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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炼狱轻骑兵

作者:王生明 发布时间:2015-02-09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王生明(笔名端阳生)

  许多人把“文革”当作一场纯粹的灾难看待。我却认为,正是在经历了这场灾难后,中国知识分子才更加接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信吗?那就让我给你破析一个“细胞”、解剖一只“麻雀”看看吧!

  被党内“左派”赶出河南青年报社的我,于1962年春天回到生养我的三晋大地。1964年,全国性的农村“四清”运动开始了,我被调到中共山西省委创办的《山西四清报》编辑部工作。我们的主编姓刘,原在山西省广播局任局长,运动中升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他仍然兼任我们的主编。副主编姓樊,原在山西日报担任副总编辑。5位编辑组长都是级别较高的处级干部,其中一位名叫光军(笔名),调来报社前,他是大同市共青团市委书记。光军同志喜欢读书看报,写得一手好字,获得过省直机关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光荣称号。另有20多名编辑,大都有较高学历,而我只是个没有任何学历的转业兵。论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只能排在这支队伍的末尾。令人可悲的是: 因为自己不明智、不自量,执意要扮演一个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勇士,由此而引出一场灾难,险些做了刘、樊二位领导献给“文革”的祭品。事情的来由是这样的:

  1、 关于“精髓”之争

  按照习惯,每一张新出版的报纸首先贴在编辑部的评报栏上,供内部员工评议。

  1965年某月某日的《山西四清报》第三版,有该版编辑组长光军同志写的一篇文章,文中有这样一句话:“阶级斗争是毛泽东著作的精髓”。不久收到读者来信指出,这一提法罕见,值得推敲,并指明此提法与列宁所著《国家与革命》的论断相悖,但没有细说情由。出于好奇,我翻开《国家与革命》细查,找到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学说的精髓。”我用毛笔字誊写出来,张贴于评报栏上。不料,光军同志在这条语录旁批曰:“这是列宁多年前的著作,不足为据。”我又把马克思的一段名言用毛笔字誊写下来贴在评报栏上:

  “马克思说,发现阶级斗争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之前不少资产阶级的学者就发现并研究过阶级斗争。我的贡献在于:1)阶级斗争只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的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专政。”列宁因此而有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学说的精髓”之科学论断。

  哪知,光军同志又以“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高姿态,对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不以为然。我一篇,他一篇,争论不休,面对这场原则性的争论,编辑部无一人出面参战,两位领导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2、 关于“幸福”之辩

  不久,光军同志又在他掌控的第三版发表杂谈,他引用一个 “四清”工作队员的话写道:“席xx说得好: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取得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云云。

  我在评报栏上留言指出:“这种幸福观格调不高。”极具虚荣心的光军同志在我的留言旁留言,质问我:“什么叫格调不高?你的格调就高吗?”我见这位中层领导、党支部委员、我的党小组长蛮不讲理,以官压人,写出以下一篇短文回敬他。我写道:

  “马克思的女儿问他的父亲:你最惬意的事是什么?马克思答:斗争!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保尔·柯察金说: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侯就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雷锋说自己最幸福的事,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上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幸福观。光军同志宣扬的幸福观是无原则地讨好领导,是市侩的幸福观——有奶就是娘。因而格调低下,庸俗不堪。”

  光军同志避开争论的焦点,大谈领导的重要性,把我的评报意见归结为狂妄自大、蔑视领导。又是他一篇,我一篇,不见有人评是非,不了了之。

  3、 关于知识分子青年身上的“污垢”

  我与光军同志的第三场论战,起因于一张照片的说明文字。某月某日《山西四清报》的第三版登出一张照片,画面上有一个女青年担着一担土,可能是搞农田作业。光军同志给这幅照片配写的说明文字是:“每挑一担土,就出一身汗,每出一身汗就洗掉身上的一层污垢,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向劳动人民靠拢。”

  经我侧面打听,照片上的女青年名叫叶向真,她并非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她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叶剑英元帅。于是,我在评报栏上留言:“此照片上的女青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她生于革命圣地延安,长在首都北京,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的青年,在她身上有那么厚的污垢?她离劳动人民就那么遥远?”

  光军同志引证毛主席写于1939年5月4日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长篇大论,给我扣了一顶“反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大帽子,我没有太理会,因为他的指控不着边际,争之无益,也不了了之。

  经过上述3次论战,我觉得自己在这个知识分子堆里并不低矮,甚至感到底气十足。全然没有料到,由此引来的大难很快就临头。

  1966年春天,从首都传来“文革”的雷声,伴着批判“三家村”、大专院校红卫兵围剿“黑五类”的脚步声,光军同志的一篇大字报出现在编辑部的走廊上,他那清秀潇洒的毛笔字迹我太熟悉了,立即挤到人堆里想看个明白。一行大标题首先映入我的眼帘:《我们和王生明的分歧实质》,文章末尾共有7个人署名,光军同志牵头。我下意识地感到,这不是一对一的学术辩论,而是有组织的政治围攻。细看这篇大字报的内容,还是过去我和光组长的3次争论,大字报指控我:借马列反对毛泽东思想;借谈幸福观攻击党的领导;借叶向真反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分歧的实质是:王生明一贯与党离心离德,反对党的领导,是漏网的右派。

  一日深夜,在编辑部全体员工大会上,刘主任厉声宣布:“光军和王生明表面上针锋相对,实质上他二人站在同一条战线向领导开火,给省委抹灰,想搞垮编辑部,妄图篡夺编辑部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光军是野心家、伸手派!王生明也是。烧!”

