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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邓力群同志】邓力群: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原因

作者:吴文泰 发布时间:2015-02-11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按: 2015年2月10日,邓力群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乌有之乡重刊此文,表达对邓力群同志的深切缅怀。】

  赵紫阳、邓力群都认为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原因是

  抵制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

  吴文泰根据香港出版的书稿整理

  诚如杜导正所说,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和赵紫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可是后来,胡越来越不受邓的器重和信用,直至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这主要是因为什么?近几年,香港出版的大右派赵紫阳和大左派邓力群的书,对这个问题取得了共识:都认为主要是因为胡耀邦对邓小平亲自发动的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不积极,甚至抵制和反对。有人说,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他的“良心”何在?他的所谓“良心”原来是甘做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良民”、“顺民”。最近又有人著文说,陈独秀、张闻天、胡耀邦是我党历史上三个“开明” 的总书记。看完下述材料以后,人们不难发现,胡耀邦的所谓“开明”,原来是鼓吹超阶级的人类之爱,是宣扬以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为内涵的“普世价值”。

  赵紫阳的书是怎样说的

  2007年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2009年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历程》两本书都谈到这个问题。《历程》这本书,是赵按照编者写的提纲系统讲述录音的,其后由编者们认真加工整理、反复修订而成。本文关于胡的内容是根据这本书整理的。

  赵紫阳的书说:下面谈一下胡耀邦辞职的问题。

  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这个问题外面有不少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说邓受其他老人的压力,不得不弃胡保赵。我觉得不是这样。当然在邓、胡之间搬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邓小平面前讲胡的坏话,这样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邓所以要抛弃胡,不是因为受蒙蔽、受包围,也不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主要的问题是邓对胡的看法发生了逐渐变化,以至于最后对胡不信任了。

  长一点来说,从1980年以后到1986年,长达五、六年时间,在所谓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问题上,邓越来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从1980年以来,邓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问题,差不多都是听了胡乔木、邓力群向他们反响的问题而引起的。邓和耀邦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这确实是事实。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他们两个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邓的偏听偏信,或是缺乏判断力而来的。即使没有人在中间拨弄是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也是会越来越严重,最后这个结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那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邓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从那个时候开始,胡和邓对自由化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后几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1981年7月,邓小平提出思想理论战线涣散、软弱,并讲了一次话;1983年10月,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实际上这些讲话都是由于他感到在知识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大。而他认为胡耀邦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因为这些领域都是胡耀邦管的。这些问题胡耀邦没有提出过,甚至没有向邓反映过。而是邓自己觉察到的,或者听了胡乔本、邓力群的信息,以至于自己出面提出解决这个问题。这自然包含着对胡的不满和批评。

  我想特别讲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我觉得耀邦处理这个问题,大大加深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甚至我觉得这对邓最后决定和胡分手,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传达了邓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一时反对精神污染的风刮得很大,确实极左思潮乘机卷土重来。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经济领域,甚至人们日常生活领域,如女同志的发式、服装,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范围之内,俨然像是一场文化大革命要来的样子。当时不仅国内知识界,而且国际舆论,都反映非常激烈。这年冬天我在美国访问,不得不到处回答人们的提问,解除人们的种种顾虑。那一阵风大有波及经济领域、冲击改革开放政策之势。那时我和万里宣布,经济领域和农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扰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提出不能搞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去。这对压缩空气起了一点作用。由于这埸反对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经济领域、农村领域、科技领域都刹车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邓自己也感到那样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过这样的意思。本来这埸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间不长也就过去了。

  耀邦对这埸清除精神污染本来就有保留,有怀疑。搞起来后,国内国际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为了平息知识界的怨气,消除国际舆论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年2月和上海市委书记们的谈话中,以及随后他会见日本外宾的谈话中,都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合适,引起了扩大化,以后不用这个提法了。这个问题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这些话一传开,自然就会使人们,特别是在知识界给人一种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错了。虽然耀邦当时专门说了,小平原来说的是反对精神污染,最后宣传时走了样,变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扩大化。意思是错不在邓,而是执行的问题。但实际上,根据邓的讲话开展的这埸运动,报纸上的宣传也好,领导人的讲话也好,都多次采用了“清除”的提法,谁都知道这埸运动是根据邓的讲话发动的。所以耀邦的这一说法,在人们的心目中并不能因此而减轻邓的责任。

