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华：中国变左了是无稽之谈吗？

　　左中右是客观存在，又是一种分析方法

　　23日，环球时报发表评论《“中国变左了”是无稽之谈》，在红歌会网站受到大多数网友批判，我认为，批判有一定道理;但也要注意评论反映的问题。

　　评论正确指出“一些人用说今天‘左’来表达不满”;也实际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左’‘右’这样的概念在中国官方文件对现实政策的论述中已大体弃用，十八大报告和三中、四中全会公报中都没有使用它们。主流媒体除了讲述过去，使用这些字眼也不多。”评论说“如今舆论场上的‘左’‘右’概念总体是模糊的，只有它们的价值色彩十分突出。”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总的说“‘中国变左了’是无稽之谈”，说以左右论事是“降低自己的理论层次，让人感觉他并没有追上今天的时代。”则不能苟同。

　　我们知道，毛泽东经常划分左右，以左右论事，他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后仍会是这样。”邓小平也常用左右论事，在改革初期突出地反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又讲反右。左右是客观存在，是对立统一，因而也是对事物的一种分析方法，对动向的分辨，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看清楚时事和人们的动向。毛泽东如此，邓小平也如此，过去如此，现在、将来也要如此，怎么能认为“‘左右之争’是一种过时的东西，这种互联网上打嘴仗的标签，根本拿不到严肃探讨当下国家治理的层面。一些人用说今天‘左’来表达不满，很容易在公众眼里降低自己的理论层次，让人感觉他并没有追上今天的时代”?难道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层次低，邓小平是贴标签?他们是打嘴仗，他们的分析方法过时了?

　　左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时代、社会，有不同的左右观，笼统的说不清楚;但是，在同一的时代和社会，左右观又是分明的。比如在现在中国，一般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左，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右。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邓小平，以及网上说“中国变左了”的人，左右所指都是基本上清楚的，并不模糊。

　　评论指出“‘左’‘右’这样的概念在中国官方文件对现实政策的论述中已大体弃用，十八大报告和三中、四中全会公报中都没有使用它们。”这确实是“新常态”。我在2011年7月4日《读习近平纪念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讲话有感》已有所觉察，到2012年12月4日写《18大报告与习近平就职宣言》时便明白指出：“习的就职宣言既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没有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回避了意识形态的争论，……直接提出人所关注的不容反对的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形式上避免左右意识形态的争论”。评论可以说是表现了这个策略，但是，党的文件，习近平讲话，并没有否认过左右的存在，他们只是避而不谈而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任何政治家的心里都明白，客观存在阶级斗争、左右之争，可以嘴上不讲，但绝不会在实际中回避。对此，我是看清楚了的，所以，才紧接着写道：“但是实践起来，帝国主义会不捣乱?先富起来的人就心甘情愿?腐败分子、官僚主义者能立地成佛?任何有常识的人，应当知道这三个问题的解决，都将是十分激烈的斗争，会是比改革更深刻的革命。事实上，‘斗争’、‘革命’这两个许多年不讲的、被认为是‘极左’的词汇，已经几次出现在习近平18大后的讲话里。王岐山讲反腐败也使用了‘斗争’这个词。”毫无疑义，“斗争”总是对立面的斗争，左与右就是对立面。

　　评论认为“国内一些人对当前‘左’的评价，与西方主流舆论对中国的否定态度一脉相承。对西方一些精英来说，中国强大和共产党执政都是他们不愿接受的。对国内那些人来说，政策对社会治理的有效与否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们是否在把中国朝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推，是否有助于动摇当下的政治结构，把让出来的那部分权力分配给通常所说的‘自由派力量’。”这样讲右派是对的，但是不分左右地讲，就有失片面，不对。

　　中外右派确实对十八大后一些大政方针，对习近平推行的积极的外交政策，两个不能否定，整风反腐，经济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文艺座谈会，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新古田会议，等等，都不满意，他们笼笼统统地讲“中国变左了”，如评论所说不“将自己的观点展开论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今天还是讲“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所以，有意识地与邓小平反左联系起来，以便定性习近平和现在中国“向后退了”。评论说它是“无稽之谈”，实际上是评论者有某种顾忌，表现暧昧，回避了价值取向，模糊了中国共产党在干什么。

　　要知道说“中国变左了”，不只是右派，中国网络左派也有相当多一部分人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左转了”，不能说左派也赞成西方自由主义;左翼中另一部分人则以搞“混合经济”坚持私有化改革，认为中国仍然右。这是“评价坐标系的原点”不同。我也不赞同笼统地讲左右，而是具体地讲“18大后，外交令国人展眉吐气，党政作风向好;‘改革红利’还是一家之说，宜争鸣慎行。”“外交令国人展眉吐气，党政作风向好”，左派不能硬用毛泽东思想衡量说是右，评论又何必因邓小平反左而回避这个字呢?对市场经济改革，我的态度十分明确，“‘改革红利’还是一家之说，宜争鸣慎行。”这是留有余地的说法。因为“改革红利”这个抽象，可以表现不同的具体形式，比如“混合经济”，顾名思义是一种过渡形式，毛泽东曾经通过公私合营这种混合经济形式把私营企业改造为国营企业;邓小平又通过股份制改革把国营企业改变为私营企业。所以，这事儿还得看一看，根据其实际变化，再定它是右，还是“变左了”。我这人按事实说话，“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还注意了网评说的：“必须指出，前几年社交网站的样子决非社会的常态，它们同现实社会的结构南辕北辙，成为最极端的一角。”但是，文章写的比较长了，留到以后探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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