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生明(笔名端阳生)
许多人把“文革”当作一场纯粹的灾难看待。我却认为，正是在经历了这场灾难后，中国知识分子才更加接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信吗?那就让我给你破析一个“细胞”、解剖一只“麻雀”看看吧!
被党内“左派”赶出河南青年报社的我，于1962年春天回到生养我的三晋大地。1964年，全国性的农村“四清”运动开始了，我被调到中共山西省委创办的《山西四清报》编辑部工作。我们的主编姓刘，原在山西省广播局任局长，运动中升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他仍然兼任我们的主编。副主编姓樊，原在山西日报担任副总编辑。5位编辑组长都是级别较高的处级干部，其中一位名叫光军(笔名)，调来报社前，他是大同市共青团市委书记。光军同志喜欢读书看报，写得一手好字，获得过省直机关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光荣称号。另有20多名编辑，大都有较高学历，而我只是个没有任何学历的转业兵。论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只能排在这支队伍的末尾。令人可悲的是: 因为自己不明智、不自量，执意要扮演一个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勇士，由此而引出一场灾难，险些做了刘、樊二位领导献给“文革”的祭品。事情的来由是这样的：
1、 关于“精髓”之争
按照习惯，每一张新出版的报纸首先贴在编辑部的评报栏上，供内部员工评议。
1965年某月某日的《山西四清报》第三版，有该版编辑组长光军同志写的一篇文章，文中有这样一句话：“阶级斗争是毛泽东著作的精髓”。不久收到读者来信指出，这一提法罕见，值得推敲，并指明此提法与列宁所著《国家与革命》的论断相悖，但没有细说情由。出于好奇，我翻开《国家与革命》细查，找到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学说的精髓。”我用毛笔字誊写出来，张贴于评报栏上。不料，光军同志在这条语录旁批曰：“这是列宁多年前的著作，不足为据。”我又把马克思的一段名言用毛笔字誊写下来贴在评报栏上：
“马克思说，发现阶级斗争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之前不少资产阶级的学者就发现并研究过阶级斗争。我的贡献在于：1)阶级斗争只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的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专政。”列宁因此而有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学说的精髓”之科学论断。
哪知，光军同志又以“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高姿态，对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不以为然。我一篇，他一篇，争论不休，面对这场原则性的争论，编辑部无一人出面参战，两位领导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2、 关于“幸福”之辩
不久，光军同志又在他掌控的第三版发表杂谈，他引用一个 “四清”工作队员的话写道：“席xx说得好：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取得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云云。
我在评报栏上留言指出：“这种幸福观格调不高。”极具虚荣心的光军同志在我的留言旁留言，质问我：“什么叫格调不高?你的格调就高吗?”我见这位中层领导、党支部委员、我的党小组长蛮不讲理，以官压人，写出以下一篇短文回敬他。我写道:
“马克思的女儿问他的父亲：你最惬意的事是什么?马克思答：斗争!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保尔·柯察金说：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侯就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雷锋说自己最幸福的事，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上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幸福观。光军同志宣扬的幸福观是无原则地讨好领导，是市侩的幸福观——有奶就是娘。因而格调低下，庸俗不堪。”
光军同志避开争论的焦点，大谈领导的重要性，把我的评报意见归结为狂妄自大、蔑视领导。又是他一篇，我一篇，不见有人评是非，不了了之。
3、 关于知识分子青年身上的“污垢”
我与光军同志的第三场论战，起因于一张照片的说明文字。某月某日《山西四清报》的第三版登出一张照片，画面上有一个女青年担着一担土，可能是搞农田作业。光军同志给这幅照片配写的说明文字是：“每挑一担土，就出一身汗，每出一身汗就洗掉身上的一层污垢，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向劳动人民靠拢。”
经我侧面打听，照片上的女青年名叫叶向真，她并非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她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叶剑英元帅。于是，我在评报栏上留言：“此照片上的女青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她生于革命圣地延安，长在首都北京，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的青年，在她身上有那么厚的污垢?她离劳动人民就那么遥远?”
光军同志引证毛主席写于1939年5月4日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长篇大论，给我扣了一顶“反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大帽子，我没有太理会，因为他的指控不着边际，争之无益，也不了了之。
经过上述3次论战，我觉得自己在这个知识分子堆里并不低矮，甚至感到底气十足。全然没有料到，由此引来的大难很快就临头。
1966年春天，从首都传来“文革”的雷声，伴着批判“三家村”、大专院校红卫兵围剿“黑五类”的脚步声，光军同志的一篇大字报出现在编辑部的走廊上，他那清秀潇洒的毛笔字迹我太熟悉了，立即挤到人堆里想看个明白。一行大标题首先映入我的眼帘：《我们和王生明的分歧实质》，文章末尾共有7个人署名，光军同志牵头。我下意识地感到，这不是一对一的学术辩论，而是有组织的政治围攻。细看这篇大字报的内容，还是过去我和光组长的3次争论，大字报指控我：借马列反对毛泽东思想;借谈幸福观攻击党的领导;借叶向真反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分歧的实质是：王生明一贯与党离心离德，反对党的领导，是漏网的右派。
一日深夜，在编辑部全体员工大会上，刘主任厉声宣布：“光军和王生明表面上针锋相对，实质上他二人站在同一条战线向领导开火，给省委抹灰，想搞垮编辑部，妄图篡夺编辑部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光军是野心家、伸手派!王生明也是。烧!”