  邓对耀邦的这一讲话当然是不高兴的。邓小平虽然当时没有马上讲什么话,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并没有后退半步。1987年1月15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上,胡启立发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邓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望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邓没有直接找耀邦谈,而是要胡启立转告他,并且话说得很重,把对待自由化软弱作为总书记的根本缺点。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耀邦在这方面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不是还适合作总书记?后来胡启立把小平这个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耀邦,耀邦却没引起注意,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年7月,邓小平又找了胡启立、乔石谈话,再次说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这个问题。邓还说,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励耀邦,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你们告诉耀邦,要他多讲讲反对自由化的问题。启立和乔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别作了汇报(1984年的那次,胡启立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生活会上知道的)。我当时认为,既然邓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书记处应该开会认真讨论一下,对邓也好有个交待,我向耀邦提出这一建议。当启立向耀邦请示何时开会时,耀邦却说他要去新疆,后来也确实去了新疆,当然这件事也就拖了下来。当时他应当把这件事办完再去新疆.但他没有重视这件事。

  小平1985年为什么会又讲这个话呢?我看大约与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这次大会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国内外议论都不好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对于这次会议的致词,没有提及反对精神污染,没有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讨论致词时,耀邦还说要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慢慢消失。对作协的人事安排,也决定组织部不要干预,选上谁就是谁;同时还强调创作充分自由。这些无疑都是对的。问题是在当时那样一种气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会在这种会议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对那些反对精神污染的人,讲了一些偏激、过头的话。在人事问题上,那些思想较左、清污积极的人,几乎全部落选。这当然使胡乔木、邓力群感到难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满。这些都会给邓小平一个印象:这是文艺界一些人在耀邦纵容下,对邓的清污不满情绪的一次发泄。因之他又要启立、乔石向耀邦传话,要他多讲反对自由化。话讲的非常重,说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意思就是打着胡的旗子反对邓小平。但胡耀邦也没有认真对待。这种事在过去,按规矩应在书记处讨论一下,耀邦应有一个表态,然后到邓那里谈一次。因为那时总的情况是,你不可能在邓以外唱一个反调,当然有些意见可以向邓谈。当时胡耀邦为什么不引起重视,为什么那么不认真,这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个问号。可能他认为邓的搞法不合适,自己没有错,不愿改;找邓谈也说不清楚,邓也不会接受他的意见,所以采取回避的态度。

  总而言之,这些事会使邓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与他距离越来越远的印象。从1983年10月邓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到1985卸7月邓说国内外有些人打着耀邦的旗子搞自由化,这个时期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清污的问题,他们之间分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也可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后一次争论反自由化问题,是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时,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精神文明决议时爆发的。决议稿是耀邦主持写的,稿子上原来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在北戴河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主张加上反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也赞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协,加上了。但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分组讨论时,陆定一和其他几个人表示不同意这样的内容。在决议提交全会通过的时候,陆定一即席作了个发言,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整人时用过的提法,不宜采用。陆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一些掌声。王震、薄一小发言主张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声。耀邦作了模棱两可的表态。我当时也简单作了个表态,意思是稿子讨论了多次,大多数人主张保留,我也赞成不作改动了。

  接着,邓小平极其严肃地讲了一席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也最坚持,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么时候用过,谁用过,无关重要。这样就一锤定音了,随即全会举手通过了这个决议。

  显然,会议是耀邦主持的,他是总书记,他在这个会上表态模棱两可。最后邓出来讲话,这自然是对耀邦不满。后来在如何传达会议精神时,耀邦布置只传达会议通过的决议,没有传达讨论的情况和邓 的讲话。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厉害,责问为什么不传达邓的讲话?这次会议上的争论,邓表面上是对陆定一的批评,实际上是对耀邦不满。因为邓清楚,陆的观点就是耀邦的观点。耀邦多次说过,自由化这个概念不很准确。所以邓的这个讲话也是对着耀邦的。总之,主要是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对胡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信任。

  除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邓对胡也有些批评。但我认为所有这一些,对邓与胡的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邓对胡的优点很清楚,缺点也很清楚,像这些事不算什么。他批评胡,不影响对胡的信任,不影响对胡的基本看法

