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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坐标中的万隆会议--中国与国际体系的百年纠葛

徐波等 · 2015-04-29 · 来源: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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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18-24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因此也称为万隆会议。共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出席。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维护世界和平和和平共处,增进各国的友好合作。万隆会议是历史上由亚非国家第一次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国际会议,表明了亚非国家正在作为一支新兴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会议创造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内核的“万隆精神”。

万隆会议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一次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阐述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成为亚非国家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这一原则逐渐为世界各国所承认,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

--摘自徐蓝主编:《世界近现代史1500-2007》“国朝桑远记” 

被迫的加入:在体系中改变自己 

“国朝柔远记”

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大清王朝“入主中原”、由僻居满洲一隅的地方政权变成继承明王朝大统的全国性政权已经五年,正在着力平息各地抵抗,取得对前朝全部领土的控制,满清大军已进入福建。他们遇到了滞留于此的琉球、安南、吕宋三国使臣。他们本是来向明朝进贡的,或许恰逢战乱,因此留闽未还。清军将三国使臣执送京师。清廷立即意识到,这是宣示继承明朝对海外藩属的宗主权的天赐良机。于是清廷命赐三国贡使衣帽缎布,并以顺治皇帝名义各给敕谕,遣送三国使臣各归本国,诏谕其国王。颁给三国国王的诏书,除对方国名之外,内容完全相同:

“朕抚定中原,视天下为一家。念尔琉球(安南/吕宋)自古以来世世臣事中国,遣使朝贡,业有往例,今故遣人敕谕尔国,若能顺天循理,可将故明所给封诰印敕,遣使赍送来京,朕亦照旧封锡。”

短短的敕谕,透露出大清王朝在自我认知和对外认知方面的基本意识:在继承前朝江山的同时,努力恢复已经传承千百年的朝贡制度。

中国先民在自身发展以及与周围世界的接触中,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天下观。在这种观念中,“华夏”居于天下的中心,周边各族则是处于教化之外的夷狄蛮戎。从华夏到诸夷,再到更加遥远的外部世界,形成一种由中心向边缘渐次扩展的格局。随着中央王朝统治范围的扩展,一些边缘地区逐渐被纳入版图,成为“中心”的一部分,而更远处的地区则又成为新的边缘地带。华夏本土与周边世界共同构成所谓“天下”。“天子”拥有统治天下的权利,但夷夏之间有严格的尊卑之分,形成今人所谓“华夷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在对中原本土建立直接的行政统治的同时,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或国家逐渐形成后世所谓的朝贡关系。夷狄可以接受天朝教化,可以成为天朝属国,朝觐天朝皇帝,向天朝纳贡,其君长践位须受天朝册封。这就是所谓朝贡体系或华夷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

在清王朝治下,这种古老的东方朝贡体系迎来了最后的辉煌。

顺治年间清廷的做法,极像是约300年前明朝初建时的行为。在经历了蒙元帝国的武力统治和四处征伐后,明王朝重建汉族统治,随即遣使四出诏告邻国,迫切地表明了重建朝贡体制的愿望。如其所愿,明初几年即先后与安南、高丽、占城、爪哇、琉球、日本、渤泥等十几个国家建立了朝贡关系,而“海外诸番”与中国来往者多达数十国。随即发生的郑和下西洋壮举,更使明朝声名远播,远至南亚、阿拉伯世界和东非海岸的许多国家派遣使团随郑和船队来华朝贡,“万邦来朝”局面呈一时之盛。这一切显然对初定中原、亟需以“万邦来朝”局面彰显统治合法性的清朝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但是,正如雷颐所说,清王朝根本不可能意识到,它已经面临着与明朝完全不同的国际局势。“恰恰是在这年,在欧亚大陆另一头,在德意志的威斯特伐利亚,一个国际会议正在召开,当时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以后的历史表明,这次会议将对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直到现在。”雷颐说。

