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土地制度不仅具有一定合理性，而且是中国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红利。”12月29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举行的土地论坛上，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一亮出观点即“遭到”诸多学者商榷。
另外的两位对话嘉宾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和东南大学教授华生。在主办方看来，三位学者的对话代表了当前关于土地制度争论的三种不同观点或学派。论坛由东方出版社和凤凰财经主办。
土地制度是与非
贺雪峰将中国现行农地制度界定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老年人种地有收入、年轻人外出务工，在熟人社会下，农民自给自足，生活成本低，而且生活水平较高，该模式生产出大量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又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我们的奇迹以牺牲很多人的利益为前提。中国城乡差距非常大，巴西等国近年来的收入差距下降了很多，不要总把人家都想象成水深火热，只有我们是奇迹。”文贯中针锋相对。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补充道，“用中国的经济奇迹反证中国土地制度是好的，这本身就存在问题。事实上，中国的土地制度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在产权制度名义上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合约的变化也可以带来深刻的变化，这一点已经由张五常教授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明。”
贺雪峰认为当前土地制度的另一个优势是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了退路。“2008年经济危机，很多人都恐惧，实践证明，这种制度有助于缓解危机，不致引发大动荡。将来一定还会出现经济周期，如果不给农民留一条后路，后果是很可怕的。在农村虽不能致富，却足以解决温饱。”
文贯中追问，90后的农民愿意回去吗?这顺应城市化潮流吗?城市化是必经的出路，中国会走人口集中的发展方式。
华生认为双方的分歧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贺雪峰并没有反对城市化，只是说在城市化过程中给农民留一点余地，到21世纪末，全球城市化率应该在80%左右，这一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华生归纳了双方的观点，他指出最大的分歧既不在于农村土地是否要市场化，因为确权办证就是准私有，也不在于要不要城市化，关键是解决4亿进城农民的安居和就业的方式和措施。华生主张学习日本等东亚国家过这道坎的经验，名义上土地私有，实际政府在分配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名义上是公有制，但造就一大批地产富豪，同时也有亿万的穷人。”
但在场的多位学者并不认为政府应该主导土地的利益分配，建立统一自由的土地交易市场更为重要。
争议小产权房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主张小产权房合法化是最终的办法，并与华生提出的小产权房合法化要慎重加以商榷。以深圳为例，大量农民工涌入，政府并没有提供相应的保障房，而是城中村发挥了保障房的作用，“深圳的秘密就在于城中村，这是适合农民生活的地方。”
出于政策设计上的考虑，华生指出目前困境关键不在于现有小产权房，而是如何处置今后的小产权房。“如果合法化了，今后农民就可以盖更多的小产权房，如何进行新老划段，难在这里。”
“目前主张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学者并没有对此做出有效的解释。你们说怎么办?”华生再三追问。
“如果说有市场配置必然出现小产权房，有城中村、贫民窟，会带来各种状况，所以吓的政府不敢搞市场改革。请问政府30年来帮助多少农民工盖了廉租房?不盖房，还要垄断向农民工提供廉租房的权力。”文贯中针对小产权房发问，他也鲜明指出小产权房应该合法化。
而在贺雪峰看来，小产权房的发展，正在塑造着一个土地食利者阶层，他们得益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收益，与全国95%的农民利益不一致。如果小产权房合法化，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获得的财政收入就会减少，这等于食利者阶层从纳税人口袋里掏钱。所以，他主张严禁小产权房合法化，“我们要保护的不能仅是5%的城郊农民，而应该是全部农民。”
文贯中回应，与其把“板子”打在农民身上，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何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大量的城中村和小产权房?为什么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年多，2亿多农民工还得不到基本的居住保障?
资本下乡
张曙光对贺雪峰的著作《城市化的中国道路》逐章点评，包括对“资本下乡”的看法。“农业要现代化，不允许资本下乡，靠农村资本能行吗?”张曙光表示，企业可以到农村去，这是进步，没有资本到农村，农村怎么开发?要改变一个观点，只有农民才能务农，其他人不务农，这是传统思维在作怪。
贺雪峰的忧虑来源于，资本下乡可能会挤占农民回乡的机会，大量的城市过剩资本，会想尽千种办法把农民的地搞到手，纸币不值钱，而土地又是不可再生的。
盛洪直言，将资本下乡视作洪水猛兽，是很有问题的，资本有什么好可怕的呢?资本不是垄断的，资本也没有暴利，又垄断又暴利的是政府。“我们不是指政府和资本结合起来的下乡，而是自有的资本下乡，这对农民是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限制买者也就是意味着限制了价格，如果资本真能下乡，互相竞争，农村的土地价格就会上涨，农村也会获得更多收入，这反而是有利于农民自身利益的。“还有一点，你不能通过剥夺他的权利去保护他的利益。”
张曙光称，资本下乡如果侵害了农民，政府应该管，这是政府的责任，不是别人的责任，“我们不去指责政府的政策不到位，而是拒绝资本下乡，那么我们都在干什么?”
贺雪峰多次强调，“今天不能把农民一点点返乡的机会也给挤占了，这是底线。”
农民回乡
“为何那么担心农民回不去呢?如果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为什么会回不去?你的攻击方向应该是为什么农民不能进入城市，是什么制度导致他们没有机会。”与贺雪峰不同，文贯中更倾向于从农民进城的角度加以展开。
文贯中接着说，“如果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农民进城以后也可以回去，买不到土地就做佃农，照样可以维持生活，繁衍后代，不需要为他们担心。而且，大部分人是愿意留在城市的。”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贫民窟相对照，贺雪峰将农村土地制度视为一种保护机制。“进城失败的农民只要能够回到农村，就算找到了一棵救命稻草，有一个退路很重要，可以找到新的社会关系，相对城市贫民窟，还是不错的。”如果城市存在大量无退路的农民，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问题，在贺雪峰的三农分析框架背后，隐含了更多的社会与政治因素考量。
农民为什么愿意回乡?中青政中文系教授梁鸿根据自己的调研发现，之所以不少农民愿意回乡，是因为无法在城市中找到安全感，城市的结构并没有容纳他们的机制。而在城市化的大潮下，看到资本与权力相结合，很多农民也心存恐惧，更愿意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土地市场化本身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加入政府和资本‘掠夺’，的确很可怕。”
在盛洪看来，贺雪峰表面上像是以“呵护”的心态对待农民土地以及他们的权利，实际上是限制了他们的权益，农民是理性的，他们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梁鸿对盛洪的观点加以补充，“在经济领域，可能所有的人文都是软弱，甚至虚伪的，但站在农民的视野看问题，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刚才有学者提到，如果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农民怎么可能没地方去，可以去当佃农，可至少在现阶段，农民内心是很恐慌的，不知道方向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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