  除自由化外,在邓与胡的关系上起的作用比较大的还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与陆铿的谈话。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那次谈话就指出,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很不像样子。陆铿 (1919-2008):云南昆明人。著名报人,时任香港《百姓》杂志社长。《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陆铿《胡耀邦访问记》引起邓小平邓胡耀邦的猜忌与不满。陆铿借恭维的手法,攻击我们党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这件事当时没有告诉我,我忙于其他事情也没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邓小平邓杨尚昆说,耀邦和一个记者的谈话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记录看看。尚昆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事,说邓小平认为耀邦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邓看了非常生气。

  陆铿是个老资格的报人,曾被划为右派,1978年申请去了香港,后来在香港《百姓》杂志任总编。他去采访耀邦的时候,说这次不单纯为了自己的报纸、杂志,而是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认识耀邦先生。他说耀邦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并说耀邦是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度,通明透亮,通达明白,虎虎有生气等等,恭维耀邦。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过来,你当军委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军方头头反对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耀邦与陆铿的谈话是在1985年1月。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要他们向耀邦传话就提到与陆铿的谈话。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时又提出这次谈话,并且在一些老人中谈这件事,如与杨尚昆谈了这件事。

  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与陆铿的谈话,使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根本分歧主要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陆铿的谈话促使邓下决心换耀邦。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测。前面说过,耀邦是1987年1月辞职,实际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间(或者更早些),邓就最后下了决心。从这以后邓小平批评耀邦同陆铿的谈话就逐渐传开了。当时耀邦恰恰在欧洲访问,许多记者问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退不退的问题。耀邦确实有些话说得不好。一些老人到处散布或猜测说,耀邦是在制造要邓退出的舆论,这也会影响邓对胡的看法,特别是和与陆铿的谈话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邓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对杨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这是带结论性的一句话,并向他们透露了十三大胡不能再连任总书记了。从那时以后,我明显地感到包括杨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对胡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他们对胡也有不少议论和意见,胡的讲话他们不以为然,但表面上还过得去,对胡还有一定的尊重。这时对胡的不尊重、不满意、不买帐就表面化了。这时耀邦正为十二届六中全会起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但拿到会上讨论时没有通过,不是个别地方修改的问题,不少人从大的方面感觉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这样一个决议的问题。对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没有通过。

  在十二届六中讨论决议稿的时候,除了前面讲的对反对自由化有争论外,还有一个是不是要写上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的问题,即是不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主张要写上,陈云批示同意。当时耀邦和起草小组的同志不赞成写。他们认为在全国人民中(不只是在党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些不符合实际,有点脱离实际。但陈云已有批示,不很好办。当时我建议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一段话作为理由建议不写。毛主席说:“我们的体系是共产主义的,但现阶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胡耀邦同意,于是就用耀邦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小平和陈云,邓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陈云也不再坚持,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一些老人对耀邦在外事工作、经济工作、指导整党,以及工作作风方面的议论已经半公开化了。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关系。他们还说胡不集中抓党的建设,过多地管理经济事务;说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该热衷于到资本主义国家访问。对报纸宣传他几年批阅几千封群众来信,几天跑了多少个县也不以为然,甚至作为笑谈。总之这个时期议论耀邦这也不好,那也不是,几乎半公开化了。同时,凡是耀邦在书记处会上提出的意见,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绝。就当时情况看,耀邦主持工作已经非常困难了。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学潮。上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这件事震动了邓小平。他于12月30日召集耀邦、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和我到他家里,就学潮问题讲了一篇话。他说,这次学潮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他点了方励之、王若望的名,并且责问耀邦,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若望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学潮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当然使用时要慎重。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学潮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

  邓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我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慎,办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的保护伞。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以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的形式,不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生活会于1月10日以中顾委的名义召开,由薄一波主持。连续开了六个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这次生活会最后,耀邦作了一个检查发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讲到最后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表决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

  (见《改革历程》一书181页-197页;参见《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207页-210页、213页-214页等)

