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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征是宣传队的研究

宗帅 · 2016-10-15 · 来源:乌有之乡
广泛的深入的有效的宣传,是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纽带,是瓦解敌军、战胜敌人的武器,是启发群众、教育群众的“真经”。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伟大长征既是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毛泽东同志曾这样颇为自豪地评价长征,他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1〕长征这是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战略大转移,既纠缠着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也经历着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也凝聚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集团红军和先进的大无畏的革命者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信念和力量昭示,而这种意志、情感和精神的流露、洒播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这支队伍卓越成效的宣称工作来完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长征起到了宣传队的作用,才达到了宣言书的目的和播种机的效果。

  一、长征中高度重视和注意开展宣传工作

  长征是一场急行军,条件极其艰苦,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红军每到一处,都安排专人到处撰写标语,粉刷口号,组织文艺活动,召开祝捷大会等,把宣传工作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通过宣传工作,来瓦解敌军、教育战士和争取群众。

  (一)长征中的宣传工作继承和发扬了党和红军重视宣传工作的传统

  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一贯善于做群众的宣传和动员工作。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们党就十分注重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和发动依靠群众。《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专门就“宣传问题”作出规定,强调“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2〕。在中共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上,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并做了报告,形成了关于一系列问题的决议案,其中就有《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一项,决议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3〕注重宣传这一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在长征期间也没有中断,而长征中的宣传工作更具备了一些独特的特点。比如,高度重视标语口号的提出和书写。成立两人一组的标语队,一人提桶,一人书写。1934年11月25日的《红星报》第三版上刊登的《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的消息,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每天写一个至五个标语”。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重视做好宣传和统战工作等。在藏民区,红军除明文规定用少数民族文字多印宣传品之外,还规定在编制部队训练计划时也要有“番语、番语参谋、通事”等。

  (二)宣传工作贯穿了整个长征过程的始终

  1934年11月9日,长征伊始,红军总政治部就下达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指令中明确要求:“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尽量的召集伙食单位的群众会议,广泛的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居民的和告白军士兵的),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4〕10天之后的1934年11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连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5〕。指示还规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注意事项。仅仅又过了10天,11月29日红军总政治部又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及对瑶苗民族的口号》,提出了“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民族的!”〔6〕的口号。1935年6月,当中央红军长征至康藏地区时,中共中央又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提出了“康藏民族自决,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康藏民众武装起来,建立游击队、自卫军、人民革命军,并参加中国的红军”等纲领和口号〔7〕。1935年10月29日,先期到达陕北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中央红军主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给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的信》,又提出了“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联”的号召〔8〕,进行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鼓动宣传。类似的文件、布告、指令、指示信在长征中还有很多,贯穿着长征的整个过程。

  (三)一批卓越的领导人和优秀的文艺宣传人才投身宣传工作

  长征中,上至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下至普通战士,都能主动将战斗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诉诸笔端,变成语言,写了不少的诗歌,编了不少的歌曲,既是自我调节,也是宣传鼓动。如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中创作了《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和《十六字令》等光辉的诗篇,由陆定一执笔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的名义发布了布告诗《解放弱小民族》,陆定一主编《红星报》,黄镇将军在长征途中创作了漫画,陈伯钧将军写下了《长征日记》,红军书法家舒同亲自书写标语,甚至朱德同志也亲自书写过标语。如1935年3月16日,朱德同志在贵州仁怀县就亲笔写下了“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样一条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纲的标语。中央苏区红色戏剧战士钱壮飞、李伯钊、胡底、危拱之和参加长征的“左联”作家潘汉年、冯雪峰、成仿吾、吴黎平、李一氓等在长征的文艺宣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长征宣传工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长征中的宣传工作贯穿着长征的整个过程,有着专门的领导机构和专业的宣传人员,而且这种宣传多种多样,这种宣传是大宣传、综合宣传,涵盖了方方面面,具体说来,包括政治宣传、文化教育宣传、新闻出版宣传、文艺活动宣传、诗词标语宣传和美术漫画宣传等。我们现在所弘扬的长征精神,所激扬的长征文化,其根基其本源离不开长征中的以及此后的宣传工作。