  刘主任的动员令,只是一个 “烧” 字,让我琢磨了很久,心想这与以往的“批”、“ 斗”肯定有所不同,但不知是怎样个烧法。由此联想到宗教文化“炼狱”。可是,把共产党人的政治斗争,比做天主教和耶稣教所传说的磨难,也不是很出格的吗?又想,刘主任不仅是搞政治斗争的把式,他还是个业余作家,著名长篇小说《太行风云》就出自他手,他用文学的词汇指挥文化大革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再说,自己已经走到这步田地,哪里还敢给刘主任挑刺儿?!

  后来的事实证明,刘主任所说的“烧”,和以往打右派、反右倾的“批”与“ 斗”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无非是停职反省、写检查、打扫楼道、清理厕所、等待处分、下放劳动。对我而言,算不上什么“炼狱”!让我和光军同志哭笑不得的是,昨日还是两只好斗的公鸡,今天却变成了厕所与楼道里的患难兄弟。如此这般地煎熬了一个多月,风云突变,从中南海传来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紧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迅速传遍中华大地。我本能地看到一线重生的希望,立即串联梁全智、贺招旺、张效仁三位游离在“红卫兵”、“战斗队”外的党员同志,秘密地组建了临时党小组,外称山西四清报文化大革命轻骑队。由我起草的秘会《纪要》全文如下:

  “在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的非常时期,我们4个共产党员自愿结合,组成临时党小组(行施支部的职能),外称轻骑队。本小组成员一切行动以党的固有原则为准,不得违法乱纪。党员重大行动要随时向小组负责人汇报,并记录在案。待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组织恢复活动后,连同此《纪要》交党委审查。轻骑队政治指导员由王生明担任,轻骑队队长由梁全智担任。

  签名:王生明、梁全智、张效仁、贺招旺

  1966年9月X日”

  轻骑队成立不久,省广播局的造反派打上门来,把一顶报纸制作的高帽子当众给刘主任戴到了头上。从此以后,编辑部群龙无首,所有的战斗队一齐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轻骑队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在别的战斗队之后,也和刘、樊二位进行了一次“拼刺刀”会。

  轻骑队四战友问:光军在本报撰文写道:‘阶级斗争是毛泽东著作的精髓’,这种提法到底对不对?

  刘、樊二位领导答:列宁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说的十分明白透彻,光军的提法是个原则性的错误。

  轻骑队四战友问:既然如此,这个问题在编辑部争论了很久,你们为什么始终不表态?

  刘、樊二位领导答:先是粗心大意,后是党性不纯,怕丢面子,怕承担责任。

  轻骑队四战友问:一个人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取得领导对自己的信任——这种幸福观你二位是赞同还是反对?

  刘、樊二位领导答:肯定是不对的!在党报上宣扬这种错误的观点极不应该,责任首先应该由我俩来负。

  轻骑队四战友问:那为什么你二位一直不吭气,不出面承担责任?

  刘、樊二位领导答:私心杂念,怕丢人,怕革命造反派造自己的反,向生明同志道歉!

  轻骑队四战友问:你们在动员大会上,为什么说光军和王生明原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两个野心家、伸手派?

  刘、樊二位领导答:主要原因是我们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意图没搞清,以为这次运动是继续打右派,继续反右倾,因此把光军、贺招旺、梁全智、兰空和生明等5个同志暂时内定为运动的审查对象……大方向完全错了。

  ——这就是当时令一部分人感到恐惧、感到愤怒的“右派翻天”;

  ——这就是令我欣慰、被我永世难忘的 “马列主义回归”。

  轻骑队因为撰写《权由谁夺?印由谁掌》的大字报和传单,被“1·12” 夺权后成立的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副秘书长刘芝兰同志指控为“反革命保皇组织”,下令砸抄。在砸抄中,将“轻骑队”的备忘录《纪要》送给省革命委员会审查,后被某领导人认定:轻骑队是个罕见的“秘密反动组织”,勒令解散。但我们4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始终举着“山西四清报文化大革命轻骑队”的旗帜一直战斗到“文革”结束,战斗到党恢复正常组织生活。我至今为轻骑队引以自豪!

  后记王生明

  刘主任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太行老八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在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壮烈牺牲的那次反扫荡中,年富力强的老刘,冒死把身负重伤的史纪言同志(原八路军太行报主编)背出日寇的重围,他是没有正式授过军功章的战斗英雄。“文革”中,山西省广播局的少数造反派把他当作“修正主义分子”批斗, 吃了许多苦头。老刘败不馁,胜不骄,真正一棵太行不老松。听说,近期他又有百万字的巨著出版。他活的开心,过得很牛。遥祝老首长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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