  邓力群的书是怎样说的

  曾被反对派称为“左”王和地下总书记之称的老革命家邓力群同志,经过十来年的思考、研讨、讲述、修改、补充、完善,他1975-1987十二年的自述书《十二个春秋》,终于于2005年2月完稿。由于该书具有很强的研究和史料价值,征求意见稿书一出即不胫而走,香港和内地多有翻印、复印。现将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书中有关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胡耀邦的态度的内容列述于后。

  大风出版社在该书封底对现年95岁高龄的邓力群的人格作了简评:“长期以来,邓力群一方面,被海外媒体描绘成青面獠牙的‘左王’,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派’代表;一方面,党内党外,包括观点完全不同的人们,又都钦佩邓力群在当代政治人物中罕见的人格,——从不随风倒,坚持信仰不动摇,勇于承担责任的铁肩膀,敢作敢为的硬骨头。”

  邓力群的书说:1987年1月上旬,关于胡耀邦辞职的生活会召开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说学生闹事是胡耀邦同志的错误引起的恶果,中央要开一个生活会议。他们要我准备一个批评胡耀邦的发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问题说一说。我作了一个长篇发言,3个半小时。一共讲了六条批评意见。六条批评意见中讲得最多的是怎样对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一会儿又肯定、一会儿又否定;从总的变化看出来,邓一发现就讲,他一讲,情况就好一点;讲完了以后,经过胡耀邦这样搞那样搞,形势就又逆转了。总之,几次肯定,几次否定,以至于造成1986年的学潮。学潮的发生是与胡耀邦同志的态度直接相关的。

  关于反对精神污染

  1983年8月,我还在外地,邓小平找乔木谈了一次话。邓小平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他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个题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乔木帮助搜集材料,准备稿子。9月6日,我从外地回京。9月7日上午,邓小平通知我去他那里,要谈二中全会讲话稿的事。

  他说,原来就是想讲不要搞污染。所有的灵魂工程师,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演员也是,不要搞污染。在文代会上讲了污染问题。灵魂工程师不要对社会风气、对青年思想搞污染。现在好多是搞污染。他说,我准备了,也想了,就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后,我们把邓小平的谈话整理了一个记录稿。先送给邓小平。谈话记录稿经邓小平修改后,我把这个稿子送胡耀邦,并在9月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9月7日关于整党和不要搞精神污染等问题的谈话。(P274、275)

  10月12日,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讲话,着重讲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绩不能搞精神污染。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

  还指出: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文艺界的一些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于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赞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

  最后强调: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P278-279)

  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决定把邓小平、陈云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发党内学习、讨论。由我起草、乔木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通知》,经过领导审阅,以中发{1983}36号文件发下去了。《通知》中说,要着重通过学习讨论,达到统一党内各部门对精神污染严重危害的思想认识。(P303)

  就在中央36号文件即将印发时,胡启立于10月22日,给乔木和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小平同志讲精神污染问题已一个多月了。在二中全会上讲话也过去十多天了。在这期间,人民日报还没有一篇言论(包括社论、评论、今日谈等)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整个报纸宣传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也给人以气势不足、分量不够的感觉。”(P305)

  10月22日当天,胡乔木在胡启立的信上批:退力群同志照办、快办。会后,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通过广播电视系统,催各省、市、自治区表态:表示对二中全会决议和邓、陈讲话的意见和态度。催得相当紧。有那么几天,每天都有三、四个省表态。当时确有些像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时的那种气势,谁不表态谁就落后了。这样一来,确实有一点紧张气氛,加上下面的传达也没有按着通知的精神去做,这样就形成对精神污染的各种不同的理解;要讲扩大清除范围也确实有点这样的苗头。在这个期间,苏州还开了一个农村精神文明的座谈会。在会上有人提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报》还写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P305-306)

  1983年11月28日,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全国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上,我还讲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一共十条意见。强调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绝不要重犯过去“左”的或右的错误。这个讲话稿整理出来以后,12月8日,送给邓小平同志.请他审阅指示。同时也送给了胡耀邦。12月13日,邓小平让他的秘书王瑞林把讲话稿退回。王瑞林在退回的附函上说:“小平同志说,这篇讲话是好的。”(P307-308)

