政策措施,没有禁养、限养的政策和行为。

  禁售和限售,指对农副产品出售的不同禁止、限制措施。

  分三种情况:

  1、禁止农户上市自由出售农副产品。

  由收购部门,统一定价、收购、销售(这种哈尔套式的禁止,执

  行时间,极其短暂)。

  2、限制对没有完成肉、禽、蛋下达收购任务的农户,上市自由出

  售肉、禽、蛋。完成上交任务后,不再限制自由出售。

  3、禁止个人进行长途贩运买卖,属:投机倒把。

  长期以来,把有条件的限制农民自由出售,与禁止和限制农民养猪、养鸡,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禁售、限售,由此演变为:禁养、限养。

  谬误终于变成真理。禁养、限养,经历30多年的不断、反复放大、宣传,似乎已经成为表达当年的一个固有的政治符号。

  《老农民》,这部反映前三十年的剧目,任意剪裁,编造事实,完全颠倒了,当年农村发展养殖业的历史真相,给人们对过去社会的了解产生一种误导,尤其对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涉世未深的青年人,起到一种洗脑的强化作用。

  人民创造历史,御用文人书写历史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注:《领导,把他(她)们宠进了监狱》

  ‚注《副省长,探监女下属的胸怀》

  2015/2/5

  (作者 原中共兰州医学院纪委书记)

  选自 彭振华《亲历官场斗争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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