  (一)用标语口号进行宣传。如果说长征是宣传队,那么标语正是红军手中的另一把犀利武器!长征所经过的大部分是偏僻地区,那里的群众此前没有见过共产党、没有见过红军。通过这些标语,他们了解到共产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和主张,从而拥护共产党,参加红军。因此刷写标语口号,是长征中比较常用和有效的一种宣传方式。红军长征途中留下了大量的宣传标语、口号,有墙上写的,有木板上刻的,有石上鎏的,也有纸上印的,内容也多种多样。不仅是红一方面军,其他红军如红四方面军,红2军团、红6军团、红32军、红25军在长征途中也留下了大量的标语,有时一个标语群是在不同的时间段由不同的部队完成的。标语的内容和种类也是十分丰富,多种多样。如有“红军是工农革命的先锋队”、“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宣传党和红军政治纲领的标语,也有“优待白军俘虏兵,缴获枪有钱发,回家发路费,官兵平等,反对白军官打骂士兵”之类的专门针对白军的宣传标语,还有“愿意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的都是我同胞好友”、“我们要抗日,红军胜利万岁”之类的宣传抗日的标语。一些标语反映了当年紧张频繁的军事斗争,展示了红军战士们不怕牺牲勇于斗争的壮志豪情。如红一方面军在云南元谋县就写了“拖死中央军,打死滇军,脚踏川军!”这么一条颇为雄壮的标语。很多标语至今还保存完好。如现在在四川通江还完整的保存着1300多幅红军时代的石刻标语,其中以“赤化全川”最为著名。这条标语位于通江县沙溪乡左侧红云岩上,字高5.5米,宽4.7米,笔划深0.35米,宽0.7米,里面都可躺卧一人,是全国最大的红军标语,享有“红军标语之王”的美誉。1934年春,红四方面军长征前夕,其总指挥部站錾字队所刻。当前,作为历史见证的红军标语已成为我们党对干部群众和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二)用文艺活动进行宣传。用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进行宣传一直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主要手段,这种宣传在红军长征中也没有中断。据一些专家学者考证和老同志回忆,长征期间大的宣传鼓动活动大概有四次,依时间先后顺序分别是湘江之边、乌江之畔、金沙江边、过雪山之时。在红军的队伍中,从事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的人员既有专业工作者,也有业余人员,专业的宣传工作者大都参与了各类剧团的工作。如长征期间,红一方面军下辖的几个军团都有自己的剧社,红1军团的战士剧社就颇为有名。这些剧社多以宣传队的形式进行活动,宣传队还成立了负责宣传组织群众的演讲分队、负责编排小节目、化装宣传的艺术分队和负责写标语、散发布告传单的张贴分队。这些人员精干、灵活机动的宣传队在长征中的文艺宣传工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以演话剧、唱歌、跳舞和说快板等形式,鼓舞干部战士的斗争,提高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在瓦解敌军方面,当时的红军战士大都会唱《瓦解敌军歌》、《兵变歌》等歌曲,经常在战场上利用喊话、唱歌等形式,向敌军发动政治宣传攻势。

  (三)用刊物报纸进行宣传。用口号、标语和文艺活动进行宣传,毕竟有其局限性。据统计,党和红军先后创办了《红军日报》、《红星报》等70多种报刊,利用报刊这一稳固的坚强的舆论阵地,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向世界传递自己的声音。长征期间,一些报刊如党中央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等被迫停办,但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星报》在长征途中继续办着,此外,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还陆续创办了《前进报》、《战士报》和《红色战场》等报刊,这些在行军打仗之余、在崇山峻岭之间编排出版的报纸,成为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精神食粮和行动指南,对于提振党心、鼓舞士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这一重要文告,就是在长征途中创刊的《前进报》第2期上发表的。

  三、长征宣传工作针对性强,卓有成效

  (一)宣传工作具有一定的广泛性。长征中的宣传工作,不仅有对敌宣传、对汉族群众的宣传,还有对红军战士的宣传鼓动、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宣传。为了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让世界知道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正在进行的艰苦悲壮的长征,中央还派了陈云、潘汉年两同志分别秘密取道成都、香港等地北上苏联,汇报工作,宣传长征。对敌宣传,是动摇瓦解敌军和战胜敌人的重要武器。对群众的宣传,更是生存之必须,因为筹款、筹粮和扩红等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都要依靠群众。为了粉碎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极大的争取民心,就必须努力做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向少数民族群众进行宣传,既是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要求,也是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的必须,更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凶狠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的国民党的必须。发布政治军事行动指南,统一广大红军指战员思想;及时报道胜利喜讯,鼓舞官兵士气;刊载卫生、学习等常识,促进革命队伍每一位成员的身心健康。长征中的宣传工作,宣传的主体、对象和内容都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这种广泛性必然能形成长征宣传工作形式多样和热闹红火的局面。

