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化学除草及其危害
古人采取的以人力为主的物理除草措施费力费时，现代农业多不愿意采用，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发明了除草剂这种化学除草方法。化学除草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期，在防治欧洲葡萄霜霉病时，偶尔发现波尔多液能伤害一些十字花科杂草而不伤害禾谷类作物（阎世江 等，2017）。法国、德国和美国同时发现硫酸和硫酸铜等的除草作用，并用于小麦等地除草。有机化学除草剂始于 1932 年选择性除草剂二硝酚的发现。20 世纪 40 年代，2,4-二氯苯氧乙酸（2,4-D）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有机除草剂工业的迅速发展。1971 年合成的草甘磷具有杀草谱广、使用方便的特点，是有机磷除草剂的重大突破，转基因耐除草剂作物的出现更是将除草剂的使用推向高峰（李云河 等，2012）。
化学除草能够发挥作用，是根据除草剂对作物和杂草之间植株高矮和根系深浅不同所形成的“位差”、种子萌发先后和生育期不同所形成的“时差”，以及植株组织结构和生长形态上的差异、不同种类植物之间抗药性的差异等特性而实现的。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除草剂助剂（苏少泉等，2007）用以拌种或与除草剂混合使用，可保护作物免受药害，扩大了除草剂的选择性和使用面。由种子萌发的一年生杂草，一般采用持效期长的土壤处理剂，在杂草大量萌发之前施药于土表，将杂草杀死于萌芽期。防除根状茎萌发的多年生杂草则采用输导作用强的选择性除草剂，在杂草营养生长后期进行叶面喷施，使药剂向下传导至根茎系统，从而更好地发挥药效。
化学除草具有高效、及时、省工、经济等特点，适应现代农业生产作业，还有利于促进免耕法和少耕法的应用、水稻直播栽培的实现及密植程度与复种指数的合理提高等。但大量使用化学物质对生态环境可导致长远的不利影响。这就要求除草剂的品种和剂型向低剂量、低残留的方向发展，加强生物除草剂研发，尽早实现推广（陈世国和强胜，2015）。同时力求与其他措施有机地配合，进行综合防除，以减少施药次数与用药量。
由于除草剂的广泛应用，目前人类食用的主粮、水果、蔬菜，乃至中草药，都难以逃离除草剂的影子。然而，这种科技进步是有代价的，即食物链有可能被污染，譬如市场上畅销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油、菜籽油；含转基因大豆蛋白与转基因大豆油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婴幼儿配方、孕妇营养食品；转基因豆制品、豆浆粉等，添加转基因大豆蛋白的火腿肠、香肠、饺子等一系列冷冻食品、面包及蛋糕、饼干；一些快餐用转基因油炸的食品、转基因豆浆、喂养转基因大豆的家禽、家畜的肉等食品，皆可能让超低微量浓度的残留草甘膦进入人类肠道，通过肠壁血液循环系统进入体内所有器官，甚至进入孕妇体内的胎儿。
除草剂对健康的影响甚于杀虫剂。除草剂除草只管灭杀杂草，而不管土地，也不会关心除草剂对于人类食物链的污染，喷洒除草剂这个农活本身就是很有健康风险的。除草剂的毒性很强，即使几十米远的地方飘过来的除草剂对那些敏感植物仍有杀伤作用。
农业从来都不是一个偷懒的产业，如果盲目像工业生产那样提高效率，发展懒人农业，那么生存健康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研究显示，与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捆绑使用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中的活性成分草甘膦，具有雌激素作用，而且在一万亿分之一超低微量浓度范围即可促进乳房癌细胞增殖（Thongprakaisang et al.，2013）。国际癌症研究所将草甘膦列为 2A 类致癌物质（Guyton et al.，2015），也有研究表明草甘膦会引发“非酒精性脂肪肝”（Mesnage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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