就在明王朝、各地反明起义力量和虎视眈眈窥视关内大地的满清势力展开激烈角逐的同时,欧洲也正在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争,史称“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几乎所有欧洲主要国家均被卷入。而此时的欧洲正在摆脱中世纪局面,法国、英国、西班牙、荷兰和瑞典等皆已成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设强大民族国家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渐成主流,国家主权和国际法概念初步建立。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就是为了结束这场使所有参战国死伤惨重、损失巨大的战争而召开的。就在这次会议上,这种新的国家观念和国际法观念得以体现,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准则。

《威斯特法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国际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国际行为准则开始诞生。国家主权平等、国家独立和国家领土的原则,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国家间争端,国家间的条约必须得到遵守,外交使节常驻他国,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国际关系中的常识,就是从这个条约开始确立下来的。根据这些原则,欧洲建立了第一个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其后400年间,欧洲国际体系以及这些准则屡遭挑战,一些重大挑战还曾导致大规模的国际战争,而战争平息后新的体系会建立起来,如拿破仑战争与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雅尔塔体系,但这些准则在每一种新的体系中依然被奉为圭臬。雷颐说,这些体系和准则本来是为了解决欧洲国家之间的纷争,但随着欧洲列强的殖民步伐,它们也逐渐向全世界扩展。当它来到东亚,就与东亚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发生直接对抗。

大清王朝当然不会意识到世界已进入由欧洲主导的资本主义时期这个事实。此前,欧洲已经经历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这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过程,而且民族国家形态也已基本确定;此后,欧洲国家还将发生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争夺殖民地并瓜分世界等一系列事件。欧亚大陆东端这片广袤土地在重温着天朝大国旧梦,而西端那个狭小的欧罗巴海角经历了几百年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在走上引领世界的路程,而源自欧洲的这种国际体系,也将随着它们的脚步覆盖世界。

西方列强在彼此之间建立了一系列规则,却从未想过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中遵守这些规则。它们执行的是典型的双重标准。西方引领世界是通过血与火的方式实现的,非西方世界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列强全球扩张的脚步很快踏上了中国的周边,并一刻不停地向中国本土进发。朝贡体制立即暴露出它的落后性和不适应性。就在大明朝沉醉在万邦来朝景象之中时,列强开始以南亚和东南亚为基地,觊觎中国的土地和财富,并设法盘踞了澳门和台湾。而明朝仍以为“佛郎机”(葡萄牙)和“红毛夷”(荷兰)不过是南洋小国满刺加(马六甲)近旁新近出现的又一两个小国,而且是“掠小儿为食”的食人生番,而那些踏上天朝土地的殖民者,不过是前来向天朝贡献方物的。

一切外国皆为藩属,一切外国使者皆为贡使。没有“国家间”外交的观念,没有与中国平行的多元的国家观念,也没有国家主权、领土和边界概念。王之春(1841-1906年),清末参与洋务官员,1879年奉派出使日本,1894-1895年奉派出使俄国,吊唁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去世并恭贺尼古拉二世嗣位,借此行游历英法德俄诸国,考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成为一位具有国际视野和近代意识的官员。他痛感清朝遭受列强侵辱的经历,因此编成一部叙述清代顺治元年(1644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西交涉以及清朝与邻国关系史实的著作《国朝柔远记》。书中所载清王朝有悖现代外交常理之事颇多,例如雍正年间安南(越南)与中国云南边境地区发生的“四十里争地案”。在此案中,安南国王在其争地申辩遭雍正斥责后表示悔罪,雍正满意之下竞将已收回中国的四十里地复又赏给安南,谕日:“在王既知尽礼,在朕便可加恩,况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着将此地仍赏赐该国王世守之。”

