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的小岛，成了中国法学人的回旋镖

一个岛，一份文件，对于美西方精英集团来讲，是一场风波；而对于东方神秘大国的吃瓜群众来讲，着实是一场好戏——好就好在，让更多人识破美西方精英集团的虚伪面纱。

法律人名声不好，得反求诸己——一个法学生的心路历程

根据文件中提到的，访问小岛次数之最的人物，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美国著名刑事辩护律师，罗翔老师反复提及、极力推崇的偶像——艾伦·德肖维茨。

当然，德肖维茨登上小岛，也不一定是去满足原始欲望，是去搞钱拉业务也未可知——挣钱嘛，不寒碜。不过跟这么一个人间炼狱扯上关系，德肖维茨面临着人设崩塌的严峻危机。其本人尚未出面说明，信徒罗翔老师也一反往常，没有引用什么经什么篇，为大家拨云见日、释疑解惑。

只能说，这一记回旋镖，真是猝不及防地直冲面门。罗翔老师再一次给大家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众多评论区都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又想起前段时间江平教授和张文教授去世时略显分化的网友评论，我不得不感慨：

法律人的名声怎么了？

我想以我的心路历程为载体，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说到我当初选择法学专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维护公平正义——现在想来，确实是too young,too simple，too naive。不过对于十八岁的学生来讲，有理想滤镜也在所难免。

法学作为一种舶来品，对心智尚不成熟的学生具有极强的塑形作用。在进入法学院学习后，我也曾一度陷入对西方价值观的崇拜。究其原因，一方面，学科本身，即概念的解释、内容的展开、体系的构建，都绕不开西方的话语体系。比如讲宪法，绕不开《权利法案》；讲民法，绕不开罗马法；讲刑法，绕不开罪刑法定。

我并不是说这些内容是错的，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权利法案》相对于欧洲中世纪的统治方式是进步的，罪刑法定相对于欧洲封建时代的法律运行是文明的。但是，就像“徒法不足以自行”，内容本身的价值如何是一回事，这些内容如何讲授又是另一回事。

这就是另一方面的原因：法学专业的很多讲师、教授对西方法律所蕴含的价值观的极致推崇。对于西方的法律精神、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运行，我的多位老师极致吹捧。吹捧还不算完，还要捧一踩一，对我们自己的法律建设冷嘲热讽。

捧一踩一还没完，更有甚者，对我们的国体、政体、政党进行全方位的质疑甚至是否定。当初我们学院有一位临近退休的老教授，单看外表的话，会让人觉得“慈祥”“和蔼”，一副很斯文的知识分子形象。但是，一旦听过他的课，就直让我想到“皓首匹夫，苍髯老贼”八个大字。

当然，这是后话，就当时的我而言，老教授的话具有很大的蛊惑性——因为知识储备上的巨大差距，我很难反驳老教授输出的观点。结果就是，在日复一日的“熏陶”下，我表面上并不认同老教授输出的价值观，但是内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

比如，当初的我对西方“司法独立”的憧憬。那时候我极端地认为，法院的地位应该至高无上，审判权应该畅行无阻，法院应该拥有审判任何机关、任何官僚的权力。

比如，当时的我对西方“三权分立”的向往。那时候我固执地认为，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才能制约公权力，而我们自己的监督制度只是监守自盗的游戏。

比如，当初的我对西方“宪政”的顶礼膜拜。那时候我幼稚地认为，西方的宪法才是真正的保障人权的宪法，我们的宪法只是土里土气、还要硬拿出来的装饰品。

比如，当初的我对西方“废除死刑”的极致崇拜。那时候我“众人皆醉我独醒”地认为，死刑是落后的、野蛮的，废死是进步的、文明的，我们坚持适用死刑，是自绝于文明世界。我还一腔热血地认为：今天就彻底废除死刑，明天一切照旧。

比如，当初的我对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无限痴迷。《独立宣言》里一句“人人生而平等”就让我热血沸腾，而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法律文化和民主法治建设，我却不以为意、嗤之以鼻。

……

现在回头一看，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我当初在想些什么？！too young！too simple！too naive！现在想来，我之所以没有进一步滑向恨国的深渊，全凭一股子朴素的爱国情感在上面吊着。

如今的我，已不是当初的我了。说是脱胎换骨也不为过——脱的是向往西方精神的胎，换的是崇拜西方价值观的骨。

其实价值观的转向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转变总有一个契机——

那是大四放寒假的前一天，我去图书馆借书，找了几本书就去服务台办借阅手续。但是我一想刚考完研，假期也没什么事可做，干脆再拿一本。服务台旁边正是党政读物书架。我扫了一眼，有一排的《毛泽东选集》。算了，不挑了，拿一本毛选吧。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是的，我的价值观转变的契机，就是毛选。毛选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时我就有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革命这么大的事，首要问题是找朋友？就这样一篇篇地读下去，大四读完了第一卷，研一研二读完了后四卷。

七年的法学教育教给了我不少专业知识，但是——我的价值观的塑造，我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我的观点立场的确立，都是来自毛选，而不是我接受的法学教育。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想一想去年频繁登上热搜的词条：“罪犯子女考公限制应该消除吗”“罪犯子女考公限制要不要取消”“建议消除对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没完没了。政审本就不是一刀切，他们却想一刀切地废除。当然，这样有趣的话题，罗翔老师自然要说几句，说来说去还是诸如公平、法治精神、犯罪人权利之类的陈词滥调。

现如今“保护犯罪人权利”确实是一种倾向。德肖维茨不就说过：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不耻之徒辩护的人的态度。前些天我去看《三大队》，在程兵把王二勇送回监狱之后，我的第一个想法竟然是“王二勇现在的妻子和孩子怎么办”。

之所以出现这种想法，就是我所接受的法学教育告诉我的：随着社会关系的修复，发动刑法的必要性也在下降。但是很快，片尾曲《人间道》的一句“好人都未必能有好报啊，那坏人凭啥享安乐”点醒了我。是啊，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凭什么时间久了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呢？

我们总是在考虑如何保护犯罪人的权利，那被害人呢？我们总是对西方亦步亦趋，但是这套理论真的就是对的吗？就算退一步讲，是对的，但是合乎我们的实际吗？对胖子来讲，减肥是件好事，但对瘦子来说却未必。瘦子盲目地跟着胖子减肥，最终受损害的只能是自己。

我们的很多法律人，尤其是法学家，某种程度上就是西方的翻译机、传声筒。或许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确实需要大量地引进西方理论，以活跃我们的学术界。但是现如今，我们依然难以建立自己的学科话语体系，这合适吗？扮演翻译机、传声筒也就罢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律人乐于扮演追随者：对中国不利的，天天讲、月月讲、大讲特讲；对西方不利的，不清楚、没听说、不要造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