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界历来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思想的问题只能通过思想争论来解决，不能诉诸政治等强制权力。这话，对于知识界内部而言成立，但不能延伸到政府的管理部门。
原因很简单，再合理的理论，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反之，再极端、偏激的理论，也会有自己的信奉者，例如邪教、恐怖主义。哪怕只有极少数人信奉，一些理论的传播，也可能在现实中造成严重损害。所以，政府方面哪怕再有“理论自信”，也不能放弃思想管制的手段。这一点，古今中外皆然，唯宽严有别而已。
那么，为什么一些在西方能够容忍的声音，在东方却遭管制呢?除了管理者因多种原因可能滥权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东西方政治结构的差异。不同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同的适应性。西方政治结构的特征是向下开放，所以容忍不同声音对它而言，是容易的、无害的;而中国政治结构的特征却是向上集中，所以容忍与主旋律“对着干”的声音，对它来说是困难的、有害的。反之，权力的集中对于中国是有益的，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效率，具体可见习近平等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的作为;而这对于西方来说，则可能相当于毒药，例如出现希特勒式的人物。所以说，中、西方两种政治结构，各有其优劣。
因此，不能以西方的标准作为中国言论容忍的尺度。这两种政治结构各有短长，如西方的决策效率较差，而中国则易于产生言路堵塞等问题。好在现在是信息社会，又有互联网的存在，中国体制的短处，已相当程度上被技术进步所弥补。在今日中国，意见的上达已不是问题，问题只是一些言论的传播遭到管制，不能进行公开的舆论动员，因而不能形成可参与政治博弈的社会力量，而只能被动地等待上位者的选择。但这种状况本来就是中国这种政治结构下的权力运转方式，而思想通过舆论完成社会动员，进而参与政治博弈，则是西方的方式。
抽象说，西方的结构似乎更合理、更易实现长效化;中国的方式则易出现人亡政息现象。但具体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阶段，有着不同的优劣，这种差别并非绝对。政治结构以外的其他因素，可能起的作用更大。而政治结构的转变本身，就是更大的问题，成功转型需要多种条件;条件不具备时，往往得不偿失。对中国而言，相对于引发颜色革命、社会动荡等风险，保持现有结构无疑是更好选择。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结构迄今为止具有西方体制难以企及的发展效率。
而在政治结构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其他方面就只能遵循这种结构下的适应性。如果明明坐的是船，而不是汽车，却偏要到高速公路上去飙高速，结果只会是更慢、更糟糕。自由派经常忽悠人(也可能是他们自己被人忽悠)的一种观点是：中国如果完全放开言论，结局会比现在更好，对执政党也更有利。实际上，由于政治结构的差异，西方的良药到中国很可能变成毒药，所谓淮橘成枳。中国如果像西方那样放开言论和结社，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苏联的1991。
当然，作为“向上集中”结构下的执政集团，仅有对舆论的管控是不够的，关键还必须致力于建构真正具有理性说服力和现实解释力的思想理论。在这方面，官方至今乏善可阵。所有官方的言说，都没有摆脱一个致命的缺陷：回避自身利益，尤其是回避自身与其他阶层的利益差异，于是只能停留在“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上。这种回避利益、回避人性、回避根本矛盾的理论建构，不管包装得再怎么美仑美奂，都不可能照进现实、照进人心。
反之，近些年来，民间的思想理论原创却硕果累累。不妨试举其中的皎皎者：黄纪苏先生的比较意识与比较性竞争理论，揭示了人性自私及社会不平等的奥秘：人性之所以自私，不仅是出于物资稀缺的客观需要，更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比较、竞争、力图胜出的主观需要。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否证了马克思的终极设想：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物质极大丰富，从而通过“存在决定意识”，使人类摆脱自私，走向高尚。黄纪苏的发现证明了，不管物质如何丰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性竞争不会终止，人性之自私不会完结，社会的不平等也因此不会消失。但就是在这种不平等“永恒不灭”的源头中，却孕育了人类不断走向平等的动力和希望——同样是因为比较意识：占人类大多数的比较中落后者，无法忍受被抛下的结局，他们所诉求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平等”。
潘维先生则提出了“创新社会主义理论”最合理、最切实可行的思路，其设想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他的思路是：通过“脱马”、“脱制”两个步骤，将社会主义泛化为一种精神，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理论所描述的社会制度。这样，在保住社会主义这杆大旗、以及执政党历史合法性的前提下，却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所造成的思想束缚、行动包袱和历史欠账;在此新的结构下，中国就能够放手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精神元素，同时又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了相对于西方的独立性。这是一种很精巧的构想，就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而言，这也是一种最具可行性、很适于当下中国的理路。估计未来中国官方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改造，最终还是要沿着这个方向开拓。一步到位不可能，分步走则很有可能。
署名“学而思”的学者，对于构建当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作了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全面，同时也最贴近现实、最具说服力的论证。他的理论，为新时期真正言之成理、行之有效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作出了很好铺垫。更重要的或许是，他的论证表明，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独立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可行的，而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人的理论自信，也是真正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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