这就是中国面临西方国际体系时的状况。王之春也不得不将他的著作命名为《国朝柔远记》,沿用传统华夷秩序下的“怀柔远人”观念,以使该书被朝廷及官员们接受。

“天朝体制”的崩溃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的故事,人们已经耳熟能详。雷颐援引此例说明当时清朝认识世界的水平。从皇帝到各级官员,依然认为这只是又多了一个来自遥远的化外之地的朝贡者,依然用以上对下的形式对待他们,使团的船上被插上“英吉利贡船”的小旗,英国使臣被要求向皇帝行叩头大礼,乾隆给英国国王的赐书依然自称“天朝”,标榜“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拒绝贸易。

即使王之春,也只能用“秋八月,英吉利来朝贡”这样的字句记载此事。不过,他全文照录了乾隆那篇“赐英吉利国敕书”:“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然后就是长篇大论地反复以“与天朝体制不合”为由,断然拒绝一切通商等要求。

十几年后另一个使团--阿美士德使团来见嘉庆皇帝,嘉庆依然如此对待他们。

雷颐说,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这个意识依然改不过来。《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到中国的外国人多起来了,这就面临着一个由谁、怎样跟外国人打交道的问题。在传统的朝贡体系下,与外国打交道是由理藩院和礼部分别管理的,前者负责与中亚邻国的关系,《中俄尼布楚条约》后中俄事务也归其管理。后者负责与东部南部朝贡国家的关系,这也反映出朝贡关系具有极强的礼仪性质,规定朝贡国家几年一贡、贡品如何、从哪上岸、走何路线等。开放五口通商后,清王朝依然认识不到国际秩序已经变化,还想维持天朝上国那套做法,最后想出一个荒谬的办法,把外交大权交给地方官员。五口都在长江以南,于是设立南洋大臣,先由两广总督、后改由两江总督兼任,来管理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条约》签订,北边又开放三个通商口岸,于是又设立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清政府拒绝外国使节进驻北京,而由北洋大臣负责与他们的联系。这样,实际上清政府是把相当一部分的外交权下放给了地方。在清王朝的意识中,你的国家只能和我的地方官打交道。由此也可看出清朝对外意识和观念的落后。

但是,就是在不得不一次次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清王朝其实已经不自觉地逐步加入到近代国际体系中。雷颐说,毕竟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处理,比如外国使节要见中国皇帝,要递交国书,要有一套礼仪,这都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定下来的外交规则。这个规则跟中国能够对接吗?如果清朝还要求外国使节给中国皇帝下跪呢?在同治皇帝年幼尚未亲政时,这个矛盾暂时可以回避。但清政府也明白,迟早会面临这个问题。中国也不能一直不向外国派出使节。正在此时,即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届满离职,辞行时对主持洋务的恭亲王奕诉表示以后愿意继续提供帮助。清廷对此人较为信任,于是询问他是否愿意作为中国使节出访各国,蒲安臣觉得这符合美国利益,于是答应下来。这样,蒲安臣被任命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于次年率领第一个中国驻外使团前往美国,后又到英国、法国、荷兰、瑞典、丹麦、普鲁士和俄国。

雷颐说,这本是中国与国际体系接轨的一件大事,但在清政府方面还有这样一个考虑:蒲安臣是外国人,他见外国元首是用握手礼节,这样今后外国使节见中国皇帝就对等地不用下跪了。清政府并不认为让一个外国人当自己的外交使团团长有损自己主权,因为它对此毫无概念,反而把是否下跪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类似的纠结还有很多。同治皇帝长大并且亲政了,外国使节还是要向他递交国书的,那怎么办?清政府官员中仍有人坚持必须下跪,而李鸿章和奕诉这些洋务官员早就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奕诉煞费苦心地解释说,外国人给中国皇帝鞠躬,可以看作行“立叩”礼,即站着叩头。还有一个大臣说,这些夷狄之邦是犬羊之性,给你跪也不是你的光荣,不跪也不是你的耻辱。就这样,清朝算是接受了外国使节不需叩头的做法,但坚持要求外国使节从一鞠躬改为三鞠躬,双方算是终于达成了妥协。