刘主任的动员令，只是一个 “烧” 字，让我琢磨了很久，心想这与以往的“批”、“ 斗”肯定有所不同，但不知是怎样个烧法。由此联想到宗教文化“炼狱”。可是，把共产党人的政治斗争，比做天主教和耶稣教所传说的磨难，也不是很出格的吗?又想，刘主任不仅是搞政治斗争的把式，他还是个业余作家，著名长篇小说《太行风云》就出自他手，他用文学的词汇指挥文化大革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再说，自己已经走到这步田地，哪里还敢给刘主任挑刺儿?!
后来的事实证明，刘主任所说的“烧”，和以往打右派、反右倾的“批”与“ 斗”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无非是停职反省、写检查、打扫楼道、清理厕所、等待处分、下放劳动。对我而言，算不上什么“炼狱”!让我和光军同志哭笑不得的是，昨日还是两只好斗的公鸡，今天却变成了厕所与楼道里的患难兄弟。如此这般地煎熬了一个多月，风云突变，从中南海传来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紧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迅速传遍中华大地。我本能地看到一线重生的希望，立即串联梁全智、贺招旺、张效仁三位游离在“红卫兵”、“战斗队”外的党员同志，秘密地组建了临时党小组，外称山西四清报文化大革命轻骑队。由我起草的秘会《纪要》全文如下：
“在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的非常时期，我们4个共产党员自愿结合，组成临时党小组(行施支部的职能)，外称轻骑队。本小组成员一切行动以党的固有原则为准，不得违法乱纪。党员重大行动要随时向小组负责人汇报，并记录在案。待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组织恢复活动后，连同此《纪要》交党委审查。轻骑队政治指导员由王生明担任，轻骑队队长由梁全智担任。
签名：王生明、梁全智、张效仁、贺招旺
1966年9月X日”
轻骑队成立不久，省广播局的造反派打上门来，把一顶报纸制作的高帽子当众给刘主任戴到了头上。从此以后，编辑部群龙无首，所有的战斗队一齐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轻骑队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在别的战斗队之后，也和刘、樊二位进行了一次“拼刺刀”会。
轻骑队四战友问：光军在本报撰文写道：‘阶级斗争是毛泽东著作的精髓’，这种提法到底对不对?
刘、樊二位领导答：列宁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说的十分明白透彻，光军的提法是个原则性的错误。
轻骑队四战友问：既然如此，这个问题在编辑部争论了很久，你们为什么始终不表态?
刘、樊二位领导答：先是粗心大意，后是党性不纯，怕丢面子，怕承担责任。
轻骑队四战友问：一个人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取得领导对自己的信任——这种幸福观你二位是赞同还是反对?
刘、樊二位领导答：肯定是不对的!在党报上宣扬这种错误的观点极不应该，责任首先应该由我俩来负。
轻骑队四战友问：那为什么你二位一直不吭气，不出面承担责任?
刘、樊二位领导答：私心杂念，怕丢人，怕革命造反派造自己的反，向生明同志道歉!
轻骑队四战友问：你们在动员大会上，为什么说光军和王生明原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两个野心家、伸手派?
刘、樊二位领导答：主要原因是我们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意图没搞清，以为这次运动是继续打右派，继续反右倾，因此把光军、贺招旺、梁全智、兰空和生明等5个同志暂时内定为运动的审查对象……大方向完全错了。
——这就是当时令一部分人感到恐惧、感到愤怒的“右派翻天”;
——这就是令我欣慰、被我永世难忘的 “马列主义回归”。
轻骑队因为撰写《权由谁夺?印由谁掌》的大字报和传单，被“1·12” 夺权后成立的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副秘书长刘芝兰同志指控为“反革命保皇组织”，下令砸抄。在砸抄中，将“轻骑队”的备忘录《纪要》送给省革命委员会审查，后被某领导人认定：轻骑队是个罕见的“秘密反动组织”，勒令解散。但我们4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始终举着“山西四清报文化大革命轻骑队”的旗帜一直战斗到“文革”结束，战斗到党恢复正常组织生活。我至今为轻骑队引以自豪!
后记王生明
刘主任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太行老八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在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壮烈牺牲的那次反扫荡中，年富力强的老刘，冒死把身负重伤的史纪言同志(原八路军太行报主编)背出日寇的重围，他是没有正式授过军功章的战斗英雄。“文革”中，山西省广播局的少数造反派把他当作“修正主义分子”批斗, 吃了许多苦头。老刘败不馁，胜不骄，真正一棵太行不老松。听说，近期他又有百万字的巨著出版。他活的开心，过得很牛。遥祝老首长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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