  (二)宣传工作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长征中由于不断长途行军,很难在一个地方长久停留,因此宣传工作也要依据情况变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对红军士兵宣传方面,在长征初期,为了使战士适应新的作战方式和环境,《红星报》发表了《在行军中克服部队的疲劳》、《预防伤风咳嗽》等文章,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预防措施。长征中,红军打了一些胜仗,每次胜利之后,都会通过召开祝捷会、发表消息和评论等形式通报全军,鼓舞士气。如《打下飞机一架》、《红军占领桐梓城》、《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等一些捷报不时出现在《红星报》等报纸上。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彭加伦,在行军途中,他陆续创作了《别》、《追》、《大王山上路难》、《渡金沙江胜利歌》、《战斗鼓动歌》、《夺泸定桥》和《到陕北去》等反映红军长征不同阶段战斗生活、富有宣传鼓动作用的作品。在对群众宣传方面,党和红军要求“必须首先从群众切身利益开始,然后逐步进入到苏维埃基本主张的宣传,必须以最通俗的语言、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不然我们的宣传鼓动就引不起群众的兴趣与注意”〔9〕。考虑长征沿途的群众很多不识字,红军在到处刷写红色标语的同时,还采用了粘贴通俗漫画的方式进行宣传。长征进入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四川、西康地区后,党和红军加强了对少数民族人民宣传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如凯丰写了《关于彝民中的工作》、《番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和强调。

  (三)宣传工作取得了切实的效果。长征中,为了加强对宣传工作的指导和推动整个宣传工作的开展,《红星》报连续刊登了《十天行军中化装宣传的一瞥》、《一件不应当忘记的工作———写标语画壁报》、《反对浪费宣传品的现象》和《全师宣传队的活跃值得每个宣传队学习》等文章,用理论作指引和指导,并且积极报道宣传工作中出现的先进典型,以典型作示范和引导。长征途中,红军总政治部经常传达、印发对敌军工作的指示和宣传资料,如先后印发了《告白军士兵兄弟书》、《给中央军和黔军弟兄们的信》,在国民党士兵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得有些国民党士兵消极厌战,甚至拖枪投奔红军。特别是教育感化被俘敌军的工作,做的有声有色,直接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如1935年2月,在朱德等同志的亲自领导下,经过红军政工和宣传干部耐心细致的宣传和思想工作,国民党军吴奇伟部被俘的1800余人,“有十分之八被鼓动加入红军”〔10〕。在扩大红军方面,宣传工作也功不可没。如1936年2月9日,红二方面军6军团在攻占毕节城以后,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一次就扩充红军3000多人。在筹粮筹款、团结和发动群众等方面,宣传工作也做到了深入人心,如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康北期间,朱德总司令与甘孜县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9次促膝交谈,结为了好友。格达活佛以其特殊的身份,不遗余力地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在康北,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帮助下建立的波巴人民共和国,受到宣传教育的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仅丹巴县一个县3个月内就拿出了17万公斤粮食支援红军。

  长征是宣传队,因为宣传工作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紧密相连,与群众化、大众性密不可分,与前进的方向、胜利的号角息息相关。广泛的深入的有效的宣传,是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纽带,是瓦解敌军、战胜敌人的武器,是启发群众、教育群众的“真经”。正因为红军有着坚定信念、有着铁的纪律,同时有着党领导下的深入人心、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才最终锻造了一支横跨11省、行程二万五千里、历经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却没有溃散、没有消亡的铁的红军,并由此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

  〔3〕《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1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5页。

  〔5〕费侃如编著:《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M],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8页。

  〔6〕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7〕〔8〕〔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2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238、428、398页。

  〔9〕《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工作》[N],《红星报》(第2期第1-2版),1934年10月30日

  (本文作者: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人力资源部干部 经济师 江西井冈山 343600)

  (原载:《福建党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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