  胡耀邦同志没经书记处会议讨论,没向胡乔木、邓力群打招呼,更没有报告邓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到12月底,就在全国叫停了。这个事就没继续下去,就是后来所说的只搞了28天,究竟这28天从哪天算起,搞到哪天,我也搞不清楚。到了1984年邓大姐讲话,先念讲话,赵紫阳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以后,这个事就基本结束了。(P310)

  这个时候我和乔木都感觉到,在清除精神污染问题上,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可以看得出来,胡耀邦对邓小平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是消极地加以应付。我对此采取的做法是:尽可能消除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的不一致之处,使胡耀邦和邓小平一致起来。

  12月14日,胡耀邦找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新华社社长穆青、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去中南海勤政殿谈话。吴冷西把谈话的记录稿拿来给我看。我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陈云讲话中不一致的地方都删去了。实际上我是帮胡耀邦的忙,遮掩了他的真实观点,在稿子中看不出来错误的观点了。经过我修改的胡耀邦谈话,12月23日在中宣部的《宣传动态》发表了。

  这时,胡乔木从外地回到北京,我把胡耀邦这个谈话给他看了。他说:你改得远远不够。胡乔木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都划了杠杠。

  从胡耀邦谈话记录中乔木划杠的地方可以看出,胡耀邦对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同小平同志颇不一致。(P311-313)

  1984年2月11日胡耀邦到上海。在从飞机场到市区锦江饭店的途中,他与陪同的人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说,我曾经和几个同志议论过关于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是不是合适。小平同志讲话中,讲了十一个字:思想战线不要搞精神污染,是十分正确的,也是有严格政策界限的。后来我们在决议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恐怕不够合适。当然,这不是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我们都是举过手的。精神污染就像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一样,是无法清除的。所以,这个提法理论上站不住,实际上也办不到。(P314)

  2月17日晚,胡耀邦在石家庄同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谈话时说:小平同志是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做法有问题。有些省委书记就对此有意见,说清除精神污染从一开始做法就不对,报纸上铺天盖地。36号文件是我同意签发的。现在看来,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妥,像宗教也是一种精神污染,就不能说清除。接着,胡又说:唯心主义能够清除吗?个人主义能够清除吗?还是反对或抵制精神污染比较妥当。(P314-315)

  胡乔木看到胡耀邦这个谈话材料以后,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要我查一下“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的由来。我请人查的结果是:

  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用的是“清理”。邓力群起草、胡乔木修改的中央1983年36号文件中央《通知》中无“清除”字样。1983年10月12日邓力群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发言、10月18日在宣传文教单位传达二中全会会议上的讲话,均没有“清除”的提法。1983年10月21-26日,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10月24日、25日、26日、28日陆续发表有关报道,题为《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讲话》。据报道,彭真同志、邓颖超同志讲话均有“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报道还说,“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许多党外同志在座谈会上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两个方面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胡耀邦讲话是在10月26日。10月23日,王震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党校第四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的这个讲话。11月1日邓力群在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 生活要美化》。这篇文章是按胡耀邦的意见写的,《人民日报》也转载了。12月12日,胡耀邦的讲话题目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此前后,特别是以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谈话中,许多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字样。(P314-315)

  1984年2月20日胡乔木把我们查的结果,送胡耀邦、赵紫阳阅。他们都圈阅了。按理说,查清了,也圈阅了,这件事该结束了吧。可是,1984年3月18日胡耀邦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依然故我。胡耀邦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指我们的同志在宣传、广播和文艺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来在宣传中走了样,出现了扩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而是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与此同时,邓小平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胡耀邦会见日本访华团之前半个多月,即2月28日,邓小平同薄一波有一个谈话。当谈到胡乔木1月3日的文章(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时,薄一波说,国内外反映很好。邓小平讲,反映不一,有些人还在准备反驳。邓小平说,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来镇住了,把文艺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气势压下去了。又说,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一时间闹得很厉害,我说过,他们实际上是搞自由化,现在这样就可以了。我讲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P316)

  3月14日,小平同志同乔木和我谈话。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P316)

