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彻底的镇压，往往不可能知道中国传销同志的意见和观点。但今天，我们很幸运能够发表以下由资深传销同志发给我们的关于中国 COVID-19 大流行情况的文章。
一个幽灵正在困扰着世界——COVID-19的幽灵。
它不分种族和国界，感染着中国人以及那些自以为不可战胜的人。它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傲慢和等级制度。
目前尚不清楚病毒究竟是如何从潘多拉魔盒中出来的。科学和政治，受害者和替罪羊，现在都纠缠在一起。
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人类将共同战胜它。然而，这种阶级/种族盲目的病毒揭示了我们阶级社会中的许多矛盾。公众的傲慢和偏见，统治阶级的无知和短视，现在都是显而易见的。
1. 政治家、病毒和人民
“电晕”这个名字来源于病毒的冠状形状。在中文中，“冠”和“官”的字读音相同。所以人们也称它为官僚病毒。“电晕”是形状，而替代品是物质。
它首先冒犯了中国武汉。世卫组织将该疾病命名为 COVID-19（2019 冠状病毒病），因为它于 2019 年被发现。该病毒最初被认为是SARS，于2019年12月30日新年前夕公开。
当天，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艾芬收到了一份关于“不明”肺炎的检测报告。她看到了上面的“SARS”标记，由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医生对SARS的高度警惕，她拍下了报告的照片，并通过微信发给了同事。当晚，这份报告迅速在武汉的医生圈子里流传开来。公布这些信息的人包括八名医生，他们后来因“散布谣言”而被警方训斥。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四天，即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张继先医生已经向武汉市疾控中心提交了四例疑似病例的报告。29日，武汉市和湖北省卫生部门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医生是健康的守护者，几乎就像哨兵一样，往往首先发现敌人。虽然张继先博士后来因其工作而获得官方认可，但其他八名医生，或许多人称他们为“告密者”，因公开信息而受到惩罚。特别是李文亮医生，多次遭到武汉卫生官员和医院的责骂和训斥。他被要求反思自己的“错误”并写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不幸的是，他后来死于政府希望他在 34 岁时否认的病毒。他是第一个受到训斥的人，也是第一个在战争中丧生的哨兵。为什么张医生和李医生的经历如此不同？
哨兵不是指挥官。是否敲响警钟，实施社会动员，取决于一套既定的规则和习俗。然而，多亏了社交媒体，信息可以很容易地流出官方公共卫生系统。如果这些信息被证明是有害的和错误的，它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广泛的谣言，在像中国这样不那么透明的社会中引起社会恐慌。这是任何制度都不能容忍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八位医生的训斥并非没有道理。这种处理并不一定侵犯言论自由。然而，政府在纠正一个小故障的同时，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严重的犯罪！
2019年12月30日，八位医生首次公布了这一信息。次日，武汉市卫生部门发布肺炎报告，驳斥“人传人”和“感染医务工作者”的说法，八名医生受到训斥。2020年1月2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纷发“八大造谣者依法惩治”的消息，实事求是地告诉社会，一切平安无事。
在这个过程中，政客和官僚们上演了各种闹剧和戏剧。仅举几例：限制医务人员使用口罩和个人防护装备，并允许在武汉举行大型集会。地方政府甚至打着安抚民众的幌子组织新年平价。看起来他们几乎不在乎自己的职位，而是真正关心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20年1月20日，当时国家卫生部门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公开确认了人际传播事件。这是在第一次通知后三周，当时已经有极端的社区传播。仅仅三天后，即2020年1月23日，武汉被迫封锁。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说“八个人被关起来，然后整个中国都被封锁了”。从表面上看，逻辑是缺乏言论自由导致了这样的灾难。但这不是真正的问题。这种撒谎、掩盖和传播假新闻在言论自由更多的西方也是司空见惯的。例如，美国总统可以很随意地胡说八道，却不能减轻人民的一点痛苦。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通常，当提到政府、劳动人民和致命的病毒时，这一点就很清楚了。不幸的是，在大流行中，许多人将病毒问题与政府问题混为一谈。
在毛主义时代，中国在抗击血吸虫病（蜗牛热）和疟疾等疾病和公共卫生挑战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这得益于共产党、科学家和人民的高度协调行动。这是中国保存下来的重要遗产。
2003年，中国爆发了严重的SARS，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认真对待这种病毒。
2003年后，中国斥资1亿多美元建设了世界上最大的传染病和公共卫生报告系统。该系统可以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将公共卫生信息传达给中央政府，为快速循证决策提供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9年，一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顶级专家自信地断言，中国不会重蹈SARS的覆辙。
强大的公共卫生遗产，对遏制病毒的大规模支持，以及先进的信息系统。然而，在这里我们仍然 ar .谁是过错方应该相当直截了当。
2. 病毒与自由
每个人都渴望自由，没有人轻易放弃。对于“自由”世界和“不自由”世界的人来说，这是一样的。即使是病毒也需要宿主的自由移动才能传播和变异。但自由到底是什么？
病毒就像来自大自然的“自由战士”，对人们进行报复，剥夺他们的生命和自由。我们必须与之抗争，也必须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里，资本的自由是首要任务。金融交易、全球贸易、市场竞争——这些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会停止。资本的积累保证了无休止地开采石油、煤炭和矿产的自由，水污染和森林砍伐，空气中的毒害和动物的屠宰，以及基因改造。为了满足他们的胃口，消费者放肆地吃任何东西，无论是果子狸、穿山甲还是蝙蝠。
在这种不受阻碍的自由上，大自然进行了报复。频繁的飓风、蝗虫爆发、干旱、火灾、洪水、烟雾和传染病（H1N1、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等）——它们只是“自然的”吗？