但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做法在日本使节处却碰了壁。在清政府看来,这套鞠躬礼不适用于日本使节,日本应像其他朝贡国那样继续对中国皇帝行跪拜礼。但日本已经历明治维新,对清朝这种天朝大国做派极为厌恶,岂能接受这种安排!不仅如此,日本连三鞠躬都不接受,只坚持按照国际惯例鞠一躬。而中国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雷颐说,这些事情都反映出中国的变化。不管怎样,你得适应世界潮流。虽然与外国人打交道越来越多,但清朝还是坚持不设外交部,只成立了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来名称中还有“通商”两字,觉得它最多是个通商性质的临时机构,所以连衙门的规格都比一般的官衙低。不管怎么样,总理衙门的设立也是天朝体制开始向近代国际体系迈进的一步。

就在这个过程中,列强对中国邻国的侵略日甚一日,中国的朝贡国一个个失去。

如王之春所说,“缅甸见侵于英,国势日蹙;暹罗依附于英,朝贡不入;南掌介于暹罗之间,已有不能自存之势”;且安南屡为法人所侵削,琉球既为倭人所灭,而高丽“北逼于俄,南迫于倭”。首先发难的就是也曾作为朝贡体系一员的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将琉球作为侵略目标。1875年日本禁止琉球向清政府朝贡,1879年日本彻底吞并琉球,中国失去这个属国。1873年法国大举入侵越南,迫使越南签订条约,并脱离与中国的封贡关系。越南曾三次向中国朝贡并请求清政府派兵援助。1885年中国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中国又失去一个朝贡国。在经历三次侵缅战争之后,1885年英国终于将缅甸纳入其殖民体系,次年中英双方在北京订约,仍规定缅甸仍守十年一贡之制,显然这在中国是自欺欺人,在英国则是掩人耳目,它决不会遵守这一规定。暹罗(今泰国)在英法争夺中勉强保持了形式上的独立。1853年暹罗使臣最后一次朝贡返回途中,英国香港总督要求他们奏知国王不再向中国朝贡,1869年暹罗以安全理由要求改道进贡未获批准,中国与暹罗的封贡关系就此终结。南掌(老挝)最后一次给中国进贡是1853年,使臣回国时被土匪绑架,南掌从此未再进贡,后来老挝也成为法国殖民地。

这样,到甲午战争前,维持着朝贡体系形式上存在的只剩朝鲜。日俄都对朝鲜虎视眈眈,如果失去朝鲜,中国还怎样自称天朝上国?所以清政府对朝鲜看得很重。雷颐说,李鸿章等认为,要避免失去朝鲜,只能让朝鲜跟中国一样开放,使列强都在朝鲜有利益,从而避免任何一国独占朝鲜。这个过程再次反映出两种体系过渡期间的矛盾。外国在朝鲜驻有使节,朝鲜也得向外国派驻使节。但朝鲜是中国属国,于是清政府规定,朝鲜驻外使节到驻在国后须先向中国驻该国使节报到,其拜访该国外交部、递交国书等须由中国使节带领,参加外交活动须随同中国使节,重要事项须向中国使节请示。这一切当然又是自欺欺人,日本对朝鲜的野心日甚一日,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出兵朝鲜,是在尽其宗主国义务,也是维持天朝朝贡体系最后一点脸面的需要。甲午战争后签署的《马关条约》,第一款就是规定朝鲜独立。这样,最后一个属国也脱离了中国,天朝体制彻底崩溃。雷颐说,这个过程反映出清王朝对近代国际体系的抗拒及其失败。面临两种国际体系的冲突,清王朝始终非常被动。