  夏衍看到胡耀邦3月18日同日本访华团的谈话后,就在文艺界广为传播。“美国之音”的记者嗅到了气味。4月12日,“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温尼·科里在电话中向外交部新闻司提问:“中国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是否还在进行?外交部新闻司就根据胡耀邦对日本访华团讲话的精神,起草了一个答复稿,其大意是:前一段清污搞错了,以后不再搞了。外交部还算慎重,他们把答复稿打印出来送中宣部,问对这个答复稿有什么意见。我看了这个稿子以后,认为这个答复与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与邓小平的讲话、与我们过去所讲的,都不一样;乔木也认为这个稿子发出去后,会使党外海外的人感觉到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就让中宣部按照中央精神重新起草了一个答复稿。我在4月16日致胡耀邦、李先念同志并姬鹏飞志和外交部函中是这样写的:“……精神污染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有时放肆些,有时收敛些。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去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并收到巨大成效。只在去年11月一小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违反中央政策的毛病,经中央同志多次划清界限,这一问题早已不存在。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今后仍将实事求是地继续进行。因精神污染这一现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清除净尽,所以今后将不再用‘清除’的提法。4月28日,赵紫阳批示赞成我们的修改稿。胡耀邦同意赵的意见。(P317-318)

  事情并未终结。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并没有至此终结。以后还不时掀起波澜。

  1984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有一天,胡耀邦在和我个别谈话中跟我说:邓小平最近讲了两句话,我没敢在会议上传达,是个别通知,今天跟你个别说一下。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名誉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决议三年不作。后来外面把第二句话传成“三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P319)

  此后一直到1984年12月底中国作家协会四大召开前,肯定反对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对精神污染,互相斗争、彼此较量,而否定的力量越来越占优势,反对精神污染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压制,而且受压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期间正在筹备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一天,贺敬之跟我讲,关于作协会议的准备情况要向总书记报告一下。我同意了。我把他关于人事安排和召开座谈会讨论作协四大报告的意见与打算,同胡耀邦讲了。胡表示同意贺敬之的意见。我向胡耀邦汇报之后,贺敬之他们就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三四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丁玲、冯牧、刘绍棠、赵寻等人参加了。开会时,这些同志讲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议论纷纷。丁玲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讲话,表示他对文艺界现状感到担忧。会上,赵寻(中国戏剧协会主席)有点楞头楞脑地说,他看到了夏衍到处送的胡耀邦在3月18日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感到总书记对精神污染的提法跟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总书记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做处好呢?后来冯牧把这些内容通过他的渠道报告了习仲勋,习仲勋又报告给胡耀邦、胡启立、乔石。这样一来,惹火了胡耀邦。

  京西宾馆的座谈会结束不久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习仲勋,可能还有乔石,并且特意把贺敬之也叫来了。这次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开始后气氛很紧张。胡耀邦把问题提得相当尖锐。当然,他没有提到赵寻的发言。接着习仲勋发言说,在京西宾馆的座谈会上居然有人出来反对总书记,说总书记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他们还讲,这是一次黑会,没报告中央书记处领导,是无组织无纪律。这给贺敬之的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发言说:耀邦同志,他们开这个会,我不是在北戴河向你报告过吗?你不是同意了吗?怎么能说没有向中央书记处领导报告呢?我这样一讲,会议的气氛缓解了,胡启立又出来打圆场。这样,事情算是过去了。(P319-320)

  1984年12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对将要召开的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和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准备在大会上作的报告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既不通知胡乔木参加,也不通知邓力群参加。

  胡耀邦在会议讲话中有一段专门谈精神污染问题。他说: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化,把范围扩大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上,造声势。后来我们发现了就较早刹了车。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根本不提了。在这里,胡耀邦提出了反对“三个失误”。

  会上,张光年汇报作协四大的筹备工作,当说到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时,胡耀邦插话说,可以不提。万里接着说,自由化的问题说不清楚,以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提了,只提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影响。胡耀邦同意“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万里又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结果就有了“两个不提”。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就按着“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这三句话的指导思想,开了一个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果会议弄得一塌糊涂。李先念同志的女婿是部队作家,参加了这个大会。回去以后向先念同志反映了大会的情况。先念同志后来对我说: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反党的会。结果弄得胡耀邦自己也感到闯了祸了。而夏衍却说:这次作协代表会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

  作协四大混乱情况影响到文艺界其他一系列会议。1985年4月18日中国剧协第四次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开会过程中,吴祖光说,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由于吴祖光等在会上大闹,弄得赵寻干不下去了。剧协的会没开好。