在持续的大流行期间，从个人防护装备的生产和流通来看，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个人防护装备是抗击病毒的急需武器。病毒似乎在嘲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毫无疑问，根据资本家的说法，利润先于工人的生命。他们非常不愿意放慢速度，更不用说完全停下来了。随着劳动力的隔离，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离，它本质上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停止。这难道不会迫使资本家产生绝望的自杀念头吗？
毕竟，这才是政治上掩盖和犹豫，最终导致疫情肆无忌惮的真正原因。这种困境对于自由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
中国的疫情恰好发生在春节（中国或农历新年）附近，这是每年正常的假期周。这有助于避免决策中的困境。中国还受益于早期发现错误、政策制定者对SARS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科学专家建议的谦虚态度，最重要的是，中央领导层及时决定封锁武汉和全国。在这段时间里，钟南山（一位备受尊敬的肺病学家，有SARS的经验）在领导和人民中赢得了神一样的声誉。
在大流行期间，一张图片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上面有卡尔·马克思和一句假话：“当大流行发生时，资本主义显示出它的许多问题;大流行是资本主义的丧钟，因为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取代了资本主义。
这显然是巫毒逻辑。无产阶级革命将敲响丧钟，而不是某种流行病。马克思绝不会提出这种不科学的论点。但中国的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些社会观点。据说，这场大流行病极大地重塑了青年政治：对资本主义更加失望，对社会主义更加尊重。
毕竟，只要人类不重新思考“自由”的真谛，不消灭资本，从根本上解决人性矛盾，自然界就能不断产生病毒等自然灾害。正如罗莎·卢森堡在100年前指出的那样，最终结果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主义。
3. 东方与西方
自从这种流行病在东方首次爆发以来，西方的政客们就将这种病毒视为亚洲人的特殊现象。相应地，东方人民用其他阴谋论进行反击。种族主义言论和阴谋论迅速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甚至不同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也被贴上了病毒标签。
例如，中国南方人喜欢吃野生动物，由于病毒确实在南方（武汉）爆发，西方人因此确信中国人的饮食方式产生了病毒（只会感染中国人）。因此，他们忽视了社区在自己国家传播的潜力。来自中国的反谣言是，该病毒起源于美国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因此，他们可以继续吃野生动物。
而且，一开始，西方人歧视甚至鄙视戴口罩的亚洲人。这是基于一种误解，即只有病人才戴口罩，而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病人”会让其他人处于危险之中。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禁忌。日本人戴口罩是为了预防花粉症，中国人在空气质量恶化时戴口罩。事实上，大流行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即使是西方人也开始购买口罩，无论官方建议如何。口罩的短缺迅速扩大到消毒剂和卫生纸。在危及生命的条件下，不戴口罩的“文化”似乎可以迅速改变。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的封锁政策最初受到西方媒体的批评。他们一方面谴责“不人道”的中国政府，另一方面蔑视“听话、没有自由意志”的中国人民。事实上，至少在过去几个月中，情况并非如此。中国人民对强制政策给予了最充分的支持和配合，主要是因为对2003年SARS危机所经历的痛苦记忆犹新。中国官僚机构一开始反应迟钝，但经过快速的人事变动，官僚们都处于戒备状态，整个系统运行得非常顺利。
政府有资金和物资等公共资源，医务人员有他们的专业知识，人民给予社区大力支持。这三个方面加在一起，作为一个有效的战斗团队，能够赢得战斗。
到目前为止，公共卫生运动一直很有效，公众对此感到高兴。党和政府起初丢了分，但后来弥补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整体看法，将对政府有礼貌和忠诚。
武汉市委书记，大胆立下“感恩”教育计划，希望武汉人民感恩党和领导。人们非常不喜欢这个计划，以至于官员们不再谈论它了。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在疫情前的评估，美国应对疫情的能力最好，而中国排名第54位。中国专家还指出，美国的医疗技术比中国好得多。
可想而知，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医疗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像现在西方这样肆无忌惮的疫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感到一些宽慰。
在与病毒的斗争中，有三件事值得强调：
整个国家医疗系统支持武汉，公有医院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医院的私有化规模很大。2017年，只有36%的医院仍然是公有医院，而在武汉，这一比例甚至更低，为23%。武汉是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98家公立医院和258家私立医院。在大流行期间，私立医院要么没有资格接收病人，要么选择关门。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武汉的公立医院将无法应对这种情况。
全程免费检测和治疗。这项政策确保任何应该住院的人都会住院，任何应该接受治疗的人都会得到治疗。
最后，让我们简单谈谈中西医的作用。事实证明，中西医之间的合作是有帮助的。由于对利润的关注和西医药的垄断地位，传统医药在中国被严重边缘化。由于缺乏西药和设备，中医能够在这场大流行中发挥作用。
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医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童晓林发表了一些研究结果。他们表明，传统医学对轻度和重度症状的患者以及康复的患者都有积极影响。中医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是有效的，为全球抗击病毒的努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陈A.F.（55岁，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者）
2020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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