但是,清王朝内部并非没有有识之士。他们认识到列强不是以前的那种蛮夷。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了解西方法律、引进现代外交观念,成为当务之急。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大力倡导运用国际法,以保障中国的利益和地位。他们认识到,必须抛弃天朝上国思想,把自己视为万国之一。并且,要与列强抗衡,必须进入列强的体系之内,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如果说,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是使中国被迫加入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外在因素,那么,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和务实派官员谋求主动加入近代条约体系的努力,则是促使中国发生转变的内生因素。这个过程相当曲折艰难,充满转型期的悖论。例如1900年清政府面对义和团的斗争和八国联军的入侵进退失据,以发布上谕的形式对外“宣战”,却又并未提名向何国宣战,也未将宣战文告递交外国使节;将外国使馆作为攻击目标,却又与列强始终保持外交关系;围攻使馆却又留有余地,不肯全力进攻;过后又与联军共同围剿义和团。1904年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而在中国境内作战,清政府竞声称遵循国际惯例宣布中立。这些做法换来的只是列强更加疯狂的侵略和掠夺。 

抗争:在体系中争取权益 

就在中国走在加入近代国际体系的道路上时,中国内部发生了剧烈变动。尽管清政府已在世界大势驱动下着手跟上时代步伐的改革,但是历史已不再给它机会。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前所未有的共和体制,本身就是顺应世界潮流的结果,也是使中国在近代国际体系中取得应有地位的需要,不管这个建立起来的民国与人们的希望有多大的差距。从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角度看,民国时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章百家认为,这个阶段中国内部发生的革命、中国人民对外来压迫和侵略的反抗,逐步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奠定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

辛亥革命虽不彻底,但它对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发展影响很大。章百家认为,有两点极为重要:一是改变了此前反清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提出“五族共和”;二是民国决定继承清朝版图,而此前革命党人对未来中国的领土疆域并没有明确的设想。可以说,有了这种思想观念上的深刻转变,摒弃了传统的“汉夷不两立”观念,才形成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清政权对中国领土疆域的历史贡献也因此得到确立。清朝末年在列强入侵下确实丢失了不少领土,但放到历史长河中,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仍是清代奠定的。

辛亥革命时期还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实现民族独立。但这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章百家说,中华民国成立后很久列强才陆续予以承认,但交换条件是继续维持不平等条约体系。此时中国还出现了边疆危机。所幸当时列强在中国周边多少处于均势状态,相互制约,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国保有原来的版图。结果,除外蒙古实际已分裂出去之外,西藏和新疆等其他地区都保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已起而抗争,客观地看,国际地位开始缓慢回升,起码不再继续走下坡路。到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出现了“外交革命”的主张,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

中国走向民族独立的道路充满艰辛。章百家说,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内部面临的问题很多,各种势力同外部势力的关系错综复杂,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同大国的关系是与国内斗争纠缠在一起的。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经确立了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准则,但这个体系的创建者们总是在践踏这些准则。它们在全世界建立了殖民体系,这本身就是对这些准则的践踏。它们彼此间也从未遵守这些准则。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集中的体现。而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更是肆无忌惮地对全世界进行挑战。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就是与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一起为维护这些基本准则而做出的斗争。中国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至少在名义上如此;不平等条约体系也废除了;大战后期成立联合国时,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但是,中国虽获得了大国地位,却并没有能力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反而在二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制下再次遭受重大损害。因为中国此时实际上仍是一个弱国。章百家说,中国以弱国条件获得大国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另一方面是因为美英苏各有各的考虑。罗斯福认为,最能鼓舞中国抗战士气的办法就是给中国以大国地位。太平洋战争期间,美英等国同中国签订新约,旧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废除。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但那时这些不平等条约由于日本的侵略在事实上已经失效。联合国成立时,中国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具有长远影响。当时,美国的基本考虑是,不要使联合国看起来完全由欧美控制、在亚洲需要拉住中国作为抗衡苏联的主要伙伴。而在斯大林看来,多一个中国总比苏联单独面对美英法三国为好。

但是中国国际地位毕竟发生了重大变化。章百家介绍说,抗战胜利时,毛泽东曾认为,中国民族独立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战后国民党解决不了的是民生问题。然而,战后国民党出于反共需要,为换取美国和苏联的支持,在与这两国签订的条约中给予它们许多权益。有人指出,国民党在战后给予美国的特权甚至超过了以往的不平等条约。结果,中国的民族独立并未彻底实现。此后,由于内战的爆发和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中国的民族独立最终是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方式完成的。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历史任务。