  作协四大开糟了,这是胡耀邦始料不及的。他没有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于是赶紧来纠正。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加强党的新闻工作》的发言。在讲到反对精神污染问题时,他还不愿意放弃他的观点。他说:“‘精神污染’这个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这个讲话经过胡乔木的修改,在《红旗》杂志1985年第8期上发表了。乔木把胡耀邦讲话中的意思改成:以后少提、甚至可以不提(精神污染)。

  后来邓小平知道了。1985年,准备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时,邓小平要修改、整理他自己的讲话,就不愿意找胡乔木了,而是把我找去了。邓小平没讲胡耀邦,他说: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以后不要提了?我不收回我的那个讲话(指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将来编我的《文选》,我要原样不改地收进我的《文选》里面去。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学生闹事问题时再次强调了这个话:“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P320-323)

  对于精神污染这件事,胡耀邦一直记在心里。1986年11月26日,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又提到精神污染问题,说:反对精神污染,我们让小平同志到现在还背着黑锅。他的意思是我们给小平同志搞的。在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胡耀邦一有机会,就要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P324)

  1985年6月月或者7月,我记不太清楚是哪一次会议上,在会议的讲话中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过去一年里,我的日子很难过。“我的日子很难过”这句话传到了胡耀邦那里。那时我们家住在万寿路。耀邦的公子胡德平专门到我们家里来。他倒是很客气,说:邓叔叔啊,我们听说你在一个会议上讲了一句话,中央一位很负责的同志,认为这句话讲得不好。

  我当时和他谈了一段话,其中讲了我之所以说在这一年里的日子很难过,因为包括邓朴方讲,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是邓力群强加给他父亲的。还有刘有光儿子也这么讲。我说:这个事情可冤枉啊!我把事情的原委跟胡德平说了。

  我说:我是9月6日从外地回来的,之前在外地跑了一个多月。9月7日邓小平找我去谈话。邓小平同志说了很多,很有准备。我当时什么意见都没讲。事后把邓小平和我谈话的内容作了整理,交给了书记处。之后是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真相是这么回事嘛!

  我把两套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及我在这期间的有关讲话,给了胡德平,请他转送一套给邓朴方。我对他说:你把这些材料看完之后,会明白事情的全部过程和真相。我还请他转告邓朴方:对中央的事情不要乱说话。作为他这样的高干子弟,地位很特殊,今后应该慎言慎行。这几句话不知道胡德平是否转告了邓朴方。如果转告了,那就一定会得罪邓朴方的。

  同时,我还对胡德平讲:那个时候,你有一篇文章,叫做《为自由呜炮》,邓朴方在《三月风》杂志上发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的文章。我认为这些都不妥当。(P354-355)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小平同志重提这个问题,是在1980年。先是说反对自由主义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自由主义化政策,使这些国家通过“和平演变”回到他们的所谓“自由世界”,把这作为他们一项基本国策。我们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确切含义的。

  1980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明确地讲,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随后,1981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再次指出,“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 1984年4月讲,搞精神污染实际上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1985年5月、6月,他两次讲话都一再提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对外开放,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又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不是同台湾的统一,而是大陆内部的统一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耀邦同志对小平同志所讲的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有过什么表示,更说不上按这个精神来部署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听说1985、1986两年的6、7月,小平同志曾先后两次指名批评耀邦同志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消极。我没看到他有什么改变。1986年六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决议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删留问题讲话之前之后,耀邦同志有两次讲话,我认为,他对这个争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很不明确的。闭幕以后,也没有主动通知传达邓小平同志这次的非常重要的讲话。(P435-436)

  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

  邓小平的讲话是作为统战部的内部文件整理的,在书记处没有引起注意。我看到之后,认为非常重要,首先就在北京市委党校的一个会议上宣读了。我传达以后,胡耀邦在党校期间的一个秘书,说要组织几个人写文章,公开批评邓力群。党校也有人听了我的传达,知道我宣读的是邓小平的讲话,回去和他一讲,他们准备写批评文章的班子只好撤销了。(P353-354)

