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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个“五四”梦

耿来意 · 2015-05-0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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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心向西方学习“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们的凡尔赛和约打了当头一棍,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并没有获得战胜国应有的荣耀,“和约”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这个傲慢的决定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也使那些笃信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能够引导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幻灭感,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左翼转向以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们开始致力于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最终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诞生。

  “五四”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这次革命塑造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概念植入了毛泽东思想的深处,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按照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说法:“‘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了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概念。无论是在延安时期还是在革命胜利后的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文化革命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一直居于中心的地位。”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就成为新文化动动的追随着。1917年,毛泽东在新文化动动的旗帜《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热烈响应,在湖南领导学生运动,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并于1919年7月14日创刊《湘江评论》,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毛泽东发表了《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政论、述评、杂文41篇文章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时被捕,引起社会群情激愤。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文中写道:“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克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三)》中写道:“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万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1920年7月27日,毛泽东等发起湘潭教育促进会,促进湘潭教育,宣传新思潮,倡导革新教育。毛泽东在起草的《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中说:“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自世界思潮日趋转变,吾国新文化运动,随之而起。文学革新,思想解放,全国风传,进行甚速。”

  1920年7月,毛泽东、易礼容、彭璜等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7月31日,在湖南《大公报》刊发的《发起文化书社》中写道:“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这篇发言标志着毛泽东在探寻救国救民道路中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对蔡和森来信中阐述的组织共产党等问题的意见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成为其中的重要领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对中国的侵略愈演愈烈,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威胁。在民族大义面前,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拯救民族危亡。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写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信中说:“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1937年7月,为了解决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现象,毛泽东写成了哲学著作《实践论》,他在论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时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次会议上对战争和战略问题进行了阐述,以克服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例如北伐战争时期,革命军后方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北洋军阀统治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5月4日规定为中国青年节。1939年5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机关报《解放》撰写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他写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主张:“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他指出:“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后载于2月1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毛泽东在演讲中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对五四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领域的目的:“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他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分水岭:“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毛泽东在演讲中充满激情地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他把党八股当作对五四运动的反动:“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邀集文艺界进行座谈,他在座谈会上作了著名的讲话,他在引言中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毛泽东在讲话的结论中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论断,成为革命文艺的指导思想。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对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指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1949年10月1日,正如毛泽东的预言,“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规定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把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中批评了当时的教育体制,他说:“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在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莫里斯·迈斯纳曾经这样认为:“青年毛泽东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精神产物,而老年毛泽东则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政治发动者。”他把毛泽东放在两次文化革命中进行考量,并且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两次文化革命所涉及的中心问题都是反对和否定过去的传统,都存在着协调反传统的冲动与民族主义的感情这个问题,都相信人的精神力量能够铸造社会现实,并且都确信青年是道德更新的主要力量。”迈斯纳的这种认识是比较客观的,这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能够经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五四”运动对毛泽东的影响至深至彻,并最终引导毛泽东从纷繁芜杂的一众思想派系中走向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文化革命”是毛泽东用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是萦绕在毛泽东心头的一个永不消逝的梦想,他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承继“五四”运动文脉的一种新的尝试,这种内在的关联是无论如何都割裂不了的历史存在。1971年11月15日,在26届联大会议上,马里代表团副团长布巴卡·坎特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发言颇有代表性,他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那个国家的人民实现它的伟大使命和胜利地生存到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此外,使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臻于完善的文化革命的开展是由于他们有力量,有能力。这次革命尚未结束,但是全世界已经感到惊异。诽谤者们已经看到,中国事实上是强大的,还看到,中国已经经过了战斗的洗礼,准备着在文化道德遗产已经过重新评价、原子已被驯服、技术已经完善以及在各方面具有先进经济的情况下迎接历史的使命。胜利是全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被公认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国家。在我们当代的历史上,除日本外,这是第三世界中第一次有一个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迈斯纳也曾预见性地指出:“事实将证明,今天对文化大革命一味进行的全盘谴责与过去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肯定一样,都无助于对这一事件作出历史的理解。”我们今天所缺失的正是一种“历史的理解”,因为这种缺失,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盛行、信仰的动摇、思想的混乱,也导致了对毛泽东以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评价的矮化。

  1918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在文章中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74年,毛泽东留下了最后一首诗词《诉衷情》,他在诗中问:“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从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我们看到了一个孜孜以求的伟大灵魂,我们也能够多一些对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历史的理解”。“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在继续那些未竟的事业,他所希冀的是建立中华民族新的生活法则,新的精神风貌,新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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