树立“中国的新人典型”

与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基本诉求。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理想和改变旧中国屈辱外交的抱负,塑造了中共领导人最初的、具有鲜明革命性的外交观念。章百家指出,民族的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寻求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出发点。中共中央于1944年8月发出了第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强调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要“站稳民族立场”,要在外国人面前树立“中国的新人典型”。为此,必须反对近百年中国外交史上“排外”与“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这样的立场和观点突出反映了旧中国丧权辱国的外交给中共领导人留下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从那时起直到新中国建立之时,怎样摆脱旧的外交传统,怎样使新中国外交与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区别开来,是他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牛军是把中国共产党人和新中国的这个基本诉求放在二战后世界潮流中加以考察的。他认为,二战结束后世界秩序的变化天翻地覆,其中一个简单却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政治文明的水平大幅提高。二战推动人类社会去思考并塑造对当代世界秩序的基本认知。二战能够把世界上如此之多的国家和人民动员起来,参加到消灭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战争之中,其核心的理念和口号,就是体现在《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等几个基础文件中的两个原则:民族自决权和人权。战后世界政治潮流千变万化,其主流则是这两个原则的日益深入人心。在抗战和战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就是高举民族和民主两大旗帜,这是同世界政治的主流话语相一致的。

二战后世界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彻底摧毁了殖民主义体系,其动力就是反法西斯斗争中成为主流的民族自决权观念。殖民地人民不再接受殖民统治,殖民国家的人民也不赞成用殖民主义方式统治和压迫他国人民。牛军说,这就是人类在文明化。尽管战后世界很快分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出现冷战,两个阵营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模式,苏联又建构了一套国际政治话语,但也不能否认二战中成为潮流的民族自决和民主诉求。社会主义阵营自称为“苏联领导的和平民主阵营”。两大阵营互相对峙,但对于民族自决权其实没有太大分歧。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中国同时是一个新兴国家,因此它有参加万隆会议的资格。中国属于民族解放和反殖民主义中激进的一翼,但它的认同仍然符合民族解放运动的大趋势。

章百家认为,新中国的诞生带来了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变化。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中国外交的两个最基本的观念:独立自主与和平。这是新中国谋求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最核心的内容,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外交方面长期以来最基本的诉求。

民族解放运动高举着民族自决的大旗,而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就必须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内外政策。章百家指出,新中国将独立自主作为基本外交方针或原则。新中国不仅迅速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同一批周边民族独立国家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新型外交关系初步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通过抗美援朝在短时间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章百家特意指出,即使在“一边倒”(明确站在苏联阵营内)情况下,中共仍强调并坚持独立自主这一更高的原则,例如周恩来就反复强调坚持“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不要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失掉”。这决定着新中国外交的走向。建国前周恩来就曾提出要建立新型外交关系。 

贡献:为体系提供公共产品 

国际关系中的普世性内容

进入20世纪后,东方国家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反抗,具有了崭新的特点:逐步改变了过去那种“向后看”,即希望回到殖民主义到来之前那种状况的空想般的诉求,转而形成“向前看”的眼光,即希望在扫除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国家。当亚非众多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新型国家后,它们第一次在万隆聚集在一起,拒绝任何大国主宰,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体现的正是在一个既定的国际体系中一股新的强大因素的出现。它们不是要拒绝这个体系,而是要为这个体系增加新的动力,扭转它的偏差,让它走在应该走的轨道上。