  1986年春天,胡启立到上海调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谈会上多次讲话,主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气氛。这以后,朱厚泽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提倡宽松、宽容、融洽、和谐。朱厚泽还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其中尖锐的语言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他们认为,在思想战线跟这种、那种错误思想做斗争,批评这个人、那个人,造成了一种紧张局势,于是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所谓“三宽”方针。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文化战略的讨论会。与此同时,武汉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的讨论中,由于“三宽”方针,导致各种错误意见发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为根据,宣扬这一方针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我们现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也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这样一来,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议论就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几个人,外地以方励之、王若望和张贤亮、温元凯为代表;北京则是王若水这些人。

  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全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说:“我们知道,马克思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那时,方励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讲话,可是时兴得很啊!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而胡耀邦对此采取宽容态度,本来是由组织出面找方励之谈话的,但后来好像也没有谈。

  1986年夏天,《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初稿已经起草出来了,当时把7月25日的稿子发到下面来征求意见。8月5日,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对征求意见稿提了一个书面的修改意见,等到《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发出后,胡启立在北戴河连续打几次电话,要我去参加讨论。这样,我只好去了。8月9日,我做了一个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讲了送审稿子有“三个不够”,比十二大倒退很多。我的发言却引起了胡耀邦的很大反感,在会场上我就看出来了。(P398)

  8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同志又改出了一个稿子,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又搞出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在9月7日,我把这个书面修改意见分送常委一人一份。我还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作协四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会后,有些人讲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在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乱。去年2月8日耀邦同志新闻工作讲话后,混乱情况有所克服。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想必常委同志已经了解重要情况。去年王若望说要全面引进资本主义一套,还是在台上讲,当场有人反驳。今年张贤亮讲得更明确,说:“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他的文章已在《文艺报》8月23日公开发表。现在有些人要求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合法存在。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报刊上已经发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发表。我们报刊、出版社的一些编辑,喜欢登前一类文章,不喜欢登后一类文章。看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混乱方面,下一番功夫。我的修改意见得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肯定.(P399-400)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原则通过了。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后面。9月28日上午,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时,一下子冒出来个陆定一。陆提出要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万里出来响应,会上一小部分人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会议的,在争论中间他的的插话,最能代表他的内心思想了。邓小平即席讲话,坚持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穷、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这样,全会通过了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

  会议上有争论,争论得非常热烈,而且争论的时间也不短。这是我所参加的中央会议中空前绝后的一次。

  陆定一说,有一点意见讲一讲,我已经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在第14页第12行,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1956年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时候,苏联方面就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自由化。

  这时,胡耀邦插了一句话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刘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陆定一否认这个说法,坚持苏联提出来的,并说少奇同志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做什么定义。

  耀邦同志重复了定一同志的意见。并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党确实一度出现过有某些同志滥用这个帽子。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讲,“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这个范围。现在请同志们考虑一下,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没有?我没有肯定的意见。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来,是我们党内民主,活跃一下有好处嘛。请同志们考虑一下。

  小平同志接着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青年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P407-410)

  9月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对上午在全会上要不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采取淡化的方针,只说:“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不赞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说删去第十四页那九个字并不损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为他改掉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进行辩护,对邓力群不同意这样修改进行不点名的批批判.(P411)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做出后,在实际生活中,好的方面没有多少进步。相反,原来一些成功的经验、做法,因为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提了,也就都不起劲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却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也可以利用。这样,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以后,自由化的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结果,连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P411-412)

  1986年12月中下旬,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反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后经各地有关方面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同志谈话,指出学生闹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邓小平讲话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事件的发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自由化的泛滥没有得到遏制,不是一、两年的事了,而是好几年的事了。第二个重要内容是点名批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说早就应该把这些人开除出党,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接着,邓又说: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讲到胡耀邦。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同志谈话后,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应。1月2日,他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表示了这样一个意思:自己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愿意辞掉总书记职务。

  1月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这前后,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经过中央常委议论,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耀邦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处自我批评。中央常委委托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五个人来召集这次生活会议,指定薄老主持会议。会上有口头发言,也有书面发言。会议还印发了一些参考材料。(P414-415)

  生活会议的气氛是正常的,会前提出的四条原则对会议的成功起了好的作用,开完生活会议后,接着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6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生活会议的情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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