20世纪的中国同样具有这些新的特点。辛亥革命如此,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更是如此。1949年以后的中国,一段时期内在西方的强烈敌意下面临着相当严酷的外部环境,一些周边国家也处在西方的强烈影响下。种种状况使中国看起来像是处在与西方所建立的世界体系的对抗之中。但同样显见的是,中国所做的正是努力使世界人民几百年奋斗所确立、中国人民一百年抗争所追求、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一步巩固下来的民族独立和一人民解放的观念真正得到实现。中国要改变的正是国际关系中的双重标准,把几百年来为进步潮流所确立下来的原则落实到全世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与一些邻国的交往中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初步形成了新型外交关系的理念,而这个理念正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万隆会议则使这些原则具有了世界性。

牛军和章百家回顾了和平共处思想的历史渊源和五项原则的诞生过程。牛军说,和平共处思想最早是列宁提出来的。在十月革命后他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观念。从根本上讲,这是解决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存在的原则问题。而五项原则的其他四项则是中国独创的,而且早在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就有体现。

章百家说,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分别同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载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虽然首先是为处理与亚洲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提出的,但中国领导人很快将它作为处理与各类型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不同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他还特别指出,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对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上。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被用于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也被用于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事实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每一项都不是新的,新中国的创造性表现在把这五条结合成一个有机体。

牛军说,在世界性民族解放潮流中,中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显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也带有实验性,中国希望使它成为新兴国家关系的准则。五项原则包含了国际关系中的普世性内容,所以才被广泛接受。

的确,威斯特伐利亚会议所确定的那些国际关系准则,在17世纪强国对立的欧洲,不是同样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的实验性吗?但是正因为它们的普世性内容使它们被东西方广泛接受,尽管它们不断地遭到破坏甚至践踏,但几百年的历史表明,与整个世界不断走向进步一样,它们被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并努力付诸实施。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今天仍未结束。包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在将这些准则付诸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五项原则的提出和万隆会议的召开,同样是将这些准则付诸实践的努力,而这也必将同样是个漫长的过程。

波动:“东风压倒西风”

这就说到中国对亚非拉革命运动的支持,特别是对东南亚一些邻国革命运动的支持。中国提出了包括互不干涉内政在内的五项原则,但后来又支持一些国家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运动,这是否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怎样理解这一现象?

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既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潮流的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就面临着在国家层面处理与他国关系,与在革命阵营内支持他国革命运动的双重问题。前者要求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后者要求的是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当时在国际共运中,中苏两党有分工:苏联负责领导欧美革命运动,中国领导亚非革命运动。中国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先后为越南摆脱法国殖民主义和抵抗美国的入侵提供了巨大帮助。牛军指出:朝鲜和越南具有合法的革命政府,应它们的要求对它们提供支持不属于干涉内政,而属于两大阵营的斗争。而在东南亚国家则不同,支持当地革命运动,就与同这些国家的和平共处产生矛盾。

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处理这个矛盾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与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有关,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关,也与中国不同领导人的思想意识、经历个性有关,具有相当复杂的因素。在国际上,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国际共运内部的变化、美苏关系的缓和与紧张、中苏关系的友好与破裂,都在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而中国在国内偏离正确方向、执行了越来越左的政策,必然也影响到对外政策。

牛军指出,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很多判断是互相联系的,“东风压倒西风”、“世界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消灭战争”这些判断说明中国对世界的认知出现了偏差。牛军分析说,起初毛泽东支持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后来有了变化,认为它没有反映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核心地位。两人对国际形势的认知也是不同的。

牛军从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和1957年毛泽东参加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的经历,分析了两人以不同方式接触外部世界对其思想的影响。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也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多边会议。即使周恩来对此也毫无经验。正如他在中国代表团的内部报告中谈到的,他甚至不得不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询问应该怎样做。但是周恩来在会议期间表现出色、光彩照人,为会议做出巨大贡献,极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他自己在对西方世界和国际形势的认识上也有重要收获。他见到法国总理、英国外长、美国国务卿等西方政要,会议期间还访问了欧亚一系列国家。这次经历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他回国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第二天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周恩来做报告。这次会议导致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发展。

的确,当次年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时,他的表现甚至已超出了许多经验老到的国际活动家。20年前,本刊记者曾采访随周恩来亲身经历了万隆会议的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将军的夫人朱霖、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李慎之(后成为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和黄书海(后曾任本刊主编)、周恩来卫士长成元功等人,时隔40多年,他们对周恩来在万隆的风采依然充满崇敬,给记者留下难忘的印象。正是从这两次会议,新中国走向了世界,并且给世界带去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的形象,而周恩来也成为新中国领导人中最与国际“接轨”的一个。

牛军说,毛泽东参加的国际多边会议是1957年莫斯科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出席会议的都是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讨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世界革命运动的理论、战略和策略等。比较一下中国外交这两位最高领导人的两次会议,一个是如此丰富的多边舞台,另一个是如此鲜明的主题--国际共运。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会一样吗?

所以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中,中国是站在激进的一脉上。到了“文革”,中国更加自我封闭,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居。牛军回忆说,那时看的宣传画都是世界各国人民围绕在毛主席身边,后面红太阳光芒万丈;天天的新闻都是各国革命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来访问毛主席。

牛军就此总结说,战后世界政治中的主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每个国家的发展都越来越受国际体系的制约,越来越不能为所欲为。这给中国带来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合理判断世界政治的发展潮流。判断失误就会带来大麻烦。中国加入了国际体系,并且希望对这个体系进行改造完善,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出现一定的失误,走了弯路。好在中国最终于上世纪70年代末结束了国内国外政策的极左错误,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重新研判国际形势并确定对外政策,开始了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重新开始了对世界体系的积极贡献。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章百家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和完善国际体系所做的努力。

尽管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由于种种原因而呈波动状态,但总的来看,其影响力是逐渐增长的,并最终被确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在新中国前30年的外交实践和探索中,中国坚持按照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原则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高度重视并成功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遭遇过一些挫折。中国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中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最终取得了相对主动的战略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冷战的束缚,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逐渐成为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原则。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再次带来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继承,同时通过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通过新的探索与实践,外交观念的某些重要方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使得中国所主张的新型外交关系的内涵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章百家说,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在80年代,中国领导人观察和认识现存世界的观念和方法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认为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互相依赖的一面。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存在着共同利益,需要进行合作,也可以进行合作。中国领导人说明,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中国将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来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也不再重复划分敌、我、友,团结一部分国家打击某个或某些国家的策略。正是以上出现的种种变化,使得中国主张的新型外交关系的内涵不断扩展。

从80年代初期起,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逐渐改变、对国际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做了新的诠释。邓小平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对外交往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提法来概括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中国基本外交政策经受住国际形势大变化的考验,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表现出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是中国外交趋于成熟的重要表现。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进一步强调实行真正的不结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扛旗,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不当头;切实维护本国利益,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不屈从外部压力,按照国情自主决定改革的步骤和速度等等。

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在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了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中国同世界各方面的关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均衡。在这一格局中,中国既考虑到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也考虑到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既重视发展与各国的双边关系,也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

章百家说,21世纪初期,世界仍旧处在两极格局解体后的过渡阶段。无论外部世界怎样,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在国内,即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里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中国外交将配合这一中心工作展开。为此,中国领导人更准确地提出和平、发展、合作是国际形势的主流,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的进步,积极倡导“和谐世界”的建设;中国外交也更加透明、更加务实、更加主动,全方位外交的各个方面互相配合和渗透,已成为一个比较协调的整体。经过60年来的探索和努力,中国与世界已经建立起一种新的、不断成熟的关系。

听着章百家、雷颐、牛军三位学者的叙述,记者产生了如下联想:如果把万隆会议放在一个历史坐标中,那么这个坐标的一个维度是一个国际体系不断生长壮大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先天的不足,有曲折,有困顿,但毕竟在前行;另一个维度则是中国与世界的交集不断深入和扩大的过程,这个过程有迷惘,有被迫,有偏差,但毕竟也在前行。万隆是一个交叉点,也是一个起点。60年后回顾万隆,人们当有所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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